江南是温柔鄉，西晉士族南渡不思進取，北方士人卻探索出國家出路_風聞

當帶兵進京的董卓和避亂北逃的漢少帝劉辯一行，在洛陽的邙山一帶相遇的時候，東漢帝國的喪鐘便已敲響，一場席捲神州大地的動亂亦在醖釀之中。一個屬於豪強和英雄的時代，一個戰亂和蕭條的時代，漸漸展開，這便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如果從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廢少帝立獻帝算起，到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滅陳天下重歸一統為止，這段分多合少的亂世，已經持續了400年。在這段亂世之中，士人將自身的命運與大時代緊緊相連，演繹出極其豐富的歷史大戲。

一、士分南北：歷史的分流

建安五年(200年)，寒族出身的曹操率軍在官渡打敗了“四世三公”的豪族袁紹，史稱官渡之戰。此役奠定了曹魏在北方的基業，也宣示着寒族勢力對士族勢力的勝利，只不過這勝利是暫時的。

曹操重視法術，唯才是舉，崇尚節儉，一舉打破了儒家士族的精神堡壘，他的麾下不僅匯聚了一批有才能的寒族人士，也容納了很多像荀彧這樣的士族代表。曹魏終於在刀槍火海中建立了起來。但官渡雖敗，袁紹雖死，士族力量卻只是暫時地避讓忍辱，靜待着時機的到來。等到曹操去世，他們便推舉出司馬懿，重新來博取政治上的權力。

新《三國》中的司馬懿

袁紹的接班人是司馬懿，他出身於河內司馬氏，心狠手辣，手段高超，在一眾士族的支持下最終成功攫取了曹魏政權。於是士族在政治上又抬起了頭，憑藉着九品中正制的確立，士族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愈加鞏固。道德名教的標榜、門第觀念的強化，都預示着西晉到底是儒家士族的政權，唯才是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實，曹家和司馬家的政權都得位不正，尤其是司馬家，於是最高統治者一方面高標着儒家孝義，一方面又心狠手辣地維持着統治。在這樣的政治空氣中，由東漢清議演化出魏晉清談，老莊學説逐漸在士人之間流行，“越名教而返自然”的風氣興盛起來，著名的代表便是“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

清談玄思或許高妙不可言傳，但如果高官也務虛避實，那麼這個政權便有傾覆的危險。不巧的是，西晉正是在上層的持續腐化和崇尚玄虛中垮台的。

在北方持續的大亂中，士人再次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這一回，歷史將為他們分流。

二、南渡衣冠：絢爛的困境

西晉垮台，北方大亂，久居上層的士族選擇南渡，擁戴着晉室的後裔重新建立起政權，是為東晉。而留居中原的較下層士族則不得不團聚民眾，直面“五胡”在北方掀起的驚濤駭浪。

衣冠南渡

南渡的士族攜帶着大批的宗親和部眾蜂擁而來，以擁立晉室的美名在政治上再度立足，並藉着晉室的名號在南方佔地修園，獲得經濟利益。南渡之初，驚魂未定，百廢待興，或許還有些哀愁和憂思，等到情勢穩定，士族們又紛紛有了“此間樂不思蜀”的意味，討論玄思的興致又捲入重來。

東晉政權偏居一隅，如何妥善地消化安置南渡而來的政治勢力，如何破除門閥士族和低層寒族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難題。門閥士族在政治上自有根基，所以對北伐事業不熱心，而寒門疏士和王室近戚卻很想建立功勳，於是東晉不時陷入北伐和內亂的循環之中。

東晉士族代表——王羲之劇照

最後，出身寒門庶族的將領劉裕以立下赫赫戰功的軍事實力取代了東晉，是為南朝。而東晉南朝的士族門閥已經腐化糜爛，再也扛不起時代命運的大旗了。正可謂，士族無進取，寒族無教養，南朝無出路。但對於整個中華文明而言，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終究是在北方探索的。

影視劇中的劉裕

三、走向隋唐：北方的道路

南渡的士族在南方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於是競相安逸享樂，暢談玄思；而留在北方的較低層的士族則要面對“五胡”的入侵和搶掠，時時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環境之中，所以比較務實和積極。這不能不説，因為大江南北的士人所處位置、所佔地位、所持態度不同，所以命運也不一樣。

一旦胡人要立足中原建立政權，便不可避免地要與士族合作，於是北方的士族漸漸獲得了政治上的話語權。但真要讓北朝煥發出新的生機，還需要在政治經濟上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來。北方士族在與異族統治者的合作中，相繼產生了三長制、均田制和府兵制的規劃。

三長制讓政府的力量能夠滲透到底層民眾，均田制讓底層的民眾能夠有一個較穩定的經濟基礎，府兵制讓民眾的軍事征戍有了一個相對合理的規定。於是，底層民眾的生活開始好轉，國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補充和強化。這一番實際摸索中建立起來的制度，讓北方真正開闢出穩定可靠的道路來。

文史君説

自從東漢士族形成穩固的勢力以來，這樣強大的士族力量註定和有力的中央政府無法共存，於是在東漢中央的衰落中士族力量壯大，在隋唐中央的強盛中士族力量衰落。作為一個特殊的羣體，士人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分化和變形，以去適應那個時代的變化。

參考文獻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3年。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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