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名校是如何摧毀美國的？_風聞

暮雪嘉鈊-45分钟前

2025-02-20

編譯 | 王英俊

責編｜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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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特朗普在華盛頓宣誓就職，完成了他再次入主白宮的最後一道手續，此前，路易吉當街槍殺美國聯合健康保險首席執行官，美國社交媒體上多數民眾們卻對此拍手稱快，我們不難發現，美國社會正在走向撕裂。而這種精英階級與普通民眾的撕裂，是否與美國精英主義教育有關？

《大西洋月刊》2024年11月發佈的文章《常春藤聯盟如何摧毀美國》（“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非常深入地分析了美國精英教育的變革歷程，即：單一地用智商進行人才篩選並沒有加強社會流動性，弱化階級矛盾，反而是讓美國走向了撕裂。文章的作者是美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評論家大衞·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著有《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等書籍，文章一經發布，文中對美國精英教育的深刻剖析與內省便引起了美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激烈討論，在這些討論中，發出了最為激烈的討論的人羣，正是文中所詬病的那些“精英”們。

對於這羣精英人士，布魯克斯解釋道：“每個和諧的社會都會有一個優秀模範形象作為社會典範”。

從世襲時代到篩選時代

在美國，從19世紀初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這個優秀的模範形象是有教養的紳士。他們出生在紐約第五大道、費城郊外和波士頓燈塔山精英社交圈的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家族，他們上的是格羅頓學校（Groton Schoolor）或者是喬特羅斯瑪麗學校（Choate Rosemary Hall）這樣的頂尖中學，接着就會進入哈佛、耶魯或者普林斯頓這樣的大學。那時，這些人不需要多麼聰明或者多麼努力就可以進入哈佛，只要足夠得“會來事”——長得英俊，運動出色，舉止優雅高貴，是一個白人聖公會教徒，那麼入學就會非常容易。如果這人的父親恰好也是哈佛的畢業生，入學就會更加容易。

然而，一旦進入了大學，學習就要靠邊站了。書呆子會遭到排擠，學生們拼了命想擠進精英俱樂部，比如普林斯頓的“Ivy”、耶魯的“Skull and Bones”、哈佛的“Porcellian” 等，這些俱樂部為其中極少部分學生提供了進入頂尖律所、頂級銀行、國家機構甚至白宮的可能性（從1901-1921，每一任國家總統都去過哈佛、耶魯或者普林斯頓）。當時的社會的理想典範並不是以學術成就評價，而是看重優雅的舉止、審慎的判斷力、發號施令的能力。這就是社會特權時代。

緊接着，一小部分的大學管理人員決定打破這種評價體系。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詹姆斯·康納特（James Conant），他於1933-1953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康納特觀察後得出，美國的民主已經被“財富世襲的貴族”破壞了，他認為美國資本主義正在過渡為工業封建主義。少數的超級富豪家族擁有了太多的權力。他認為，如果美國繼續被這些五月花家族的後裔掌控，美國將無法在20世紀的挑戰中進一步發展的。

於是，康納德在內的這羣人開始試圖放棄基於家族出身的評價標準，採用以智力為核心的評價標準，他們評價標準是基於：人的本質特徵就是智力，而智力是通過學術成就體現的。

他希望通過改變人才的篩選標準，實現托馬斯傑弗遜的人才選擇夢想，更注重個體的能力和才幹，而非家庭背景。康納德希望通過這樣的改革創造一個注重社會流動性，減少階級衝突的國家。

他的任期正值20世紀中期，人們對社會性的工程和國家計劃都充滿了信心，人們相信可以用科學的手段管理經濟。

但是康納特這羣人受制於他們所在的那個時代的普遍認知：認為智力是人類本質特徵，並且可以通過15-18歲的標準化測試來體現。大學其實是社會的分類系統，把聰明的人篩選出來。人羣中的智力分佈其實是隨機的，因此通過智力篩選出來的領導會來自廣泛的社會階級。智力也是天生的，因此即使有錢也無法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成績。康納特認為，高等教育至少一半是關於選擇和分類學生，通過改變大學的入學標準，他們希望改變社會和文化。教養良好的紳士時代即將過去，認知精英的時代來臨。

剛開始，康納特還是無法得罪那些給哈佛提供捐贈的富裕家庭，1951年的哈佛仍然接受了94%校友子女的入學申請，這時，康納特已擔任了18年哈佛大學校長。後來，很多成績優異的猶太學生大量湧入，哈佛限制了那些猶太人多的地方的申請，比如，新澤西州和紐約部分地區。

但最終，康納特的想法實現了，並全面重塑了美國社會。因為如果控制住了社會流動的瓶頸，那就控制住了國家的文化。如果改變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名校的錄取標準，那就改變了社會的理想典範形象。

當哈佛大學這些名校們改變了篩選的標準，大多數美國人也會做出調整適應這一標準，這就像是有人用一塊強大的磁鐵，吸引文化各界往同一個方向。

精英教育的軍備競賽

隨着康耐特們的新舉措，新的社會秩序開始建立。1967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指出，新興社會秩序的領導層來自“知識機構”。他預見到：“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將基於知識和科學。”

父母開始費力氣培養能考上精英大學的孩子，家庭生活隨之改變。隨着時間推移，美國家庭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育兒方式。工薪階層的父母採用了自然成長的育兒方式，也就是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過的自然成長育兒方式，他們讓孩子做回自己，自由生長。而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則採取了精英式教育，將孩子從一個培訓班馬不停蹄地送往另一個培訓班，讓孩子能有一份拿得出手的簡歷。這意味着，如果讓父母們參與到這一場殘酷的地位競爭中，他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把孩子培養成為所謂的成功人士。

中小學的教育也隨之改變。藝術課、手工課開始減少，學生們更多的投入到標準化考試的那些課程裏。直到現在，那些通過這套評估體系篩選出來的聰明學生就會被引導進入精英主義這個壓力鍋體系，考試成績不好的學生在9歲到10歲的時候就會意識到社會不重視他們，這種不重視的後期往往導致退學。

到11年級時，高智商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已經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大學錄取規則，他們就像18世紀的貴族評價哪個家族有最高貴的血統一樣，能夠對哪些大學最有聲望做出各種細微的區分：普林斯頓大學比康奈爾大學好；威廉姆斯學院比科爾比學院好。大學也開始意識到，拒絕的申請者越多，他們的聲望就越高。一些大學開展營銷活動來吸引越來越多的申請者，然後吹噓自己拒絕了96%的申請者。

在這個階段，美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如果沒有大學學位，尤其是沒有這些精英大學的學位，就很難找到好工作。20世紀80年代的新聞行業，新聞編輯室還有一些年長的工薪階層的記者，如今的新聞行業中幾乎全部都是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精英大學的畢業生。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工作人員中，有超過50%就讀於美國34所精英的大學之一。今年，《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項更廣泛的研究調查也得出相似結論。他們發現一系列職業中的高成就者——律師、藝術家、科學家、商界和政界領袖——54%的人就讀於同樣的34所精英院校。正如作家邁克爾·林德 (Michael Lind) 所説， “那些從幾所著名大學畢業的人，可以拓展到幾乎每個職業領域的領導職務。”

西北大學的社會學家勞倫·里維拉（Lauren Rivera）研究了金融、諮詢和法律等精英行業如何選擇員工，發現招聘人員對精英大學的痴迷程度令人驚訝。他們通常只從三到五所“核心”大學進行招聘——比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學院。然後，他們會選擇5到15所備胎學校——比如阿默斯特、波莫納和伯克利。至於其他學校的簡歷，幾乎不會被閲讀。

“一流的人進入一流的大學“，這是一位律師解釋的她所在公司的招聘原則的總結。這句話説明，康納特把改變大學錄取標準作為改變改變社會和經濟隔離的夢想已經實現。

精英真的更優秀了嗎？

康納特的改革理應帶領美國進入黃金時代，舊的貴族階級制度已經廢黜，更加公正的社會秩序正在建立。這場革命的成果相當可觀：過去50年間，美國的領導階層變得更加聰明和多元化。希拉里·克林頓、巴拉克·奧巴馬、傑米·戴蒙、傑夫·貝佐斯等等這些典型成功人士都通過讀名校這條路徑，走上了領導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的比例有所上升，而針對女性、黑人和 LGBTQ 羣體的偏見有所減少。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分析了1960年至2010年美國人均經濟增長情況並得出結論：這段時間內美國繁榮程度的提高40%是因為更好地識別和分配了人才。

但這種體系是否培養出了更優秀的領導階層，是否建立了更健康的社會與精英的關係，還未可知。一代又一代的天才接受了世界歷史上最頂級的教育，然後決定將自己的才華運用到金融和諮詢領域。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非正式座右銘是“為國家服務，為世界服務”——然而諷刺的是，每年大約五分之一的畢業生決定進入銀行、諮詢或其他高薪金融行業，“為世界服務”。

現在的政府、公民生活、媒體或金融行業真的比20世紀中葉表現得更好了嗎？我們可以嘲笑那些傳統貴族，他們的落後的種族和性別問題的觀念，但我們也無法忽略，他們的領導下催生了進步運動、羅斯福新政、二戰勝利、馬歇爾計劃、北約和戰後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而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精英主義者接手後，我們經歷了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伊拉克的無謂屠殺、2008年金融危機、社交媒體的有毒崛起以及當前的政治功能失調。

目前，有59%的美國人認為國家在衰退，69%的人認為政治和經濟精英不關心勤勞的人，63%的人認為專家不瞭解他們的生活，66%的人認為美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把國家從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手中奪回來。也就是説，在當前精英階層的領導下，美國人民對美國國家制度的信任已經嚴重下降：自2016年以來，在三次大規模選舉中，有大量選民通過投票支持唐納德·特朗普，向精英階層豎起了中指。

為什麼精英主義如此招人恨？

布魯克斯做了如下解釋：基於績優主義的大學體制目前已經困住了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這是個龐大的分類系統，父母不能單方面躺平，否則他們的孩子會被街對面的虎媽的孩子超越。教師不能教他們喜歡的東西，因為這個系統是圍繞標準化考試教學建立的。學生不能專注於他們熱愛的學術科目，因為平均績點要求他們獲得全A的成績。即使是一個全面發展、興趣廣泛的孩子仍有可能敗下陣來，因為招生人員正在尋找眾所周知的“天才”孩子——那些因培養了一些非常獨特的技能或身份而脱穎而出的孩子。所有這些都不利於充滿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童年。

這種情況，即便精英大學酷愛聲稱他們希望建立一個良好學習環境的多元化校園，也並沒有任何改善，所有的人，至今仍被困在一個建立在一系列認為智力才是人的本質特徵的假設的體制中。這些假設在過往曾得到了廣泛的接受，然而，千禧年以來，這種方式看來卻搖搖欲墜或完全錯誤。

在布魯克斯為這種精英統治的弊端，他統計了六宗罪。在這裏，智力的作用被高估了，然而，我們都知道，學校裏成功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當然，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排名的遊戲是可以被金錢和資源操縱的。

康納特他們本想根據智力來篩選人才，但實際上，整個體制還是在根據父母的富裕程度來篩選人才。隨着精英制度的成熟，富裕父母在子女身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以便子女能在大學入學競賽中獲勝。富裕父母和中產父母在教育方面支出之間差距巨大，根據《精英制度陷阱》一書的説法，如果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把這些盈餘（即他們花費在孩子私立學校學費、課外活動、 SAT 預備課程、私人家教等教育費用以外的所有額外資金）簡單地投資到市場上，作為遺產，它們的價值將達到1000萬美元或更多。然而，上名牌大學意味着獲得社會地位，富裕家庭相信，通過把錢花在教育上，他們孩子可以更好的繼承家族精英地位。

事實上，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學生進入常春藤盟校等頂級學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家庭學生的77倍。許多精英學校的學生都來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人數遠多於來自收入排名後60%的家庭。

富人家的孩子在每個成長階段都佔優勢。一個 3 歲兒童的父母如果年收入超過 10 萬美元，那麼他上學前班的可能性大約是父母年收入低於6萬美元的3歲兒童的兩倍。到八年級時，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學業表現比貧困家庭的孩子高出4個年級，近幾十年來這一差距擴大了 40% 到50%。根據大學理事會今年的數據，到申請大學時，家庭年收入超過11.8萬美元的孩子的SAT成績比家庭年收入7.2萬至9萬美元的學生高出171分，比家庭年收入低於5.6萬美元的孩子高出265分。目前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學業差距比種族隔離制度末期白人和黑人學生之間的學業差距還要大。

某種程度上説，現在只是重新建立了以財富和社會地位為根基的等級制度——而且新的精英們更加自大，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靠努力工作和天賦贏得的，而不是出身。他們認為自己“應得”成功，這是自己努力奮鬥的結果，這種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資格享受成功，也不再那麼崇尚貴族精神。

經過幾十年的認知隔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

在美國，高中畢業生的一生平均收入比四年制大學畢業生的醫生收入少100萬美元。非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壽命比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少8年。35%的高中畢業生肥胖，而四年制大學畢業生這一比例僅為27%。高中畢業生結婚率也低，而且高中學位的女性婚後10年內離婚的概率是擁有大學學位的女性的兩倍。近60%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女性的生育是非婚生子女，這個數字大約是學士學位及以上的女性的五倍。非大學畢業生因阿片類藥物致死率大約是學士及以上學歷人的10倍。

精英高等教育的優勢代代相傳。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彼此結婚，並將自己的優勢傳給孩子，然後孩子進入名牌大學，然後繼續和自己一樣的人結婚。就像所有種姓社會一樣，隔離使施行隔離的人受益。而且就像所有種姓社會一樣，不平等不僅涉及財富不平等，還涉及社會地位和尊重的不平等。

然而，在這個體系中，精英們本身遍也不快樂。

精英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外部獎勵體系。其守門員——教育者、公司招聘人員和職場管理者——對年輕人施加了一系列的評估和障礙。人才被訓練成優秀的“跨欄運動員”。這些人根據他們每天的表現給予他們讚揚或批評。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因此被困在一個複雜的“有條件的愛”的體系中。學生坐上了情緒過山車——某一天因跨越一道障礙而興奮不已，第二天因失敗而士氣低落。這導致了我們經常找不到存在的意義：如果你無法按別人的標準一直成功，自我價值就會崩塌。

一些年輕人因壓力而不堪重負，選擇退出。而另一些人則學會了成為精明的“遊戲玩家”，他們只對獲得好成績所必需的事情感興趣。在這種篩選體系中成長的人往往變得討厭冒險，擔心任何一次失敗都會讓他們退出競爭。

這個遊戲的核心假設是，人生成功的本質是事業上的成功。這個體系已經變得過於功利化——“這如何能助我成功？”——以至於更深層次的關於意義或目的的問題被排除在外，比如：我如何成為一個慷慨的人？我如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如何塑造良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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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許多在精英體制中落敗的人開始蔑視那些精英甚至整個體制，這重塑了國家政治。教育分歧開始產生顯著的政治分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投票給共和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投票給民主黨。1960 年，約翰·F·肯尼迪輸掉了精英階級的選票，靠工人階級的支持入主白宮。2020 年，喬·拜登輸掉了工薪階級的選票，靠精英階級的支持入主白宮。

信息時代經濟將金錢和權力傾注到受過教育的城市精英身上，民粹主義領袖紛紛站出來團結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不僅是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還有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這些領導人明白，工人階級對那些擁有高學歷、自以為是的專業人士有多憎恨，甚至超過對億萬富翁房地產巨頭或富有企業家的憎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領袖都用大肆渲染、粗暴概括和赤裸裸的表達告訴那些精英階級：去你的，還有你的那套知識政權體系。

當社會中收入水平是導致分裂的最重要因素時，政治鬥爭就圍繞如何進行財富的再分配而展開。而當社會因為教育水平而更加分裂時，政治就變成了關於價值觀和文化的戰爭。在不同的國度，人們在移民、性別議題、公共領域宗教角色、國家主權、多樣性以及是否信任專家推薦疫苗等問題上，因教育水平不同而分歧巨大。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建立這套篩選性的入學體系時，康納特和他的同僚夢想建立一個階級混合和相對和諧的世界；最終卻得到了一個階級分界僵化、文化和政治戰爭普遍的社會。康納特夢想建立一個由傑出領導人統治的國家；卻迎來了一個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布魯克斯的文章發表後，在美國的社交媒體推特、Reddit上都引發了民眾激烈討論。很多人對文章觀點表示了認可——目前高等教育確實固化了階級的流動。

如果想要取得成功，進入名校也許是最容易的路徑。但是這種按照智商的分類體系讓相當一部分學生被迫適應並不適合自己的教育體制，比如那些沒有智商天賦卻非常努力的學生，他們以及他們的家長最終在這種體制內精疲力竭，不得不退出競爭。

卻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作者懷有偏見，常春藤聯盟並不是導致美國社會撕裂的罪魁禍首，投票給特朗普的人並非全部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低等人，投票給民主黨的人也並沒有特別在意候選人是否是名校畢業。如果想要改革可以考慮擴大名校的招收名額，吸收更廣泛的階級進入到名校，而不是改變評估系統。

不過，無論如何，贊成者與反對者中的大多數都認同：目前精英主義教育確實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阻礙了社會階級的流動，正如布魯克斯在文章中提到的。

反觀中國，幾乎千年未變地，通過標準化測試篩選出那些最聰明的人，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同樣面臨着職業教育的衰退、大學教育與職業生涯的脱節、機會結構單一等等一系列棘手問題。

這一切，在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今天，變得更為棘手。AI時代，我們原本的標準化測試是否還能篩選出未來時代所需要的有創造力和責任感的人才？如果項目式教育是這一系列問題的有效解法之一，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改革與之對應的評估體系？在今天這個改革的時刻，如何保證這套體系的公正性？一套看似全面的評價體系是否會變成另一種形式家庭財富的較量，反而加劇分化？所有這些問題，不僅值得美國反省，同樣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