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特朗普-馬斯克的“美式改革”？_風聞

如何認識特朗普-馬斯克的“美式改革”？

美國第47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就職剛滿一個月，已經在國際國內投下無數震撼彈，尤其是他任命埃隆·馬斯克為“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人，把“刀刃向內的改革”指向美國國際開發署、五角大樓、財政部、國税局等一眾往日令人生畏的權力部門，並對多個聯邦政府機構大幅壓縮經費、大規模裁員，引起軒然大波。

毋庸置疑，特朗普和馬斯克在美國掀起了一場改革風暴，即使是遠在中國的我們這些吃瓜看熱鬧羣眾，在褒貶點評特朗普-馬斯克新政的同時，也有人為他們的安全擔心：這兩個人已經站在了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的美國社會金字塔之巔，擁有了極致的權、錢、名、利、地位，為什麼還要冒着生命危險搞改革？支撐他們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背後的政治博弈又是怎樣？

顯然，不能用常人追名逐利的思維去看待特朗普-馬斯克。他們改革的兵鋒所向，是所謂美國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他們的野心或理想，不是改變個人命運，而是承擔起改造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歷史使命。他們的改革，不僅是個人行為，背後有着強大政治力量支持。因此，必須從美國的國家命運、意識形態、權力與權利架構的宏觀層面來思考特朗普-馬斯克的改革，探究他們改革的目標、動機、行為、後果。

美國的國家機器和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緊密聯繫。基於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是美國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但對自由主義本身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分歧的核心，一是如何定義個人權利即人權的內涵與外延，涉及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個人與政府的關係，集中表現為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邊界的此消彼長；二是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基於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應該追求更多的社會公平？還是更高的經濟效率？

大體來看，民主黨傾向“左翼自由主義”，強調社會公平、平等、多元包容；共和黨傾向“右翼自由主義”，強調傳統價值觀、經濟自由、小政府原則。當年民主黨奧巴馬總統主持醫改法案，核心訴求是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今日特朗普-馬斯克改革的核心訴求，是精簡官僚機構、壓縮政府開支、提高經濟效率。在兩黨各自內部，又都存在温和、中間、激進的多種勢力，由此形成了錯綜複雜、長長鏈條的政治光譜。

進一步看，左翼自由主義傾向於不分種族、民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追求人人平等、支持墮胎權、LGPBTQ+權益、改革移民政策，但激進勢力把“平等”演繹到極端，甚至追求“動物權利”與人權的平等。右翼自由主義更青睞美國曆史傳統中基督教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認同“拼命賺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以增加上帝榮耀的信念，強調個人責任和家庭倫理、反對墮胎、支持槍支權利、反對移民政策改革，但其激進勢力中隱藏着白人至上的潛流。

意識形態的分歧，是美國政治體系的重要特徵之一，不僅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和多元利益訴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走向。

二戰後，左翼文化和覺醒主義的聲浪越來越大，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光譜中，左翼自由主義在美國逐漸佔據上風。所謂“白左”“聖母婊”式的政治正確，尤其是在高校、東西海岸大城市佔據優勢。為了反對“多數人暴政”，把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演變成了少數綁架多數的現實，極力吹捧“環保少女”，過度張揚多性別取向（LGBTQ）、黑命貴（BLM）、非法移民等少數羣體的權利。

這引起了因全球化和產業轉移而利益受損的中西部“鐵鏽地帶”藍領工人、民眾和傳統基督教新教信眾的強烈不滿，後者正是共和黨的票倉基礎，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EGA）競選口號的擁戴者。

面臨一系列刑事、民事調查和指控，躲過二次槍擊、二次彈劾、二度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把他在監獄拍的“嫌犯大頭照”經過裝裱掛在了橢圓形辦公室走廊上，這是不認罪、意欲復仇的示威？還是展示內心無比強大而堅韌的個性？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和生物生命，始終面臨威脅，這驅使他緊緊抓住“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綱領，這個政綱準確反映了共和黨右翼自由主義勢力的核心訴求，甚至發展成有人稱之為“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

特朗普贏得大選，意味着美國主流民意厭倦了流行多年的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寧願選一個雖有私德缺陷、劣跡斑斑但能代表他們訴求的強人當總統。而特朗普的個人命運，也與MEGA運動緊緊捆綁在了一起，這是美國社會錯綜複雜的政治博弈、政治選擇的結果。

“讓美國再次偉大”隱含的另一層意思，是“美國已經或正在衰落”，而美國衰落的苦難，大多落到了中西部“紅州”民眾頭上。如果選票能代表真實民意，那麼，特朗普的勝選，證明美國主流民意認同了“特朗普主義”。特朗普的行為，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着美國社會一段時期內主要政治力量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美國衰落了？在特朗普看來，是民主黨執政的前台政府和幕後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既然如此，那麼，要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對策，第一步就是搬掉民主黨拜登政府，這已經實現，特朗普二次坐上了總統寶座，獲得了人民授權。第二步就是要讓MEGA政綱落地實施，但遇到了“深層政府”的阻礙。於是，拔除“深層政府”就順理成章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這項任務剛剛開始，重擔落在了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身上。

一屆政府任期只有短短四年，必須抓緊時間，這使馬斯克的改革具有了極大緊迫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他雷厲風行、採取疾風暴雨式行動的原因。

然而，作為被改革對象，誰是“深層政府”？特朗普並沒有給出明確定義。

一般認為，所謂深層政府，是指那些非民選但在政府部門任職的職業官僚、政府公務員，他們形成了一整套自成體系、自我運行的組織結構和運行規則，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充斥着貪腐的低效工作機制，並作為“鐵打的營盤”不斷傳承和延續着這種低效貪腐工作機制，而不受四年一換“流水的”民選政府的指揮。在第一屆任期內，特朗普深受這一套官僚機構和運行機制的掣肘，妨礙了他的MEGA政綱的落地實施。

此外，從特朗普立場看，“深層政府”是否也指在幕後基於左翼自由主義理念的民主黨大佬、國會議員，以及散落在美國社會各處的智庫、金主、利益集團、遊説集團，可能作為“影子政府”干擾、掣肘前台實體政府的決策和行為，也被看作是必須排乾的“沼澤”？這一點並沒有明確答案。

實際上，這些在野的“反特朗普主義”的政治勢力的合法存在，反映的正是美國社會民主制度內置的糾錯機制，這個機制存在於權利與權力的配置結構之中，代表不同利益羣體的各派政治力量，通過相互博弈產生出糾錯機制的制度安排，防止某種極端的“政治正確”影響社會的長期走向。

在權利（rights）與權力（power）的配置結構上，人類社會進化出了家庭制度、企業制度、政府制度三大基本組織系統。基於個人權利的家庭權利和企業權利，與政府公權力相對，構建起“大三權”分立與制衡體制，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體制，是當代人類社會最高級別的制度和機制安排。

美國也不例外。儘管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政府制度，但從全社會來看，仍然存在一個更高級別的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問題。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爭的要害，正在於處理家庭、企業、政府三者關係上，存在認知與政策上的巨大分歧。

在家庭權利上，民主黨基於左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認知，對家庭權利的政策取向，過分關注少數羣體的權利：移民、黑命貴（BLM）、多性別（LGBT）、墮胎、代孕、試管嬰兒、同性婚姻，其政策損害了傳統家庭倫理及職能。共和黨基於右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認知，更重視傳統的新教倫理，反墮胎、反移民、反LGBTQ、反“女拳運動”，特朗普一上任就簽署了只承認男女兩種性別、廢除“多元化、公平與包容”平權政策的行政法令。

在企業權利與政府權力關係上，左翼自由主義主張加強對大企業大資本特別是科技巨頭公司進行監管、加税以遏制其壟斷傾向；右翼自由主義則主張給私人企業更大自由、減税以激勵創新。

自由主義語境中，小政府通常是衡量政府好壞的標準。但衡量政府好壞的真正標準，並非“大”或“小”，而是效率的高低。美國政府已經夠小，但在馬斯克看來，依然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低效率、制度化貪腐。其原因，在於和平時期累積了大量臃腫的官僚機構和冗雜的監管規則，制約了基於私人經濟的活力、創造力和效率，這就讓他產生了改革政府部門的衝動。

馬斯克深受左翼自由主義之害：他曾經最鍾愛的大兒子做了變性手術；他的SpaceX公司發射火箭產生的音爆，被指影響了海豹的求偶和繁殖，因而被迫中斷髮射流程去給海豹做醫療診斷。類似這樣的許多經歷，或讓馬斯克感受到美國社會的政治架構中存在某種有形和無形力量，阻礙了他向火星移民、追求“人類文明多星球化”的宏願和工作效率，他想斬斷這種力量。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使馬斯克的內心與特朗普對“深層政府”的痛恨心有靈犀一點通，形成了默契。

馬斯克曾多次對歐洲政壇指手畫腳，引起美國的一些歐洲盟友不滿，但這只是他基於右翼自由主義理念對歐洲國家左翼政府對美國跨國公司過度監管表示的不滿，他支持的是歐洲右翼自由主義勢力和頭面人物，批評的是左翼自由主義勢力及政客，後者也被一些美國人指為“歐洲社會主義”。

無獨有偶，美國副總統萬斯2月14日在第六十一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就民主、移民、言論自由等問題直言不諱地批評歐洲，引起強烈不滿，卻被特朗普誇讚為“非常出色、極其精彩”。

有人把特朗普-馬斯克的改革與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相類比，殊不知二者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向，有着很大不同。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目標是依據法家思想、追求富國強兵、擴張權力；馬斯克的美式改革恰恰相反，是削弱政府權力、擴張民間權利，減少官僚機構和過度監管，擴張企業自由的邊界，更大限度發揮民間和私人企業活力。

美國強大的根基在於私人企業，政府只是企業的守夜人。美國的“科技七巨頭”都是私人企業，每一個都富可敵國，支撐着美國股市的長期繁榮、美元霸權和美國的硬實力。馬斯克貌似瘋狂的政府機構改革，旨在減少政府監管、擴張企業權利，賦予個人和私人企業更大自由，激發出源源不斷的創新力和活力。最終目標，與特朗普一致，即“讓美國再次偉大”。

美國實行的是聯邦制，聯邦政府權力有限，州政府手裏的權力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有着更大影響。聯邦政府因財政收支失衡而多次停擺，然而，“政府關門停業”並未造成對私人企業的直接影響。但聯邦政府過度舉債、不斷突破國債上限造成國家財政的過重利息負擔，則是削弱美國國力的原因之一，也是特朗普-馬斯克對雖然作為私人機構的美聯儲不滿、想壓下龐大聯邦政府開支而對其進行改造的主要原因。

馬斯克認為，和平時期累積了太多官僚機構和繁複規則，裁撤這些機構冗員，以往都是靠流血的戰爭、成本巨大；而他的改革則是通過低成本、非戰爭方式進行清理，把人力資源從低效率的政府部門，轉移到高效率的私人部門；改革後的政府要提高運作透明度、削減浪費，確保納税人的錢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這就是政府效率部（DOGE）的目標，達成目標後，DOGE會“自我刪除”，不會成為新的官僚機構。

馬斯克還提出了若干不太確定的量化指標：如裁減75%的聯邦公務員、節省2萬億美元的聯邦開支。實現這些目標將損及大量人員切身利益，並進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風險極大、阻力重重，需要無比的勇氣和魄力。為此，馬斯克做好了被暗殺的準備，賭上身家性命對那些威名赫赫但效率低下的官僚機構痛下殺手，使他的內心動機和外在行為表裏如一、演繹出一個現實社會鋼鐵俠的英雄形象。

特朗普-馬斯克改革，或將在某種程度上重構美國社會的權利與權力配置格局，如何評價？褒貶不一；能否成功或部分成功？誰也説不準。改革觸動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必然遭到強烈抵制和對抗。事實上，DOGE展開行動以來，已多次遭到被解僱人員的示威抗議，受到多個機構和私人起訴。人們質疑馬斯克未經民選和國會認證，行為不具合法性，違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則和法治程序，這也在特朗普執政團隊內部引發了分歧。

面對質疑和爭議，特朗普強悍應對，他為自己、也為馬斯克辯解説:拯救國家的人不違反任何法律。

特朗普-馬斯克的改革，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如果改革成功，對美國可能是好事，或可讓美國更加強大；但也可能出現重大隱患，例如：大幅壓縮財政支出，會不會對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造成重大負面影響而引起反彈？弱化政府監管，會不會導致AI野蠻生長直至失控、造成對人類的反噬？削減專業醫療機構，會不會導致未知病毒又一次全球大流行？改革激起新的政治鬥爭和博弈，會不會加劇美國社會早已存在的撕裂和政治極化？

對世界來説，特朗普-馬斯克改革是禍是福，也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世界上還有其它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不可能照搬美國模式。美國從來認為自己是“山巔之城”，肩負向全世界傳播先進文明的使命。無論美國更加強大還是更加衰落，都將引發國際力量重構，可能導致地緣政治衝突或文明的衝突。

相對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我更希望用中國文化的和合主義價值觀——和而不同、競合共贏——來看待和處理國際關係。如果美國單極霸權加速衰落了，既有的國際秩序崩壞，世界能否和平有序地走向多極化新秩序？需要怎樣的價值觀引領，才能和平有序地走向多極化新秩序？中國和合主義或可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