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主義路線的終結與對華政策轉變(一)_風聞

吉田主義路線的終結與對華政策轉變（一）

　　2003年6月，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通過了被稱為“有事三法案”的《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衞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根據法案內容，日本自衞隊可不經內閣決議直接進入準戰爭狀態，並允許其在“國家安全優先”原則下隨時徵用民用資源。此外，法案還賦予內閣在“有事”狀態下對媒體實施內容管制，以及強制整合民營企業與地方自治體進入戰時動員體系等權力。

　　法案通過後，小泉純一郎內閣隨即啓動配套立法程序，向國會提交併通過了《援助伊拉克復興特別措施法》。隨後於2004年2月，日本內閣首次脱離聯合國維和行動（PKO）框架，突破性地授權日本自衞隊進駐伊拉克。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實質性突破了日本戰後憲法第九條的限制，也誘發了日本相關學界對於政府權力過度擴張的擔憂。

　　“有事三法案”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上世紀60年代，最初在自衞隊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被提出，經70年代福田赳夫內閣時期成為國會常設議題。由於三法案與憲法第九條第二款，即“不保持戰爭力量”的剛性條款存在原則性衝突，此前一直被國會長期擱置。儘管相關學界對法案的通過早有預判，但其最終通過仍被視為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折，更意味着由吉田茂政權所確立的“戰後小國主義”路線的徹底終結。對日本國內外政策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且不可逆轉的歷史性影響。

　　本文將通過敍述日本戰後吉田主義路線的變化過程，理清戰後日本外交政策變化，尤其是對華態度轉變的發展脈絡。

吉田主義路線的概念及背景

　　1955年11月，自由黨與民主黨實現歷史性合併，組建由時任首相鳩山一郎出任總裁的自由民主黨。此後自民黨作為“保守勢力”持續執政38年，而日本社會黨則作為“革新勢力”與之展開抗衡，形成了後來被稱為“保革對峙”的“55年體制”。作為當時主要制衡力量的日本社會黨恪守憲法第九條原則，主張堅守非武裝中立立場，此種具有左翼特徵的政治主張在日本國內政治譜系中被統稱為"戰後和平主義"，而"吉田主義"正是日本保守勢力在與“和平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對抗中逐步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吉田主義”被稱為“戰後小國主義”，該路線與前首相石橋湛山等人在戰前倡導的"小日本主義"存在本質差異。在軍事層面，吉田主義路線承認《日美安保條約》框架下的駐日美軍基地合法性，接受並依賴美國核保護傘的庇護。在外交層面，既不採取社會黨主張的中立主義路線，也未選擇不結盟運動立場，而是鮮明地站在西方陣營一方。因此，這種具有強烈依附性的外交姿態，常被在野勢力詬病為"對美從屬外交"。

　　與安倍第二次內閣時期提出的“新國家主義”相比，該路線呈現出顯著的政策折衷性，既堅持防衞自主的基本立場，也選擇性吸納和平主義的核心訴求。在憲法解釋層面，採取"解釋改憲"的迂迴策略規避第九條修訂，漸進式立法實現自衞隊職能擴張，恪守"防衞費佔GDP1%“的財政紅線，延續"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並長期以"專守防衞"為由限制海外軍事部署。

　　對吉田主義的修正嘗試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曾根政權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但真正全面展開則是在90年代之後，以下將對該路線的修正過程進行詳細敍述。

注：小日本主義，指在日俄戰爭前後，由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幸德秋水、安部磯雄，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鑑三，以及大正民主派旗手三浦鐵太郎等社會精英羣體，針對明治政府推行的軍事擴張政策（戰後稱"武斷帝國主義”），提出的一系列和平主義主張，並在戰後被統稱“小日本主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該思潮雖倡導建構東亞區域的和平關係，但其理論建構始終在"脱亞論"的思想框架下展開，強調日本應使用“實業上的帝國主義”，即以資本輸出為主要目的，對中朝施行更加温和的經濟殖民政策。

吉田主義路線的確立

　　吉田主義並非日本國內保守勢力所青睞的路線，就結果而言，吉田主義的形成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成型于吉田茂內閣時期。

　　吉田政權作為日本戰後第一個長期政權，尤為重視與美國的協調關係，二次上台後與美國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美日關係為基軸奉行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但面對保守陣營內部高漲的修憲呼聲，吉田內閣始終未啓動憲法修訂程序，盡力維持和平憲法的同時確立了日本戰後和平發展道路。

　　但實際上，早在戰敗初期吉田茂致駐美大使來棲三郎的書信中便以言明：“切除軍部政治毒瘤、廓清政界振興民德、實現外交自我革新，加之科技振興引進美資重振經濟，終將使帝國精髓得以昇華，此番戰敗未必是禍。“所以在文官出身的吉田茂看來，借美國之手徹底剷除敵對的軍部殘餘勢力，遠比戰敗本身更加重要。在此前提下，吉田政權明面上消極應對黨內極端保守勢力以延緩修憲步伐，採用完全倒向美國的外交策略，實則致力於在美蘇冷戰背景下，借美國之手逐步建立非軍部領導的新軍隊，此乃吉田主義最初的原型。

　　然而，吉田茂的政治路線並未被黨內修憲派全盤接受，此後繼任的鳩山一郎與岸信介都對吉田的安保外交路線深感不滿並試圖復活大國主義路線，不過這種政治方向隨即被聲勢浩大的反安保運動以及因此蓬勃發展的社會黨所遏制。儘管岸信介內閣最終實現《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但在國民運動浪潮中被迫總辭職。

　　到了池田勇人執政時期，因擔憂政權存續，自民黨統治集團便再度採取了“吉田主義”路線。修憲被視為軍國主義復活的象徵，於是池田便在國會承諾任期內不修憲，由此開啓吉田主義形成的第二階段。

　　池田內閣時期的佐藤榮作作為堅定的黨內修憲派曾多次公開反對池田，指責其政策過分迎合國民及在野黨的意願。但到了60年代末的佐藤執政時期，為處理沖繩返還時的核基地存留問題，傾向於無核返還的佐藤榮作在面對社會黨書記長成田知巳的質詢時，隨即宣佈了後來被稱為“無核三原則”的臨時聲明，即“不擁有核武器、不製造核武器、不運進核武器”。但這一聲明最初在自民黨內部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時任首相秘書官楠田實的事務日誌，在聲明發布當日也沒有任何相關記錄。

　　但這一聲明立即引起了在野黨的高度重視，並被強烈要求轉化為國會決議。儘管佐藤本人對此予以強硬拒絕，但在此後1968年的年初國會上，時任運輸相的中曾根康弘則再次提及了“無核三原則”。最終在1972年的沖繩返還協議中，“無核三原則”被作為防止核武器運入的措施，正式成為國會決議並獲得通過。這直接導致了“吉田主義”路線的制度化，並逐漸成為了日本70年代的國策方針。

　　由此可見，早期的吉田主義路線具有極強的政治兩面性，一方面該路線的最終形成及制度化源於戰後不斷高漲的國民和平主義運動，另一方面該路線始終在保守政黨所依賴的安保體制框架下進行。在“無核三原則中”，在野黨最關注的是“不運進核武器”原則，然而這與美國的核政策，以及美日在60年代的秘密文件中關於“允許載有核武器的美軍艦艇停靠日本港口”的約定形成了政策矛盾。

參考資料

蔡亮.冷戰後日本小國主義思潮探析[J].國際展望,2019(5):21.

渡辺　治「小國主義政治の歴史的終焉」『日本の時代史28』吉川弘文館2004年9月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