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言論中的認知偏差與信息甄別_風聞

馬斯克言論中的認知偏差與信息甄別

撰文：深圳老周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

近日，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連續發表針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尖鋭言論，涉及支持率可信度、戰時選舉合法性及烏克蘭政府腐敗等問題，引發國際輿論激烈爭議。這些觀點看似直指烏克蘭政治核心矛盾，但其論證邏輯和事實基礎存在明顯漏洞，需結合法律、民意和地緣政治背景進行多維剖析。

一、民調可信度之爭：數據矛盾與立場偏見的交織

馬斯克開篇即稱 “澤連斯基控制的民調不可信”，並斷言其支持率虛高。這一指控缺乏直接證據，且與多方數據存在矛盾。

民調數據的複雜性

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 2025 年 1 月數據顯示，澤連斯基的信任度為 52%，較 2022 年衝突初期的 90% 大幅下降，但仍高於馬斯克引用的 “4%” 等極端説法。澤連斯基本人則援引其他民調稱其支持率超過 57%，但未公開具體機構。

俄烏雙方數據差異顯著：俄羅斯相關機構常宣稱澤連斯基支持率低於 20%，而西方獨立機構的數據多介於 40%-60% 區間。這種差異反映的不僅是統計方法的不同，更是信息戰的縮影。

馬斯克的核心邏輯缺陷

他未提供任何第三方驗證的實證，僅以 “澤連斯基控制媒體” 為由否定民調，忽略了烏克蘭媒體生態的複雜性。儘管戰時存在一定輿論管控，但烏克蘭仍存在反對派媒體（如《寒冷》），且國際觀察機構對烏媒體自由度評價並未全盤否定。

馬斯克對信息渠道的質疑（如批評 CommunityNotes 被 “政府和傳統媒體玩弄”）本身帶有主觀傾向，與其指控對象形成邏輯閉環，難以服眾。

二、戰時選舉合法性：法律框架與國際先例的衝突

馬斯克的核心論點是 “澤連斯基因害怕失敗而取消選舉”，這一説法既忽視烏克蘭憲法規定，也簡化了戰時選舉的倫理困境。

法律依據與戰時狀態延續

烏克蘭憲法第 83 條明確規定，戒嚴期間禁止舉行總統或議會選舉。自 2022 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澤連斯基已多次依法延長戰時狀態，最近一次延長至 2025 年 2 月 7 日。取消選舉並非個人決策，而是基於法律程序的集體行動。

選舉資金問題同樣關鍵：澤連斯基曾表示，若西方提供 50 億美元專項援助，或可考慮修改法律舉行選舉，但美歐未積極回應。

國際先例與民意分歧

從國際先例來看，戰時推遲或取消選舉並非烏克蘭獨有的現象。例如，在二戰期間，許多歐洲國家因戰爭而暫停或推遲了正常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國家能夠集中精力應對戰爭危機 。這是在特殊歷史時期為維護國家穩定和戰爭應對能力的一種常見做法。即使美國在戰時也有羅斯福連任四屆的情況，當時美國面臨着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嚴峻挑戰，羅斯福憑藉其卓越的領導能力和應對危機的策略，贏得了民眾的信任，得以連續四次當選總統。這一特殊時期的選舉安排，也反映出在國家面臨重大危機時，選舉決策需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

而在當下，烏克蘭民調顯示，64% 民眾反對戰時選舉，僅 15% 支持。多數人認為選舉可能導致政治分裂，分散抗俄資源。

權力合法性的雙重標準

俄羅斯總統普京多次否認澤連斯基的合法性，卻未解釋為何自身在 “特別軍事行動” 背景下仍計劃 2024 年競選連任。這種矛盾凸顯選舉問題被工具化為地緣博弈籌碼。

三**、腐敗問題的片面化呈現**

烏克蘭長期存在的腐敗問題確實是客觀事實。然而，馬斯克在相關言論中，完全忽視了烏克蘭近年來在反腐敗方面所做出的積極努力與改革舉措。例如，烏克蘭設立了軍事監察員這一職位，旨在對軍事領域的各項事務進行監督，防止腐敗現象滋生；同時，在國防採購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加強透明度，規範採購流程，力求減少腐敗行為的發生。世界銀行 2024 年發佈的報告便是有力佐證，該報告顯示，相較於衝突爆發前，烏克蘭的反腐指數上升了 27 位，這清晰地表明瞭烏克蘭在反腐工作上取得的顯著成效。

此外，關於 “貢薩洛・利拉之死” 這一事件，馬斯克的指責存在諸多爭議之處。貢薩洛・利拉作為一名記者，因其親俄立場而被烏克蘭政府起訴。其家屬稱他在被拘押期間遭到虐待，但烏克蘭官方對此予以否認，並承諾會對此事展開調查。在此事件中，馬斯克直接將責任歸咎於澤連斯基，卻完全沒有提及該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終結這一關鍵事實。這種片面的指責，缺乏對事件全面、客觀的考量，容易誤導公眾對事件真相的認知。

四**、特朗普立場背後的利益關聯**

特朗普聲稱澤連斯基 “挑起戰爭”，並主張美國 “無視烏政府以尋求和平”，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對其 “美國優先” 戰略的呼應。特朗普的這一主張，本質上是意圖削減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將更多資源聚焦於美國自身利益。馬斯克對特朗普這一觀點的附和，並非偶然，而是與其旗下 SpaceX 公司和美國軍方之間存在的密切合作背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SpaceX 公司在與軍方的合作中，獲得了諸多利益與發展機會，這使得馬斯克在一些涉及地緣政治的問題上，可能會傾向於支持符合美國軍方利益導向的觀點，而特朗普的上述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這種利益訴求。

五**、結論：批判性思維與信息甄別的重要性**

馬斯克的一系列言論，深刻反映出部分西方精英在看待烏克蘭危機時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這種偏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簡化歸因。他們常常將烏克蘭選舉推遲、民調爭議以及腐敗問題等複雜現象，簡單地歸結於個人因素，而完全忽視了背後深層次的法律規定、戰爭狀態的影響以及複雜的國際博弈等結構性因素。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歸因方式，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

其二，雙重標準。在對待美國戰時選舉時，他們默認其具有 “正當性”，認為這是特殊時期的合理舉措；然而，當烏克蘭基於類似的戰爭背景等因素，對選舉等事務進行調整時，卻遭到他們的否定。同樣，對於普京的連任，他們選擇默許；但對於澤連斯基可能的延任，卻橫加苛責。這種明顯的雙重標準，充分暴露了他們在評判國際事務時缺乏客觀、公正的立場。

在當今信息高度武器化的時代背景下，針對俄烏衝突的討論，絕不能僅僅停留在口號式的批判層面。我們需要回歸到對法律文本的細緻研讀、對民意數據的深入分析以及對多邊外交動態的持續考察。只有通過這樣嚴謹、全面的方式，我們才能避免被地緣政治敍事所左右，不淪為他人地緣政治意圖的傳聲筒，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俄烏衝突的本質與真相。

（本文參考了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烏克蘭憲法條款及多方衝突背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