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國家為什麼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_風聞
深思的蓝-14分钟前
百年變局已成大爭之世。在進步力量和反動陣營的衝突中，意識形態是重要戰場。其中，“民主自由”問題是一個焦點。它關係到思想鬥爭，輿論鬥爭，外交鬥爭，乃至政治鬥爭。因此，它已經成了美西方私有制國家打擊我國的重要武器。
本文就來論證一下，為什麼私有制國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有良好的自由。人類為什麼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託在西方身上。
“民主自由”的初衷是搞好經濟，改善生活，建立美好的社會。
經濟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財富及其生產。
財富生產的三要素是——方法、勞動和資源。
它們對應三個階級——創新者、勞動者和資本家。
沒有資本家，創新者和勞動者就能生產財富，因為自然資源就在那裏，不會消失。而沒有創新者和勞動者，資本家沒法生產財富，除非資本家也承擔創新和勞動的任務。
因此，創新者和勞動者是財富生產的主力軍，資本家不是。
“創新依據”和“勞動依據”應該是主要分配依據，“資本依據”不應該是主要分配依據。
而私有制國家恰恰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的。這就沒法建立公平公正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了。
在不公平的制度裏，創新者和勞動者無法公正地獲得財富，無法掌控生產資料，這就談不上民主，也談不上自由了。
財富的主要生產者不能控制財富及其生產，民主和自由沒有物質基礎，那麼民主自由就是空談，就是假的。
在這種社會里，民主自由只會停留在口頭上。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沒有物質基礎做保障，人們既做不了主，也得不到自由。
所以，私有制社會一定沒有真正的民主和健康的自由。有的只是欺騙和敷衍的民主，閹割和變態的自由。
那麼，西方國家為什麼看起來經濟強大，生活不錯，好像確實享有了民主自由呢？
原因是西方掌握了高科技。
高科技提升了生產力，帶來了大量的新增財富，可謂利潤豐厚。同時，較高的生產力也會對較低的生產力形成碾壓和控制，建成有利於西方的世界治理體系。
財富的本質是能量。有較多財富後，人們的活動能力，活動範圍都增加，這看上去就比較自由。另外，財富的充裕也使得生活富足，這讓分配不公不那麼敏感了。於是，民主不是緊迫的問題，西方社會就假裝人們擁有了“民主”。
西方私有制國家的資產階級就是用較高的生活水平，優厚的福利來麻痹人民，使羣眾不再對民主政治那麼較真，讓民主變得“有名無實”了。
名義上是人民做主，選舉議員治國理政，但是這些人要麼自己是資產階級，要麼靠資產階級的政治獻金贏得選舉，所以治理國家的人不會讓資本家失去對財富的控制權。那麼，人民無法控制財富，還談什麼民主呢？這種民主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名義上是“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民主，甚至是大資產階級的輪流坐莊。
由此，人們就能明白，為什麼“非西方國家”很難實現西式民主，以及西方國家在經濟惡化後，民主為什麼會劇烈惡化了。
首先，非西方國家為什麼很難實現西式民主？
**因為非西方國家沒有高科技。**這導致它們的經濟競爭力差，一旦進入全球經濟中就被西方擊敗，成為“韭菜”，不斷被西方收割財富。
財富流失後，非西方國家經濟艱難，利潤匱乏，財富分配永遠是緊巴巴的，還要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這自然就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導致階級矛盾惡化，階級關係緊張。在這種零和博弈的局面下，維持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統治，怎麼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呢？資產階級敢給老百姓民主自由嗎？他們會交出財富控制權，去成就百姓的民主自由嗎？當然不會。事實上他們也沒這樣做。
於是，人們在非西方國家的私有制社會里，就看到掌握資產的軍閥、門閥、土司、黑社會、宗教長老……在統治國家。
這就是沒有科技優勢，沒有豐厚的利潤，非西方的私有制國家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原因。
其次，科技創新放緩後，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為什麼會劇烈惡化？
因為科技創新放緩後，利潤減少了，財富無法以“雙贏”的方式分配了。
科技創新是靈感控制的，靈感是人類控制不了的，所以人類無法控制經濟週期。
經濟週期一旦進入靈感減少，創新放緩，增速下滑，利潤降低的階段後，人類是無力改變的。此時，人們只能堅持科學研究，等待靈感出現重大突破，去扭轉經濟週期。
但是在創新未突破，週期未扭轉之前，資方越來越難以從新增財富中獲利，於是就在私有制的“競爭”壓力下，轉向從別人的損失中獲利，導致“零和博弈”大爆發。
由於私有制經濟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所以零和博弈的輸家一定是“非資方”。
“非資方”在一個國家內部主要是勞動者和普通百姓。它在國際上就是非西方國家，主要是製造業國家、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由此，零和博弈必然使勞動者和非西方國家吃虧，財富減少。
當勞動者和非西方國家，尤其是製造業國家，財富減少後，財富生產的主力軍就得不到公平的財富回報。這必然導致消費低迷，引起產能過剩。然而，資方仍舊繼續逐利，用減薪裁員，加重剝削來應對。結果非資方的消費更低迷，生育也下滑，讓產能更過剩，資方又會減薪裁員，形成惡性循環，毀掉經濟循環和國際貿易，最後把經濟推向危機。
經濟走向危機，利潤加速下滑後，資方盈利困難。原先富裕生活中的“雙贏”局面難以維繫，零和博弈愈演愈烈。繼而生產關係、階級關係、社會關係，乃至國際關係全面緊張。
這種緊張關係的焦點目標就是財富分配及其控制權。此時，私有制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掌權的統治方式，怎麼可能有真正民主自由，讓財富的主要生產者獲得權力呢？
這就是科技創新放緩，經濟增速下滑後，即便自詡為“民主典範”的西方國家也會現出原形，讓打引號的“民主自由”嚴重惡化的原因。
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本來就是假的，敷衍的，欺騙的。它在經濟增速下滑的週期裏，在零和博弈下，就會顯露真相，無法再掩蓋。此後，西方國家急需利潤增長來緩解社會矛盾，就不得不到國際上搞零和博弈，侵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以便實現自己的財富增長。於是，西方國家就會把自己的經濟失敗歸咎於別的國家，禍水外引，挑動民族仇恨、國家矛盾和文明衝突，為發動戰爭去搶奪別國財富做準備。
這樣一來，民主自由就被“棄之如敝履”。民粹、極右、極端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就結束“冬眠”，在西方國家死灰復燃。誰敢忤逆他們，就會被打擊。至此，還有什麼民主自由可談呢？
所以，只要是“私有制國家”，把“利潤”當做首要目標，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民主自由就不可能真實存在。
面對如此情景，人們不禁要問，既然西方的民主自由是假的，那麼資產階級是怎麼把大眾耍得團團轉，使人們信以為真，還竭力維護西方制度的？
答案是，西方資產階級“會講故事”，會用“調包計”，會打掩護。
具體説就是，資產階級讓人們把自由看成最重要的事情，然後使人們相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自由的保證，最後再把自由作為民主的基礎。
這樣一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成為民主自由的基礎。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又保衞了“私有制”，私有制又保衞了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的分配規則。
於是，當人們信仰自由，拼命保衞自由時，就一同保衞了私有制，保衞了私有財產。繼而，順理成章地把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對財富的控制權也一併保衞了。換言之，就是保衞了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的私有制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
當人們的“自由信仰”助推資產階級獲得“財富分配權”和“生產控制權”後，民主自由就被扭曲和誤導，變得對資產階級有利，而對大眾不利，尤其對財富的主要生產者不利了。
至此，民主自由就一邊被大眾所需要，一邊又嚴重傷害大眾。這使得大眾陷入思想迷霧中，兜兜轉轉始終無法看清真相，以致千百年來深受其害，被假民主和假自由騙的團團轉。
所以，哪怕民眾推翻了舊政府，再建立一個新政府，只要不明白資產階級的“自由謊言”，繼續建立私有制國家，堅持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那麼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下，在財富的主要生產者不掌握財富控制權的情況下，民主自由是永遠也無法實現的。
這就是整個私有制歷史，私有制國家中，真正的民主自由不會實現的原因。
週期性的經濟災難和社會災難會反覆上演。暴力革命也用殺戮來調整財富分配，試圖糾正錯誤。但是，歷史發展總是無法“捅破那層窗户紙”。其核心問題就是——私有制的主導地位一直未變。
【補充內容】：
一、為什麼公有制社會，比如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搞好民主自由？
可參考文章《社會主義如何避免失敗，走向勝利？》。
二、為什麼自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參考文章《為什麼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何辯證地看待儒家思想？》 。
三、科學近代化為什麼首先出現在“民主自由”的西方？
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
科學的近代化，社會的近代化，與“民主自由”關係不大。原因如下：
1、西方窮則思變，弱則思強。
古代西方相對它東邊的地區要更弱一些，總是被東邊來的力量打擊。所以，古代西方對前往東方探索、經商、學習有持久的動力。他們窮則思變，弱則思強，在近代歷史中，努力程度確實比驕傲自滿的東方高一些。
中國崛起較早。在科技和生產力還不太發達時就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了。所以，東方大國在向外探索時，發現外面的世界並不富裕，是野蠻或荒涼的地方。如果以那時的技術水平去佔領、統治和開發這些遙遠的地方，我國要付出的成本太高。因此，東方大國不得不採取擴張之後適時收縮，鞏固既有成果的策略。
這種策略後來形成了一種文化心態——哪裏都不如家鄉好。只要萬邦來朝，我居中央之地，就沒必要勞師動眾去遠征，去殖民。那樣會得不償失。
而西方作為“後發者”，當聽聞外面有一個膏腴之地，黃金鋪路，文明高度發達的時候，自然會有不遠萬里來觀摩和取經的心願。在開了眼界，學了本領之後，歐洲就有了佔領殖民地的需要，把從“西極”到“東極”整個前進道路上的關鍵區域都據為己有。最後，當歐洲超越東方時，這些殖民地不斷擴大，連接成片，就構成了西方稱霸世界的基礎。
當然，歐洲東邊的殖民地，除了遠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外，二戰後都基本結束了殖民狀態。歐洲最後能夠穩定佔領的殖民地，主要在它的西面，在南北美洲，也就是在東方文明涉足較少的地區。
2、歐洲開啓的科學近代化和民主自由關係不大。
“十字軍東征”及其最後的失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開啓了西方歷史“東學西漸”的質變過程。
先説一下歐洲近代化的歷史線索：
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殖民時代—宗教改革（“中世紀”結束）—啓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 ……
“十字軍東征”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佔領中東地區的基督教聖地，以便鞏固天主教會在歐洲的統治。二是消除歐洲與東方交流時，在中東、西亞地區遇到的障礙，即消除“中間商”。這樣，歐洲可以從東西方貿易中獲得更多利益。
在東征的過程中，歐洲人在中東、西亞地區接觸到了大量來自東方的文化知識。這些知識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在貿易活動中從東方獲得的。比如數學、天文、火藥、造紙、指南針、航海術、金屬冶煉、機械加工等。
十字軍東征的時間還與“蒙古西征”有交集。一個向東打，一個向西打，交匯於中東西亞地區。這一方面加快了東方知識和技能人才向西方的傳播，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力量對比上，東方佔據優勢。
所以，當二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失敗後，歐洲天主教會的統治不僅在人力物力上受到巨大打擊，更在思想上遭到致命衝擊。宗教戰爭失敗後，“文藝復興”隨即展開。這就是思想解放運動拉開了宗教衰落的大幕。但是，這個思想解放運動與現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它不是走向文明，而是走向“野蠻的叢林”。
“文藝復興”與其説是受到古希臘文化的影響，據説它被保留在中東的阿拉伯人那裏，不如説是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因為，文藝復興開始後，歐洲不是拜倒在中東文化面前，而是被東方的傳説，東方的財富，東方橫掃亞歐的戰力深深吸引，讓歐洲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險，投入鉅額財富，繞過陸路，尋找前往東方的海洋路線。
如果古希臘文化真的那麼好，那麼古希臘不會衰落，也不會上千年無法復興。歐洲人若真的能靠古希臘文化快速發展，也不用着急來東方。他們應該紮根在地中海東岸，挖掘古代歷史，利用好歐洲和非洲的條件，等發達之後再來東方。
所以，歐洲人着急忙慌拼死拼活要來東方，正説明古希臘文化既不能讓西方強大，去戰勝穆斯林國家，也不能給西方帶來財富，快速改善他們的生活。
“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作用之一，就是戰敗的經歷喚醒了他們內心的野性，使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對宗教束縛不滿，想用更激進的方法追求財富，追求勝利，追求統治力。所謂“文藝復興”提高了歐洲的人權人道思想，民主自由思想，這種説法與事實不符。因為後面就是幾百年極其血腥殘酷的階級壓迫史，殖民殺戮史和帝國戰爭史。
可以説，“文藝復興”是解開了系在潘多拉盒子外面的宗教繩索，為歐洲的資本主義鬆綁了。像“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樣嚴厲的斥責，馬克思沒有用在宗教和封建皇權身上，而是用在了資產階級身上，其實很能説明問題，也很能從側面反映文藝復興的真相。
所以，與其説“文藝復興”恢復了古希臘的文化，讓社會變得更開明，不如説這是封建皇帝和資本主義商人為了擺脱教會控制，向教會奪權，找的藉口，並藉以自我美化。
皇帝們信仰的是“君權神授”，不可能喜歡民主自由和人權人道。這些都讓皇帝覺得掣肘，更何況還有古希臘衰落的歷史作為反面例證。商人則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民主自由只能屬於他們自己，而不能屬於他們的競爭對手。即民主自由必須是假的。
所以，把文藝復興理解為人權人道和民主自由的進步，是徒有虛名的。宗教枷鎖雖然在文藝復興後逐漸解除，但是人們卻遭遇越來越嚴重的封建和資本的雙重壓迫。
此時，帝王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統治怎麼擺脱教會的控制，怎麼在與其他政治力量，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獲勝，而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權人道。商人則看出了皇帝們的需要，看出了矛盾雙方的“痛點”。於是，商人們既接受國王的資助去東方進行遠洋貿易，也接受教會的資助去做遠洋貿易，而且還隨船帶上了傳教的牧師。
至此，商人就藉助皇權和教會的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去開拓遠洋貿易和殖民地，不斷壯大起來。不久之後，資產階級就成了有錢，有武裝，有鬥爭經驗，還有海外殖民地做根據地的一股政治力量。
當資產階級在殖民地掠奪了大量財富，在遠洋貿易和國際交往中學習了先進的文化知識，甚至盜竊了保密技術後，他們的能力快速增長，逐漸不滿足於“第三等級”的社會地位了。他們一定要獲得政治權力和社會控制力。因為，他們用九死一生換來的財富，辛苦經營得到的利潤，憑什麼要被在家享福的教會老爺和封建貴族們僅憑特權或股份就大量分割呢？這些教士和貴族們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樣子也讓資產階級忍無可忍，心裏想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所以，文藝復興、大航海、殖民主義之後就是“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前者針對教會統治，協助封建皇帝奪權。後者則針對皇權，藉助百姓之力打倒封建制度。這樣，資產階級就把宗教和封建兩座大山推翻，結束了神權統治，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了。這就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可以説，資產階級革命奪權的過程與人權人道、民主自由的關係不大。它們只是被標籤化地貼在這段歷史上的，是一種裝飾，甚至就是偽裝。資產階級作為一支“私有制力量”，它的革命與封建皇權推翻宗教統治沒有本質區別。它們都是基於私利進行的鬥爭，仍在私有制的範圍內。
因此，人權人道和民主自由思想只是資產階級使用的奪權“工具”，而不是他們的真實意圖。資產階級“拉大旗作虎皮”，用人權人道和民主自由來拉攏普通百姓，建立統一戰線，藉助人民的力量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並不會給百姓真正的人權人道和民主自由。具體表現就是：
1、私有制的統治地位不變。即，以“私人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的錯誤分配規則不變。
2、對內殘酷剝削，“每一個毛孔裏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對外則更加殘忍和霸道，用非人道的方法，比如奴隸制，在殖民地掠奪財富或生產財富。
由此人們不難看出，沒有公平公正的分配，就沒有人權人道和民主自由可言。所以，科技的近代化是先發生的事情，而所謂的民主自由是假的，至今沒有實現。即便是虛假的民主自由，比如百姓獲得選舉權，尤其婦女和有色人種獲得選舉權，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與整個科技近代化相伴隨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貪婪血腥的“叢林惡鬥”。
如果非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叢林惡鬥和專制壓迫説成是民主自由的話，這種“叢林中的自由”，“叢林中的民主”，也與人們心中那個建立在“公平公正”、“人權人道”基礎上的民主自由完全不是一碼事。可以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因此，科技近代化和民主自由沒有太大關係，和貪婪、野蠻倒是關係更近一些。這在經濟危機爆發的時期，在殖民開拓的時期，在帝國戰爭的時期……會表現得格外明顯。在這些時間和地點，貪婪野蠻的嘴臉會把民主自由、人權人道的標籤都吹散，連自由女神都會被侮辱和強姦。
總之，西方科技的近代化源於宗教戰爭失敗後，西方秩序的瓦解。這讓歐洲進入了猶如我國古代“東周列國”的狀態。列國紛爭下，禮崩樂壞，矛盾激增，人心獸化。大混戰的模式被開啓，並且恰好得到了東方科技已經積累了千年的碩果。於是，科學近代化的萌芽就從中國轉移到了西方，使歐洲率先進入了近代階段。
那麼，原本握有科技優勢的古代中國，已經站在科學近代化的門口，為什麼會失去發展的先機呢？
原因是中國和西方的歷史發展節奏不同，正好相反。
歐洲有“中世紀”這個長達千年的相對穩定時期。而與之相對，中國則經歷了千年的“動亂時期”。兩者的“治亂節奏”正好相反。
中國的這個千年動亂時期，大致是從“三國”開始，到“元朝”結束。在這一千餘年時間裏，只有唐朝的二百多年是統一和穩定的。其他時間裏，華夏地區都是分裂動盪的，時常發生戰亂。
所以到宋朝時，我國不僅科技水平全球領先，資本主義也開始萌芽，但是老百姓對動亂的生活已經深惡痛絕了。人們開始極端厭惡那些為了私利禍國殃民的大私有者、大資本家。
因此，宋朝才有儒學的復興，以及儒家思想的改良，即宋朝的“新儒學”。它的要求就是“存天理，滅人慾”。目的就是“防亂治亂”。
但是，宋代的新儒學還沒有後世那樣強大的控制力，社會氛圍依舊比較寬鬆，所以宋朝的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朝廷的集權統治力不足。“弱宋”就是一種表現。這種情況在南宋表現得更為突出。文臣武將中都有不少亂臣賊子，禍國殃民，最後導致宋朝的覆滅。
到了元朝，“作亂”更是變本加厲，比南宋還嚴重。元朝宮廷的內亂可謂無休無止。短短93年的國祚裏，有11位皇帝。一頭一尾兩個皇帝共執政58年。中間35幾年就換了9位皇帝，可謂令人髮指。
所以，元朝崩潰後，人們對動亂歷史的反思達到了新的高潮。擴大皇帝的權利，集中力量進行高壓統治，成了民心所向。
於是，中國歷史從明朝開始，結束分裂動亂，再次走入了封建集權的高壓統治。而在這個由“亂”到“治”的時期，正是“十字軍東征”失敗，文藝復興開始的時期。歐洲從“治”到“亂”，與中國歷史的節奏恰好相反。
明朝建立後不久，朱元璋就開始以酷烈的手段整治官吏，甚至殺功臣。這裏面就有防亂治亂的考慮。除此之外，明朝還在科舉中進行“八股取士”，沿着宋代儒學的道路把思想約束推進到新的階段，以便更好地維護皇權的至高地位，確保社會穩定統一。
但是即便如此，明朝後期還是陷入了混亂。文官集團結為朋黨，勾結地方財閥攪亂政治，使得明朝各方面的治理都惡化。面對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崇禎皇帝竟然籌不到軍餉。明亡之後，農民軍在北京抓捕官吏，施以毒打。這些曾經在皇帝面前哭窮的官員們紛紛交出了天文數字的白銀和珍寶。可見在他們眼裏，貪污腐敗比國家安危更重要，私利比公利更重要。集權統治失敗的危害可見一斑。更有甚者，即便到了“南明時期”，退居浙閩的文官集團還在小朝廷裏內鬥，結果葬送了反清復明的大業，徹底毀掉了漢族政權的基業。
明末的這一切都被清朝看在眼裏。滿清皇帝肯定會接受教訓，加大集權，把這幫自私自利的官僚大私有者視為仇敵，給予懲戒甚至殲滅。清朝治下，對這類人一直是比較警惕的。這樣一來，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在清朝就走上了高峯。原先鬆散混亂的社會開始恢復秩序，整肅一新，變得堅強有力。這讓清朝可以對外用兵，收復華夏故土，擴大國境面積，為現代中國打下了基礎。
但與此同時，清朝作為異族統治採取了高壓政策，使社會主體——漢族人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降低了社會的活力。“文字獄”讓人們惶恐不安，動輒得咎。對漢族的戒備更是讓清廷採取了“愚民政策”。結果是，華夏子民的文化程度，文明程度大幅倒退。原先已經萌芽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站在科學近代化門口的優勢，都逐漸消失。
所以，中國沒有率先近代化的原因，“李約瑟之問”的答案，就在“歷史節奏”上。
當科技在中華大地上發展到近代化前夜的時候，中國歷史來到了治亂的交叉路口。中國人在“自由和動亂”，“統一和安定”這兩個選項中，選擇了後者。所以封建皇權佔了上風。
而此時的西方，宗教戰爭的失敗讓教會統治力下滑，也讓更多人厭惡宗教的束縛。再加上遠洋貿易讓西方人知道了東方大國的富裕生活，以及先進的科技和生產力，這就讓歐洲人選擇了“自由和動亂”，即走向資本主義野蠻逐利的“叢林惡鬥”。後世西方學者將這一時期的進步説成是發展民主自由和人權人道的結果，這就像把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極端自私自利，總結為民主進步，自由發展一樣可笑。
所以，西方科技率先近代化與民主自由關係不大。
當然，這不是説民主自由對科技發展無用。毫無疑問，民主自由對科技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這個積極作用在私有制下，在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中，是不會被正常釋放出來的。因此，科技發展在這段歷史中是被減速了，而不是被加速了。
在西方近代化的過程裏，民主自由是被資產階級以“拉大旗作虎皮”的方式使用的。它被用來調動大眾的革命熱情，協助資本家們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和財富控制權。然後，民主自由就被誤導，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相聯繫，最後變成了虛假的謊言。
繼而，被民主自由加冕的資產階級統治歷史，就伴隨着廣泛的階級壓迫和霸權欺壓。遠看的所謂歷史進步，近看卻是奴隸制的復活，民族滅絕的慘劇，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反覆發作，以及血腥的帝國爭霸戰綿延至今。兩次世界大戰都在西方爆發，成為西方的“傑作”。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有可能從西方開始……
總之，西方社會的近代化，科技的近代化，主要不是靠人類的理性和真正的智慧獲得的，而是靠貪婪的本性獲得的。它帶來的進步當然是有的，但是副作用極大，代價也極大。它是人類歷史走過的一條巨大的“彎路”。“彎路”對歷史發展來説，是加速還是減速？即便你想稱頌它，也總覺得有很多悲劇哽在胸中，不能無保留地肯定它。宗教甚至邪教在當代的復興，以及迴歸自然，迴歸小農經濟的一些當代思想，説明他們自己都有點受不了眼下的發展方式了。
毫無疑問，“民主自由”是被西方統治階級當做“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婢，當做可以任意打扮，胡亂解釋，招搖撞騙，打擊對手的工具。自由女神已經被西方強姦幾百年了。
只要民主自由的基礎不是公平公正的分配，不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創新者和勞動者）控制財富，就不可能是真的。
只要私有制還主導歷史，經濟和社會還把“資本”作為主要的分配依據，那麼“西式民主自由”就不會促進科技發展，而是在阻礙科技發展本應達到的速度。
對人類歷史來説，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關係。它們雖然可以説是推動了歷史發展，但是進步的速度遠未達到可以有的程度。實際上，資產階級出於私利，誤導、歪曲和阻遏了民主自由的發展，因此是阻礙了科技發展的。
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者把歷史上的科技進步歸功為“民主自由”，尤其是歸功於“西式民主自由”，是非蠢既壞的嚴重錯誤。其可怕的後果就是，科技創新一邊被拖慢腳步，一邊變成奴役人類甚至殺害人類的工具。社會大眾在所謂的西方民主自由之下，為了私人利潤疲於奔命，在財富的波峯和波谷之間劇烈震盪，上演了無數“喜悲劇”。這些戲碼看似是歷史的進步，卻又附帶了極為慘痛的代價，不必要和不應該有的代價。所以，這不是促進了科學的健康發展，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而是把一切引入了歧途，走了彎路，用慘重代價拖慢了進步的速度。
因此，西式民主自由不是智慧的、理性的、真實的民主自由，而是把“民主自由”當做冠冕堂皇的掩護，遮蓋下面進行的邪惡和非理性的唯利是圖。在西方歷史上，科技發展與真正的民主自由關係不大，與獸性的“叢林逐利”關係更大。高尚的科學家是有的，但是為他們提供支持，運用他們的研究成果的人，也就是掌控資本主義世界的人，總體來説並非善類。這些人至今不肯結束私有制，不肯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不肯把財富的控制權交給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即不肯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
參考文章：
《百年變局的經濟、歷史和哲學內涵》
《為什麼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如何辯證地看待儒家思想？》
《從經濟角度談西式民主的傳播意圖與策略》
《關於“財富的本質是能量”的政治經濟學含義》
《不同文明之間是平等的嗎？》
2025.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