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阿拉伯少年：T. E. 勞倫斯的初戀？_風聞

 卡爾基米什遺址位於俯瞰幼發拉底河一個河彎的峭壁之上，恰好在現代土耳其和敍利亞的邊界上。它周圍是延綿起伏的平原，逐漸化為綠草茵茵的山麓丘陵，而西北方的遠處巍然屹立着阿瑪努斯山脈的羣峯。這座俯瞰幼發拉底河重要渡口的峭壁在至少五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但在公元前約1100年的青銅時代晚期達到興盛的頂峯。當時，卡爾基米什是赫梯文明（以北面的安納托利亞地區為中心）的一座主要城市，埃及曆代法老和《舊約》的作者們都熟知這座城市。《聖經》中多次提及這座城市，包括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與埃及法老尼科二世的一場戰役。T. E.勞倫斯對奧斯曼帝國的這個小角落感受到了一種極強的歸屬感，他一生中對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勞倫斯以甜言蜜語説服了戴維·霍格思，加入了他的考古探險隊，於1911年2月抵達卡爾基米什。作為探險隊的初級助理，他的職責包括：在發掘進行時對現場進行拍照和繪圖，以及對各種發掘物做記錄。但他的工作範圍很快就擴大了。長期在發掘現場的只有兩個西方人，要監管大約兩百名當地工人（霍格思雖然是整個項目的領導人，但只是間或地親臨現場），因此勞倫斯很快就扮演起了建築工頭的角色。在這個崗位上，他發現自己具有天然的領導才華，這不僅讓別人，就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

（T. E. 勞倫斯和倫納德·伍萊在卡爾基米什考古發掘現場）

當然了，這部分是由於他是個歐洲人，地位比當地人高。在一種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不平等條約”體制下，歐洲列強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少數派為藉口，從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們手裏強取豪奪，讓蘇丹們做出了越來越喪權辱國的妥協。到20世紀初，歐洲公民實際上已經完全不受奧斯曼法律的管轄。“這個國家對外國人來説真是太美好了，言語無法形容，”勞倫斯在1921年夏季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外國人在這裏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樣。”【22】

但讓勞倫斯成為領導者的不僅僅是他作為歐洲人的身份。他似乎瞬間就對東方產生了喜愛之情，與這種喜愛相伴的還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對東方文化的欣賞。此時他的阿拉伯語已經很流利，在卡爾基米什更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語。他學習語言的方法是仔細詢問工人，拜訪他們的家庭，並把自己學到的東西全都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來。通過了解他們的民間傳説故事、他們對政治的看法，以及確定複雜的氏族結構（它決定了地區性的效忠關係），勞倫斯漸漸摸清了敍利亞北部這個小角落及其人民的情況，他很可能比當時其他任何一個歐洲人都更熟悉這個地區。

當然了，關注最能贏得對方的好感。卡爾基米什發掘現場的工人們都來自附近的傑拉布盧斯鎮，他們此前和西方人打交道時無疑總是泛泛之交和卑躬屈膝。他們肯定從未見過一個西方人肯花時間去了解他們的孩子、親戚和祖先的名字，或者樂意接受邀請、光臨他們的寒舍，或者對他們的儀式和風俗表現出真正的尊重。

勞倫斯還有一個地方給當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一般認為，歐洲人都是軟弱或者嬌氣的，但勞倫斯截然相反，他可以在炎炎赤日下苦幹一連好幾個鐘頭，中途沒有任何休息；他可以徒步或者騎馬行進幾天而毫無怨言，或者像一個當地人一樣，泰然自若、聽天由命地硬撐痢疾和瘧疾的痛苦。對傑拉布盧斯的阿拉伯人來説，勞倫斯堅忍不拔、毅力頑強、生活樸素，不像個歐洲人，倒更像他們自己。按照阿拉伯人的傳統，他們以強烈而持久的忠誠回報勞倫斯，因為他們把他看作自己人。這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勞倫斯在敍利亞待得越久、受當地人接受的程度越高，他的思維和行為就越來越不像是英國人。

（T. E. 勞倫斯和倫納德·伍萊在卡爾基米什發現的赫梯雕刻）

在更深的層面上，他在敍利亞的時光讓他開始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先前的關於西方“啓蒙和教化落後民族”的觀點。他與一個來自傑拉布盧斯、叫做達霍姆的年輕人的密切關係就突出地體現了這種思想上的變化。達霍姆當時只有十三歲，在卡爾基米什發掘現場負責趕驢子。這個聰明而特別英俊的少年很快被勞倫斯提升為私人助理，兩人密不可分，導致有人竊竊私語，説他們可能是一對情人。不管這些傳言是真是假，勞倫斯在達霍姆身上看到了阿拉伯民族本質上的高貴（這種新觀念有些過度浪漫化了），仰慕他們的苦行禁慾，認為那是一種脱離了西方式放縱的“樸素的福音”【23】。

1911年，在從傑拉布盧斯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介紹了達霍姆，稱其為“一個有趣的人”【24】，説自己希望幫助達霍姆。在這封信中，他表現出了與英國殖民主義思想矛盾的觀點：“好在這一地區還沒有受到外國影響。如果你們看過法國影響造成的破壞，還有美國影響的惡劣後果——儘管沒有法國人那麼糟糕，你們就會希望，這樣的影響永遠不要擴張。半歐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惡俗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讓人瞠目結舌。不曾受過歐洲影響的阿拉伯人要比他們強一千倍。外國人來這裏是為了教誨當地人，但其實他們最好是向當地人學習。

（少年達霍姆）……但在艾因阿薩德的這一天，令勞倫斯痛苦萬分的還有另一件事，是近期發生的對他個人的沉重打擊。從各方面證據來看，在勞倫斯在阿茲拉剋期間，他得知了自己在卡爾基米什時的年輕夥伴達霍姆的死訊。達霍姆顯然是前一段時間肆虐敍利亞北部的斑疹傷寒大爆發的受害者。在很深的程度上——這種程度之深，勞倫斯自己或許都沒有完全理解——他已經在自己腦海中將這場戰爭幻化為達霍姆的形象。就是為了這個敍利亞少年和他的未來，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現在達霍姆死了，激勵勞倫斯奮鬥的許多東西也就隨風飄去了。儘管他從來沒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獻詞中的神秘的“S.A.”的真實身份——達霍姆的真名是薩利姆·阿里，但該書卷首詩的最初幾節強有力地佐證了勞倫斯得知達霍姆死訊的時間和此事對他的影響：

我愛你，因此我將這些如潮的人流拉進我的手中

在繁星燦爛的天空裏寫下我的心願

去為你贏來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會為我而閃耀

當我們來的時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僕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見你在等待

當你微笑時，悲慼地嫉妒時，他（死神）追上了我

並把你拉走

帶入他無言的寂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