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三週年，隔空互嗆與三方亂鬥階段徐徐展開_風聞

1、衝突持續超過1000天之後，停止點仍然可見不可及。開打前的判斷是，莫斯科可以在戰場上取得勝利，但是難以讓烏克蘭在不利條件下同意和平，願意支持烏克蘭的有非常經典的理由可及；烏克蘭難以通過戰場態勢讓莫斯科開打之後同意停手，除非能夠撐到莫斯科消耗得難以為繼。因此總體判斷是，根據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如果開打，這是一場看不到停止點的戰爭；理性的決策者，做出的選項應該是避免下場。後續發展顯示，持續的不信任，以及雙方共同持有的誤判，導致了衝突的爆發：一方相信自身的實力優勢，可以速戰速決；一方相信自身的外部援助優勢，可以在短期內後發制人。結果雙方共同的判斷，打開了衝突的盒子，經歷了1000天的衝突，大量的人員傷亡，莫斯科取得了戰場的有利態勢，但即使在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下場之後，衝突的停止按鈕，仍然很難簡單的按下去。

2、衝突展示了新技術革命賦能下的半新型消耗戰的總體特徵。俄烏衝突展示了新技術革命在軍事領域賦能帶來的革命性影響，無人機，星鏈，海馬斯為代表的“咩俄神器”，各領風騷，並給人帶來無限的遐想。不過最終，衝突也顯示了新技術革命賦能的邊界和限度，真正意義上的新型衝突與戰爭的規律，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

--第一，新技術可以帶來一些改變，但0.5的優勢最終還是要拼消耗。0和1的對比是致命的，也就是説一方如果用無人機系列，一方堅持用有人的裝備去硬衝，代價是可以大到具有某種顛覆性的；但是0.5的優勢，也就是兩邊都用無人機系列，但技術上只是具有有限的區別，那麼戰爭的整體性，系統性，複雜性特徵就會全面的體現出來，單一要素，單一兵器的簡單賦能，對系統的增幅，比較有限，顯著的系統性短板，比如持續生產能力和戰略性資產的絕對差距等，就會在進入相持階段之後，發揮出比有限的技術賦能，更加重要的因素。

--第二，築壘地域的陣地戰，與依託信息差的狂飆突進，各有特長，但在烏克蘭，呆陣硬仗的笨辦法，發揮出了比較明顯的優勢。莫斯科最初的戰術運用，有明顯的失誤和偏差，多少有點華而不實的營級戰鬥羣，學美軍學了個東施效顰，後果在2022年9月的哈爾科夫大飆車中有了清晰的展示；在那之後，被戰爭喚醒的🐻式基因，成功的將衝突帶入了自身的節奏，用巴赫穆特換來的時間，形成的龍牙防線，在應對傳説中的2023年春夏大反攻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顯著的作用，並最終將戰場態勢扭轉到了有利於俄羅斯的軌道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得到北約支撐乃至系統性改造的烏克蘭軍隊，顯示在本國缺乏系統性戰爭配套能力，主要依託美西方泵湧式補充物資的背景下，具備在局部方向，有限時間，打出超過預期的戰術個案的可能，哈爾科夫反攻，以及突襲庫爾斯克，顯示了寬大正面，依託信息優勢，實施局部戰術反突擊的可能；同樣的，北約援助的技術兵器昂貴，數量有限，可持續供給產能不足，可以支撐有限戰術突擊但缺乏長期消耗能力的缺點，也暴露無疑。

--第三，低價值無人機的戰場低空遮蔽效能，得到了有效的體現。暴露在戰場態勢感知系統下的有人裝備，面臨低價值無人機系統的有效威脅。FPV成為可以隨戰線變動的伴隨性機動精確打擊系統，可以實現對敵方人員和有人價值高價值兵器的高效的非對稱毀傷。但是在整個衝突的進程中，暫時還不具備單獨扭轉進程的能力，顯示新技術需要有效的嵌入整個作戰系統，才能真正轉化成為新質戰鬥力。但毫無疑問，俄烏衝突中的實際戰例，有效催生了各大國對新質戰鬥力生成機制的全面思考，在世界範圍，助推了軍事革命進入更深層次的發展新階段。

3、俄烏衝突的底層邏輯是大國戰略競爭和代理人戰爭，大國的戰略韌性，成為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從戰略層面來看，俄烏衝突從一開始就是非常清晰的美歐vs俄羅斯的大國戰略競爭，烏克蘭只是被選定的代理人，以及被指定的交戰場域。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相互之間努力避免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嚴格控制代理人戰爭的規模和邊界，避免誘發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相互之間直接進入可能導致使用核武器的衝突狀態，這一深層規律對俄烏衝突的走向產生了直接影響。歐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數量龐大，但是援助的武器類型，以及具體的使用方法，有着嚴格的控制。戰場被侷限在烏克蘭本土，嚴格禁止任何可能導致俄羅斯直接突破使用戰術乃至戰略核武器門檻的戰場行動，貫穿了俄烏衝突的整個進程。俄羅斯保持了對攻擊目標的剋制，美國保持了對武器援助和武器使用的控制，作為直接衝突方的烏克蘭，其最終的悲劇結局，從這個方面來説，從一開始就被註定了。特朗普2024年贏得選舉，2025年重返白宮，並啓動了拋開烏克蘭以及歐洲的與俄羅斯直接談判的進程，只是為這個結局，注入了更多戲劇性的因素。

歐美與俄羅斯的比較戰略優勢，在這場衝突中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展現：

美國有豐富的工具箱，但是所有工具的使用，都有相應的後果，美國與歐洲對後果承受的有限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僅僅以最具標誌性的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禁運來説，歐美能力的邊界以及承受後果的有限性，就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表現。在無法構建包括東大在內的真正的世界範圍多數國家有效支持的背景下，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始終可以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撐，可以有效承受中低烈度衝突所必須的資金支持，維持戰爭機器的有效運轉，將衝突帶來的國內經濟與政治代價，控制在俄羅斯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高度具有象徵意義的扣押俄羅斯國際資產，以及將部分俄羅斯銀行踢出swift系統等金融工具，也展示了能夠達成的效果以及這類制裁具有的邊界。美國和歐洲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壓倒性的能力優勢，其採取的舉措導致的經濟與金融後果，對美國和歐洲支持烏克蘭的政治意願，設定了明顯的邊界。在不願意，以及，不能直接下場誘發大國直接軍事對抗的大前提的約束下，有限度的經濟與金融制裁，在遭遇俄羅斯堅定的戰略意志的抵抗之後，最終趨向於無效。

俄羅斯的經驗顯示，如果一個大國，可以具備有效的國內循環能力，並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支撐，同時可以有效的維持一個相對有限的國際循環體系，那麼就可以在不利態勢下，扛過來自歐美的經濟與金融制裁，並通過對戰場態勢的改變，最終影響歐美持續支持代理人戰爭的意志和能力。這等於在間接的檢驗了美國用代理人戰爭形勢護持其全球霸權優勢的能力邊界，最終的檢驗結果，對體系維度的大國戰略競爭，將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4、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動，為俄烏衝突的走向，帶來了全新的衝突與挑戰。在特朗普進入白宮之後，俄烏衝突開闢了一條令人感到意外的全新戰線，即華盛頓與基輔的政治博弈戰線。當2022年衝突爆發的時候，觀察者們的一般假設，是華盛頓擁有對基輔的有效控制能力，但2025年1月至今的發展態勢顯示，在俄烏衝突的具體場景中，這種控制，不僅有方向性，即可以增加支持，但難以實質性的發揮如華盛頓預期的那種説打就打，説停就停的直接控制；而且具有顯著的反噬效應，即可以開始，可以進行政治和價值上的拔高，也就是將其貼上所謂皿煮的價值標籤，但是難以叫停，沒有什麼歐美的政治人物，能夠在政治上真正承受全面接受莫斯科停止行動要價帶來的政治後果，甚至難以滿足烏克蘭以加入北約為核心的停止交戰行動的安全保障要求。

整個俄烏衝突，一旦啓動，就像一個巨大的流沙陷阱，緩慢但堅定的把所有各方都納入其中，並持續拖向某種更加致命的前景。要全面跳出，在當下的歐美國家，除非能夠全面重構俄烏衝突的認知圖景，否則對於任何政治領導人來説，都意味着徹底放棄自身的政治聲望與前途。這種決斷能力，在當前的歐美國家，並不具備。

5、基輔與華盛頓的隔空互嗆，可能對特朗普政府，產生意料之外的突破效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堅持打造的無所不能且可以突破一切常規限制的超人人設，可能會在基輔，撞到意料之外的鐵板。從總的出發點上來説，特朗普對於俄烏衝突的認知，以及希望快速結束俄烏衝突的總體目標，很難説是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但是，問題在於如何實踐這種戰略。由於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其實並不具備應對和解決此類複雜地緣政治衝突所必須的知識和能力，所以導致的後果是，特朗普輕易的啓動了談判進程，並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很顯著的低級錯誤：

在對俄羅斯方面，特朗普及其團隊，從一開始就亮出了底牌，即美國不會直接下場。由於歐洲並不具備在脱離美國支援的情況下，單獨面對俄羅斯戰略壓力的能力。這等於讓莫斯科具備了對於實力博弈最終結果的樂觀預期，在這種預期的支撐下，加上俄羅斯正在俄烏衝突的正面戰場上，不斷取得更加有利的戰術態勢，所以，莫斯科並不認為有必要修改自己的要價，以取得談判的實質性進展，畢竟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俄羅斯認為完全有能力從戰場上去拿。

更加讓特朗普及其團隊尷尬的是，基輔的澤連斯基，也在某種程度上看穿了華盛頓的底牌：華盛頓想的是，要拿到一個可以在政治上被解釋為贏得衝突的停戰結果，而不想被解讀為華盛頓在烏克蘭問題上，向莫斯科全面投降。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澤連斯基就會認為，所有所謂極限施壓的威脅，無論是停止星鏈，又或者是真的徹底切斷軍事援助坐視烏克蘭在戰場上全面潰敗，都只是一種心理上施壓的手段，而難以變成真正的行動，那麼烏克蘭要做的就非常直接，一方面，在外交上堅持華盛頓必須提供加入北約為核心指標的安全保障，這種要求具有西方政治意義上的正確性，難以被直接拒絕；另一方面，在談判中堅持任何不具備以提供安全保障為交換的各種要求，比如那個從50%上升到100%的礦產資源索取要求，這種舉措甚至在美國國內，都是可以得到相當政治支持的“正確主張”；剩下的，就變成了殘酷的“兩個水管”競爭：看是烏克蘭在戰場上先徹底崩潰，還是華盛頓在政治意志以及坐視烏克蘭戰敗後果導致災難的計算結果面前，改弦更張，提出更加有利於烏克蘭和基輔的新條件。

這個局面，對於特朗普來説，是尷尬，困難甚至是災難性的：如果面對現實，改變要價，特朗普要維持的有別於拜登政府的政治形象，就會破滅，基輔地堡男孩，就會成為戳破特朗普國王新裝的小朋友，讓莫斯科以及全球，見證特朗普的裸奔時刻；如果堅持極限施壓，最終導致烏克蘭全面崩盤，不僅政治上坐實了特朗普是普京寵物的戲謔傳言，而且同樣導致美國無能拯救烏克蘭的直接後果，可能導致美國霸權的安全承諾，面臨某種難以控制的多米諾效應。特朗普的機會，目前來看，主要在於美國是否能夠用非常低的成本，在很短時間內，在烏克蘭內部找到替代性的人選，替代澤連斯基主持局面，推動與俄羅斯的進程，而諷刺的是，最具備這種能力的機構，也就是USAID，因為捲入美國國內的兩黨政治，正在遭遇特朗普和馬斯克的系統性的清算，而且還波及到了蘭利那條線，客觀上這會在短期內實質性的癱瘓美國在烏克蘭採取類似行動的有效能力，對於特朗普來説，這同樣是非常尷尬的。

同樣微妙的是，美國國內圍繞給烏克蘭提供援助的實踐，形成了巨大的獲取直接利益的羣體，這個羣體，又深刻的嵌入在美國的制度與體制之中，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抗性，百萬漕工衣食所繫，形成的慣性驅動，無論是特朗普還是馬斯克，都難以形成實質性的衝擊，更不要説進行實質性的改變和調整了

6、動盪的世界期盼和平，持續超過1000天的俄烏衝突告訴世界，和平是珍貴且脆弱的，一旦被擾動，就很難輕易復原。世界期盼和平，但很顯然，除非各方真的能夠在認識上統一到東方某大國提出的主張與安排之中，否則，全球可能不得不為美國主導下的歐洲安全治理結構的系統性失敗，即由北約和歐盟雙東擴導致的俄烏衝突，持續支付代價。這或許是當前世界面臨的主要悲劇之一，同樣的，也促使人們不斷思考，未來，如果要真正實現與維繫全球的和平、安全以及發展利益，應該如何在不同大國的主張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歷史會持續證明，東方大國提出和倡導的理念，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體現歷史發展進程的正確和有效的主張，值得所有人，所有國家，共同支持與協同努力。

期待和平早日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