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主義路線的終結與對華政策轉變（二）_風聞

吉田主義路線的終結與對華政策轉變（二）

吉田主義路線的發展

　　60年代初聲勢浩大的反安保運動使得美國意識到，如果繼續對日本施加強硬的軍事分擔壓力，可能會導致其在美蘇冷戰中逐漸走向中立化，從而動搖其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基礎。因此，美國轉而默許吉田主義路線以避免激化日本國內的反美情緒，為路線的延續及經濟高速增長期創造了外部條件。與此同時，在戰後反戰民意高漲的背景下，以社會黨、共產黨為代表的革新勢力依託和平主義思潮，大量吸納厭戰選民不斷增加關鍵席位，多次阻止自民黨獲得在提議修憲時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議席。

　　但到了70年代中期，美蘇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美日貿易逆差等一系列外部因素扭轉了美國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容忍態度。1974年9月，於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美國海軍陸戰隊前中尉吉恩・拉洛克揭露了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對日本的核武政策，即美國軍艦在日本港口停留時攜帶核武器的具體情況。由於此前日本政府一直對外宣稱日本境內沒有核武器的存在，此事件直接引發了日本國內社會對自民黨政權的信任危機，同年12月時任首相田中角榮宣佈內閣總辭職，並辭去自民黨總裁職務。僅在兩年後，洛克希德受賄案爆發，田中角榮被捕入獄，也因此其去世後僅被追授正二位。（歷任首相去世後皆會被追授從一位，幕府將軍同級）

　　時任三木武夫內閣的防衞廳長官坂田道太繼承了前任首相田中角榮的構想，重新提出了“將防衞費總額設定為GNP的1%”的政策方針，並在隨後的1976年11月使其通過了國會決議。坂田道太為了推動這一政策，特地設立了防衞廳長官的私人諮詢機構“思考防衞會”，並邀請了京都大學的高坂正堯撰寫新的防衞策論。不過有趣的是，高坂正堯在之後的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還主導了“否定GNP1%”的政策討論會，被認為是“破GNP1%”的始作俑者。

　　受洛克希德受賄案的影響，自民黨在1976年12月的第34屆眾議院選舉中首次失去過半議席，首相三木武夫因此引咎辭職，福田赳夫繼任總裁職務。為挽回第二年的參議院選舉，福田赳夫在對外政策上沿用了吉田主義路線，並開創性地提出“全方位和平外交”理念，主張與所有國家保持良好關係。自1977年1月起，福田赳夫便通過訪華議員傳話、親筆信等方式向中國傳遞締約誠意，並隨後於8月召開的第二屆東盟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我國的東南亞政策》的演説，提出了“日本永不成為軍事大國或地區；與東盟國家構建心與心的信賴關係；作為平等夥伴推進經濟合作”的三項政策方針，即著名的“福田主義三原則”。這一演説在1978年中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最終將"反霸權條款"寫入條約文本中，使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安保體制框架下實現了對華關係的突破性進展，吉田主義路線也由此被髮展至巔峯。

　　時間來到80年代初，1981年前美國駐日大使埃德温·賴肖爾在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透露了美軍早在60年代初就在雙方政府知情的情況下，數次攜帶核武進駐日本港口的事實。賴肖爾明確表示，這一行為符合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及秘密文件的簽署內容，並期望日本能夠徹底接受美核潛艇在日本的常態化駐留。儘管日本政府在表面上極力否認秘密文件的存在，但自民黨內部針對此事迅速分為了兩派。極端保守派認為應該利用這次機會直接廢除在野黨最關注的“不運進核武器”原則，相對温和派認為應該在承認秘密文件的基礎上對三原則進行適當修改。但時任首相鈴木善幸並不想承擔美核潛艇常駐化帶來的政治後果，最終選擇了“不修改不禁止”予以回應，即不修改“無核三原則”，不禁止美國核進駐。這種曖昧態度被視為對美核政策的一種容忍，算是從事實上正式承認了美國核武常駐日本的合法性，此後美國也一直公開利用核共享等策略影響日本國內的對外政策決定。

吉田路線的挫折與靖國神社問題

　　簡而言之，吉田主義路線在中曾根政權時期遇到了一定的挫折，與中曾根內閣處理靖國神社問題的態度變化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靖國神社最初由明治政府創建，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其作為陸海軍省共同管轄的國營神社，負責在每次戰爭前後合祀供奉不斷增加的陣亡士兵。而當時普通宗教團體歸文部省管理，神社則屬內務省管轄。

　　然而隨着日本戰敗，進駐的盟軍總司令部（GHQ）於1945年12月發佈《國教分離指令》，切斷了日本政府與國家神道的法律聯繫，並同時在日本推行了極為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靖國神社由此被改組為獨立宗教法人。作為軍國主義神社，除了靖國神社外，各地方的護國神社、招魂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日本恢復了獨立，《國教分離指令》隨之失去約束力，靖國神社與國家的關係似乎可以恢復到戰前的狀態。然而早在1947年，政教分離原則就被寫入了日本國憲法第20條和第89條，即國家無法為宗教法人靖國神社提供公共資金支持，也無法給予其特殊地位。儘管如此，靖國神社方面及相關遺族團體認為靖國神社並非普通神社，是明治天皇為祭祀“為國捐軀者”所建，相關費用理應由國家承擔，靖國神社問題實際上由此開始。

　　為推進靖國神社的國有化，1956年，日本遺族會在其主導的全國戰歿者遺族大會上成立了“國家護持的小委員會”，將“推動靖國神社由國家護持”作為活動方針，並在此後以遺族團體和護國神社相關人員為中心，不斷在各地掀起國家護持運動。在此背景下，自民黨自1969年起多次向國會提交旨在實現靖國神社國營化的《靖國法案》，試圖將靖國神社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但1969年的長沼訴訟案、1973年的中谷康子合祀拒否案等一系列訴訟案的判決結果，使得70年代的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了靖國神社國有化，與侵犯宗教自由及軍國主義復活之間的聯繫。在國會革新勢力及日本基督教團體的強烈抗議下，《靖國法案》自提出至1974年間歷經五次國會審議均未獲通過。

　　有鑑於此，遺族會開始調整方針，轉而呼籲首相在8月15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試圖通過實現官方正式參拜，將靖國神社確立為國家級悼念設施。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內閣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方針，試圖擺脱“吉田主義”政策對國內的政治束縛，遂對官方參拜表現出積極態度，並設立了私人諮詢機構“關於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懇談會”。基於該機構的報告，中曾根康弘於1985年8月15日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然而，首相的正式參拜被周邊各國視為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正當化行為，尤其是靖國神社在1978年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罪的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作為“昭和殉難者”合祀，因而此舉招致中韓兩國政府的嚴厲批評。面對國際壓力，特別是考慮到原定於1986年末的訪華計劃涉及ODA支付和日企入華等重要議程，中曾根內閣因此陷入應對困境，遂於1986年8月14日由內閣官房長官後藤田正晴發表聲明，宣佈首相中曾根康弘當年暫停正式參拜。

　　中曾根原本打算私下與靖國神社交涉，期望將甲級戰犯移出合祀，但“臨陣脱逃”的行為直接激怒了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導致雙方交涉破裂。於是在之後的9月3日的國會答辯中，中曾根親自表示：“甲級戰犯合祀問題會影響鄰國感情，作為亞洲國家或地區必須對大戰進行反省，這是日本生存的宿命。"，並正式宣佈任內不再參拜，此後“終戰紀念日”的首相官方參拜被一度中斷。

注：中谷康子合祀拒否案

　　訴訟發起人中谷康子原為日本山口縣的普通家庭主婦，其丈夫中谷孝文是一名自衞官。1968年，中谷孝文因交通事故殉職，康子作為其未亡人以基督徒身份將丈夫骨灰安放在教堂墓地。1972年，自衞官山口地方連絡部（地連）聯合隊友會山口縣支部聯合會（隊友會），向山口縣護國神社申請合祀殉職自衞官靈位，但程序上需家屬提供殉職證明書。隊友會在未取得康子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將其丈夫列入合祀名單，並多次上門索要殉職證明且隱瞞其用途。康子在得知真相後予以堅決反對，在通過教會抗議無果後，選擇以“強迫合祀行為違反憲法政教分離原則”為由起訴地連和隊友會。山口地裁與廣島高裁均支持康子，在一審（1977）與二審（1979）判決中均認定地連作為國家權力機構介入宗教事務違反《日本國憲法》第20條第3款的政教分離原則。但最高裁判所通過切割地連（國家機構）與隊友會（民間組織）的行為關聯性，弱化國家權力介入宗教的嫌疑，再以“未直接侵害個人宗教自由”為由，認定隊友會行為不違憲，並在最終判決中（1982）徹底否定康子訴求。判詞中寫道“各種信仰之間應當互相寬容，康子女士在主張自己權利的同時，應當考慮到隊友會成員也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希望康子女士與相關人員能夠互相寬容。”

參考資料

吉田  裕 「靖國神社問題」『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學館2013年

渡辺　治「小國主義政治の歴史的終焉」『日本の時代史28』吉川弘文館2004年9月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