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從未倒塌：統一後的裂痕與選擇黨的崛起_風聞

一、統一的名義與掠奪的實質：東德的系統性邊緣化

1990年兩德統一被官方稱為“合併”，但實質上卻是西德通過憲法接管實現了對東德的“制度吞併”。東德在統一過程中徹底失去經濟自主權，其國有企業被西德資本主導的託管局（Treuhandanstalt）全面私有化，90%的企業被西德企業收購或關閉，導致東德工業化體系崩潰，失業率從1990年的0%飆升至1992年的20%。這一過程被萊比錫大學教授迪爾克·奧施曼稱為“西德對東德的低配版仿製”，東德不僅失去了經濟根基，其社會精英階層也因東德科學院解散、媒體機構取締而系統性邊緣化，大量知識分子和工人被迫成為西德資本的廉價勞動力。

經濟數據的對比更直觀地揭示了東西差距的固化：1991年東德經濟總量僅為西德的43%，2022年雖升至79%，但全職就業者的年收入差距擴大至1.3萬歐元。儘管德國聯邦政府通過“團結税”向東部輸血超過2萬億歐元，但資本流動始終由西向東傾斜，東部淪為西德的資源供應地和低端產業鏈延伸區。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導致統一34年後，仍有40%的東部居民首先認同“東德人”身份，而非“德國人”。

二、朔爾茨政府的政策困局：民粹主義的催化劑

2021年上台的朔爾茨“紅綠燈聯盟”（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試圖延續默克爾的中間路線，但其政策選擇反而激化了東西矛盾與社會分裂，為選擇黨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難民政策的失控與安全焦慮政府延續默克爾時期的寬鬆難民政策，2023年德國接納難民數量再創新高，但配套安置資源嚴重不足，導致治安事件頻發。東部地區因經濟弱勢更易受衝擊，選擇黨藉機將難民問題與東德人的“被剝奪感”綁定，宣揚“移民威脅論”，主張“關閉邊境、驅逐非法移民”，在東部獲得高達30%的支持率。例如，選擇黨承諾在100天內徹底關閉邊境並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這一極端立場精準擊中了東部選民對資源分配不公的憤怒。

能源轉型的代價分配不公綠黨主導的激進能源政策（如關閉核電站、加速淘汰化石能源）推高了民生成本，而東部工業基礎薄弱、失業率高，對能源價格敏感度遠超西部。政府補貼多流向西部新能源企業，進一步強化了“西部優先”的認知。選擇黨則主張改善對俄關係、重啓“北溪”管道，直擊東部民眾對能源價格飆升的痛點。

經濟疲軟與聯盟內耗德國2024年經濟增長率僅0.2%，在G7中墊底，製造業外流與能源危機加劇了東部地區的邊緣化。執政聯盟內部因財政緊縮與綠色投資矛盾陷入癱瘓，債務剎車政策限制了政府對東部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力，而柏林的政治精英被批評為“脱離現實的官僚集團”。東德選民對傳統政黨的信任崩塌，轉而擁抱選擇黨的“反建制”承諾。

三、選擇黨的崛起：東西裂痕的政治爆發

2025年大選中，選擇黨以19.5%的得票率躍居第二大黨，並在東部多州成為第一大黨。其勝利本質是東西德結構性矛盾與朔爾茨政策失敗的疊加產物：

東部：身份政治與經濟訴求的交匯選擇黨在東部支持率超30%，其成功源於對“被遺忘者”情緒的精準捕捉：一方面抨擊“西德殖民主義”，承諾提高東部財政自主權；另一方面將難民問題塑造為“資源爭奪戰”，宣稱“德國人優先”。例如，其競選綱領提出勞動力市場的“三等公民制”，區分歐洲與非歐洲移民，利用種族主義敍事強化排外情緒。

西部：民粹話語的滲透與藍領階層的倒戈即便在西部，選擇黨也以反移民、反精英口號吸引藍領階層。其主張削減對烏軍事援助、重啓對俄能源合作，迎合了民眾對經濟現實的務實考量。特斯拉CEO馬斯克等高調支持選擇黨，稱其為“德國唯一希望”，進一步提升了該黨的合法性。

傳統政黨的合法性危機社民黨在東部支持率跌至6%，綠黨甚至未能進入部分州議會。主流政黨為挽回選民被迫右轉，如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在移民議案中接受選擇黨支持，模糊了主流與極右的界限，反而強化了後者的議題設置能力。

四、柏林牆的幽靈：德國與歐洲的未來

物理上的柏林牆雖已倒塌，但心理與經濟的裂痕仍在加深。選擇黨的崛起揭示了德國統一後製度性掠奪的長期後果：東部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成為身份認同的符號，象徵着全球化背景下被犧牲的邊緣羣體。若主流政黨繼續忽視這一裂痕，德國或將面臨更深的政治極化，甚至威脅歐盟的穩定性——選擇黨反歐盟、反移民的主張已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極右翼勢力形成跨國聯動，可能推動歐洲整體“右轉”。

結語：地圖上的幻影與現實的抉擇

德國2025年大選不僅是國內政治的轉折點，更是歐洲秩序重構的風向標。選擇黨的成功表明，民粹主義並非偶然現象，而是制度失衡與政策失能的必然產物。若新政府無法有效彌合東西裂痕、解決經濟與移民危機，柏林牆的幽靈將繼續籠罩德國，而“統一”的德意志，或許終將淪為地圖上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