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前人已經給出答案了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16分钟前
作者：温伯陵
有些普遍問題，其實古人已經想到了，並提出瞭解決問題的辦法。
早在先秦時期，儒家宗師荀子出函谷關，進入秦國，和秦昭襄王展開一場問對，題目是儒學能不能用來治國、儒生能不能堅守高尚道德。
秦昭襄王問荀子：“儒無益於人之國”——儒家理論，恐怕不能用來治國吧？
荀子答道：“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
什麼意思呢？
荀子的意思是，儒學是三皇五帝的道統，根正苗紅，跟腳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國君用儒生，那麼儒生就能治國安邦，如果國君不用儒生，儒生就回到鄉里，做一名遵紀守法的普通百姓。
荀子的這番話，意在説明儒生能上能下，隨時等待國君的召喚，對國家百利而無一害。
但秦昭襄王仍然不放心，問：“然則其為人上何如”——你這麼説是因為儒生沒有掌權，如果儒生掌握國家政權，做了人上人，還能如此高尚嗎？
荀子顯然有所準備，隨即説道：“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荀子是勸秦昭襄王，儒生一旦掌握國家政權，一定以修禮節、正法度、護忠信為天職，絕不會貪贓枉法。因為儒生有高尚的品德，隨時可以自我批評和自我革命，您放心吧。
秦昭襄王聽完，説了一個字：“善”，但還是沒有大規模重用儒生。
以上內容，出自《荀子·儒效》。
在這段對話中，秦昭襄王是站在國君角度看問題，考慮的是儒生能不能用、用了有什麼後果，荀子是站在儒生的角度看問題，考慮的是儒生如何掌握政權、又如何保住權力。
從他們兩人的不同立場來看，他們的考慮和問答都沒有問題，都是對的。
但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就能發現，關於“儒生治國和保住權力”這個問題，荀子的全部希望，都寄託於儒生的道德水平。他沒有考慮到，或者是刻意忽略了一個問題——
如果儒生無法一以貫之的保持超高道德水平，該怎麼辦？
畢竟道德水平是內在的自我修養，而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儒生是否能保持道德，完全在於自己是不是想保持道德，外人是完全無法干預的。
換句話説，儒生有道德的裁判權。
只要儒生們同氣連枝，説自己是正人君子或比肩聖賢，外人是沒有任何理由去指責的。如果外人想尋找理由指責儒生們，那他就要研習儒學經典，可等他研習通透了，他就變成儒生，也就無需指責了。
秦昭襄王事後沒有大規模重用儒生，可能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他無法確保每個儒生都是聖人，自己還沒有合理的干預措施。
所以，與其把秦國興衰寄託在儒生的道德上，還不如寄託於嚴酷的法令。
最起碼，執行法令的主動權在國君。
後來，漢朝的董仲舒整理諸子百家，向漢武帝獻上“天人三策”，再加上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的習慣，漢朝便一改清靜無為的黃老之道，“儒法並重”成為漢朝的基本國策。
改弦更張的漢朝，確實出現了一段強盛時期，但僅僅百年後，那些誦讀儒學經典的士大夫、豪門世族們，便兼併土地、畜養奴婢、圈禁山林，各自劃一塊地方搞起獨立王國。
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他們還推舉王莽改朝換代，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洗白他們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罪惡。
這樣的儒生，哪裏有荀子寄予厚望的高尚道德呢？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和秦昭襄王、荀子問對暴露出來的問題一樣，漢朝的儒生和法家，不論他們在郡縣做了什麼，其源頭，歸根到底是在朝堂，是來自皇帝的任命。
只要漢朝的丞相、廷尉、太守、縣令不自我批評和自我革命了，他們就是沒有包袱的，儒生就不可能教化法家，法家也不可能制衡儒生，“儒法並重”由此成了一紙空文。
再往後，宋朝的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對儒生的個人道德要求，比荀子提高一大截。
然而，這麼高的道德要求，雖然塑造了一部分氣節壯烈的儒生，但入仕宋朝的儒生，相當一部分都是蔡京、秦檜等道德水平低下的人。
造成宋江、方臘起義的是他們，和金國談判賣國的也是他們。
到了明朝，于謙這種立志報國的儒生極少，更多的是“泥塑三閣老，紙糊六尚書”、“平時素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平庸儒生，平時貪贓枉法，臨事無一良策。
清朝儒生，不説也罷。
歷史的經驗證明，指望所有儒生具有高尚道德是不現實的，試圖用儒生的高尚道德實現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
要想解決秦昭襄王和荀子留下的難題，根本辦法是引入外部力量，實現內外平衡，陰陽共濟。
然而，這似乎也很難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