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 | 城市文化結構中的崗位意識 ——從劉少奇與時傳祥的對話講起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45分钟前
陳思和|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1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陳思和教授
“城市文化結構中的崗位意識”這個題目太大,我想從一個很小的事例,從一個角度講起。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從廣場到崗位》,談的是知識分子的現代價值取向問題。我在這本書裏,以晚清到五四期間的知識分子運動及其分化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和崗位意識。有讀者讀了這本書後曾向我提出問題,就是我以前寫過一篇論文,談的是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三種價值取向,分別是廟堂意識、廣場意識和崗位意識,現在為什麼只談兩種價值取向,而不談廟堂意識?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舉了一個例子來説明社會主義社會的“廟堂觀”,應該與封建時代的“廟堂觀”有根本區別。

陳思和:《從廣場到崗位》
北京:文津出版社,2024年
1959年10月26日,新上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1898—1969)接見全國勞動模範、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1915—1975),劉少奇發表著名講話 :“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那個時候,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才半年(4月18日當選),我理解他是有意識地借這個機會公佈自己的“廟堂觀”,他把國家領導人的工作與掏糞工作並置在“人民勤務員”的價值層面上,將之視為同列,這是對傳統廟堂觀的一次尖鋭、徹底的顛覆。這其實已不能理解為新的廟堂意識,而是共產主義者對舊廟堂意識的徹底否認與批判,把“廟堂”改造為工作崗位。
但是,舊的意識形態包括士人的廟堂意識及其價值取向,還不可能完全銷聲匿跡,還會長時間地隱藏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中,像腐屍那樣發臭,發散出毒氣來迷惑、引誘、腐蝕青年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們,用錯誤的權力觀、財富觀和官場潛規則來敗壞社會風氣,凝結錯誤的意識形態。如錢理羣教授批評的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就是這類廟堂意識殘餘勢力哺育出來的怪現象。
由這個例子引出我今天要談的城市的崗位意識,劉少奇當時是用“人民勤務員”這個概念來消解傳統的廟堂意識,他把國家最高元首的職務顛覆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普通社會崗位。關於這個問題,劉少奇可能有他自己的設想,但他沒來得及實踐,也沒有提出充分的理論來表述和討論。**但是,他給我們今天留下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課題,就是我們怎麼來處理這樣一種社會崗位之間的平等關係。**我覺得,這個問題在現代城市文化結構裏是可以實現的。雖然,傳統社會里也有城市形態,但是封建時代的社會結構是金字塔型的,最高級別是帝王,往下是士大夫官僚集團,再往下是社會豪強、地主鄉紳,最底層才是農民或者其他階層的勞動者。金字塔型的社會文化結構不可能實現平等,也不存在平等觀念的。只有在現代城市的社會文化結構中,這樣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觀念才可能存在。
前面所講劉少奇與時傳祥的例子,所呈現的就是一個現代城市文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農村的問題。當一個城市還處在(1959 年)一個開始走向現代化但還沒有真正實現現代化的階段,城市的整個污水治理系統還沒有完成現代化設施改造,城市裏的排泄物和其他污穢物的治理需要專門一部分人從事專門的職業或勞動形態,那就是掏糞工人,現在叫環衞工人。20世紀30年代“金嗓子”周璇唱過一首流行歌《討厭的早晨》,第一句就是 :“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跟着它……”唱的就是這個場景。50年代,北京的機關幹部要參加義務勞動,很多時候就是去掏糞,掏糞是當時機關幹部“平民化”的重要標誌。所以,劉少奇當時要給全國人民灌輸的是這樣一個觀念:在新的社會形態下,現代城市中的崗位是平等的。這是我讀解的第一層意思。
**我要讀解的第二個層意思是 :掏糞這樣一個崗位在現代城市裏被設置有其標杆意義。**它不僅在社會層面上解決了市民物質生活方面的一個困境,為日常生活帶來便利,而且也代表一個城市現代文明的水平。在現代城市裏,如何治理排泄物,如何處理垃圾,這些問題看上去很普通,但又絕對重要,無法迴避。掏糞這個工作崗位便具有非常曖昧、複雜的屬性 :它可以被所有人輕視,又被所有人依賴,人們沒法不尊重它。城市的排泄物治理、垃圾治理水平代表了一個城市現代化的程度,或者説構成衡量一個城市是否達到現代文明的基本標準。
1933年,《東方雜誌》舉辦過一個大型徵文,邀請了很多學者、作家、文化名流來討論新年夢想。其中有一位著名學者,即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穀城先生,他在他的新年夢想裏説 :我的夢想很簡單,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能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這聽起來很可笑,但是周穀城先生説出的恰恰是實現城市現代化的一個很具體、很實在的標準。當時在上海租界,洋人如廁是用抽水馬桶的,但是對一般市民來説,這還是一個奢望。我看過一篇寫於民國初期的遊記,是一個作家來上海旅遊,其中寫到,他發現每天早上蘇州河邊一排屁股,對着河中坦然大便。這在當時恐怕是事實。

民國時期的《東方雜誌》
**我的解讀還有第三層意思 :掏糞工這樣一個崗位,它不僅解決現實層面的問題,還具有更高層面的象徵意義——它改變了城市文化結構中藏污納垢的本質。**每個城市都處於藏污納垢的狀態,我們每個人也都是藏污納垢的,但是城市環衞工作(包括掏糞)改變了這種藏污納垢的形態本質,它使用的是另外一種方法,即通過人為的勞動、科學的轉化,通過現代城市生態環境系統的運作,使污垢、排泄物、垃圾等城市消極因素重新迴歸土地,滋潤大地、莊稼,滋養生命。由此它形成了一個循環。
**現代城市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脱離土地、脱離農村傳統生活方式的基礎上的,由此形成我們今天認知中的現代化或所謂城鄉差別。**在通常理解中,城市代表了文明的生活方式,農村則代表了落後、骯髒的生活方式,城市是對農村的克服和異化。但實際的狀態是怎樣的呢?現代城市是對土地與大自然的異化,造成了很多城市問題,包括城市污染(城市噪音、廢棄垃圾等)及與城市污染相關的生態問題等,它們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城市的“排泄物”。我們正是需要“掏糞”這一類象徵性的工作,對這樣一些城市“排泄物”予以清理和改造,從而完成生命的再造。這是大自然中生命循環的規律。這個規律,其現實意義可能不那麼重要,可是在象徵層面上尤其是在文化象徵的意義上,它恰恰是城鄉之間循環的一個節點,一個城鄉生命流通不可取代的環節。在這個意義上説,城市環衞的崗位把現代城市中的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成為一種化腐朽為神奇、朝氣蓬勃的生命象徵。現代城市與農村、土地、大自然,正是通過人的自覺的有意義的勞動重新結合在一起。“城”“人”“土地”三者得以重新結合。這種象徵性,在城市文化建設、城市審美建構上產生了很高的價值,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當劉少奇把掏糞這樣一個城市的工作崗位,與他自己所承擔的國家主席的崗位平等地結合起來,放在“人民勤務員”這樣一個更高的道義層面上來重新解釋社會主義城市(國家)管理工作的意義和性質,我覺得是很有革命性和顛覆性的,革命的目的不也是為了去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