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真沒看錯，又何奈也？_風聞

       在特朗普的夾擊下，拜登憂傷的離開了白宮。鬥心眼，拜登不行，但是有一點拜登沒看走眼：“中國研發人員的規模是美國的三倍多，這一點優勢美國沒有”。關於科技水平，其實何祚庥説的沒錯：“中國落後美國是事實，我們羣裏人都清楚”。何祚庥又補充一句“當然我們現在比過去好多了”。企業家曹德旺也説過：“我們比美國落後100年”。不管怎麼説，承認我們的不足或者説落後不是壞事，而是好事——至少當代中國人還是理性的，起碼知道我們的路怎樣走。

       林毅夫在其《新結構經濟學》裏講到並符合“內生動力”的問題，也就是説，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稟賦和內生動力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程度越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發展中國家發展遇到的阻力就越大。這一點從中美、中歐關係的演化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二戰以來，包括所有欠發達國家和相對發達國家（比如歐洲和日韓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等），發展的最典型模式就是產業轉移。其實最早的日本向中國轉移了紡織引燃企業，到49年新中國接受的敵產主要就是紡織印染企業，既俗稱的“紡織基地上青天（上海、青島、天津）”。到了80年代，日韓家電產業大規模轉移到中國。由此中國市場被打開，同時中國的家電企業也從較為落後的“本地造”迅速轉變為“合資”或代工模式。就成本和效率而言，十年之後中國也成為家電出口國。不到20年日韓藉助美國專利許可發展起來的計算機信息產業又來到中國“一展宏圖”。不過這次情況與“家電時代”不同中國市場上的信息化產品以及零部件和軟件基本都是進口的，聯想也不過是搞個機殼“攢電腦。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也就是説在中國的信息化時代的資源稟賦是遠遠不夠的：芯片、存儲器和主板模塊等組件我們都沒有，儘管後來國內有了CRT電子顯像管生產企業，但隨之而來的液晶顯示屏時代的到來我國的CRT電子顯像管連本錢還沒賺夠就退出歷史舞台了。所以，沒有資源稟賦就沒有內生的動力。

     到了21世紀的中國情況就大不同了，這也就是何祚庥所説的“當然我們現在比過去好多了”，儘管最頂尖的技術我們還有差距，我們的最高算力和5nm以下芯片還需要趕上美國，但是在低端和部分中高端技術領域，中國的優勢遠高於美國。這裏的道理就是拜登的“醒悟”——拜登可能並不知道中國民間的那句話：“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是“比較優勢”拜登還是懂的，這也算是拜登在政治權利惡鬥中的第一個體會：拉幫結對，也可能在幫派內鬥中悟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話：”人多力量大，熱氣高，幹勁大。“所以才想到“中國研發人員超過美國的三倍多”。實際的道理也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中國的工程機械，比如盾構機，技術含量並不是最高，但是龐大的盾構機需要各個環節都具備相應的資源稟賦，尤其是製造工藝和製造流程的科學化。這一點從中國的船舶工業進步也能看到。因為中國的製造工藝和製造流程的科學化，在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歷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裏面我們必須感謝錢學森先生回國後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把系統控制理論作為“兩彈一星”研究體制的關鍵節點。它的意義不比導彈控制的意義低——因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就是在錢學森的指導下為新中國奠定了科技發展的管理基礎。事實證明中國的現代工業奠基人中錢學森不可或缺。

       再説拜登的“揪心”，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和稀有金屬提煉技術，具備了使中國在中低端技術應用的能力。就拿機器狗來説，最早搞機器狗的美國人不過是侷限在軍事用途上，而且研究的方向也比較單調：野戰偵查攻擊，野戰物資投送等少數幾個方向，涉及的研究的研究人員也不多。加上美國自身產業也不夠寬（比如美國航母的阻攔索，其實是從中國買到的），當然的結果就是門可羅雀。

      中國就不同了，從最早關注美國機器狗研究的人員到現在研究的規模以及伴隨研究進度形成的產業鏈必然會推動機器狗的研究方向和用途。中國AI技術應用層面的開發設計人員和相關的配套企業完整性，美國和歐洲都不具備。中國幾萬人同時研究機器狗，從研究方向和技術分析，以及對美國人的研究動向以及各個研究課題之間的互鑑效應，美國根本就沒這條件。這也是拜登乾着急又拿不出辦法遏制中國的主要原因。耶倫是經濟學家，她和拜登有同感，所以拜登從耶倫那裏找不到辦法只能乾着急。這一點，拜登確實比特朗普看得準。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猶如葛朗台。

       好在他倆擰不到一起，所以中國的deekseek一出台，拜登就傻了眼——娘嘞，這個咋整？

      古人云：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後來者居上，中國前進的步伐拜登無可奈何花落去。

      拜登，咱們走着瞧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