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分析（三）（下）_風聞

注：原文發佈於2022年的知乎

第五章 冷戰第五階段（1969至1971-1972年）

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劇變式調整。 1969年尼克松上台和中蘇關係急劇惡化，這兩件事拉開了這個階段的序幕。

簡要分析一下調整前中美蘇的三角關係形勢。美國與蘇聯在歐洲的態勢上文已經分析，在其他方向上的對峙情況相對次要。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圍繞着越南較勁的情況上文也已經分析，其他方向上的矛盾相對次要。下面分析一下中蘇之間的矛盾。在赫魯曉夫時代之後中蘇未能改善雙邊關係，到1968至1969年還急劇惡化。布拉格之春使中方對蘇聯突然發起進攻的警覺性大增，而1969年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等邊境衝突則刺激中國全面備戰，蘇聯也較為緊張。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有大量部隊，中國非常擔心遭到蘇聯的全面進攻；而蘇聯本身亦擔心中國進攻切斷西伯利亞鐵路。考慮到當時強大美國的存在，考慮到中國如果主動進攻蘇聯失敗可能性很高，考慮到蘇聯如果主動進攻中國即使暫時取得軍事上勝利也勢必陷入極為可怕的泥潭，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進攻另一方都是極不理智的。然而，長期的冷戰以及對對方情報的嚴重缺乏瞭解使得這種擔心均被雙方嚴肅對待了。從蘇聯的角度看，既然西線相對緩和而自己又有餘力，在邊境上布一布兵以防萬一並威懾一下中方似乎是合理之舉。而在中方看來，蘇聯本身的強硬霸權主義傳統，中蒙邊境距離首都過近等因素迫使中方不得不做出防備。 最深層次的因素還在於中國心中最大的恐懼：被美蘇兩強聯手絞殺，或者一強出手而另一強默認。由於當時中國與美蘇同時堅決對抗的態勢， 在蘇聯布武之後上述恐懼已經到了很難克服的程度。 從中方的角度看蘇聯還有一箇中方極難對付的選項：不大規模進攻中國但是在美國的默許之下對中國核武器作外科手術式打擊。因此當此種傳言出現之際中方的神經必然高度緊張。當然，周恩來與柯西金緊急會面凍結雙方邊境軍事摩擦的外交剎車被證明是有效的，但這只是阻止了大沖突立刻到來，並不能解決中國面臨超級壓力的問題。在這種大背景下，正如美國有強烈動機對華大妥協，中國也有了強烈動機對美大妥協。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這裏有一個深刻的防止戰爭與推動革命的選擇問題。本來六十年代末西方國家出現大量的社會動盪，有一種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感覺，在有的領導人看來或許國際共運一直期盼的西方革命會到來。

可是中蘇之間的戰爭陰影也容不得中方再等待下去。五十年代的時候，中國領導人認為世界大戰將會導致世界大革命。但現在的態勢完全不同。彼時如果發生世界大戰，將是團結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資本主義陣營。 而現在如果爆發世界戰爭，那將是社會主義內部的慘烈廝殺， 既會使兩國遭受大戰創傷也很可能葬送世界大革命。

中美蘇三角關係調整的方向至此已經很清楚，就是要從三邊兩兩對抗轉向中美媾和共同對抗蘇聯。過程是快速而富有戲劇性的。由於美國國內長期的堅決反共反華且反華情緒恐怕甚於反蘇的環境，尼克松和基辛格大膽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段，而中方也給予了高度默契的配合，最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實現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繼訪華併發布了上海公報。

在這次轉向中，美方所做的讓步要超出中方所做的讓步。這不僅僅是尼克松主動跑來北京見中國領導人的問題，更體現在上海公報的內容。在公報中，美國確認最終從台灣撤走其全部軍隊和軍事設施，這事實上是明顯改變了美國在台海地區的現狀而中方並沒有給出同種級別的承諾。上海公報中兩國關係正常化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的説法則強烈暗示中美要建交。考慮到美國與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外交關係，而僅僅由於美國的阻撓中國與很多國家都沒有外交關係，一旦這層屏障被去除，中國的潛在外交收益會超過美國。事實上，在尼克松訪華之後，即使中美還沒有建交，中國也立刻迎來了一大波建交潮。

在中美蘇三家兩兩對峙的階段，中國的恐懼程度和消耗程度都是最為深重的。美國和蘇聯的恐懼程度相對而言要低得多，而美國的消耗則要超過蘇聯。所以就總體壓力而言，中國承受最重，美國次之，蘇聯最輕。最後的結果是壓力最輕的坐視了另外兩家的靠攏，而壓力次輕的對壓力最重的做出了更多的讓步。

中國能夠等得此番外交勝利，歸根到底是靠中國自革命年代以來構建的一整套可以長期苦難行軍的體系以及高層冒險度較高的戰略選擇。而美國能做出此項突破，則與美國人民關係並不大。他們所需要做的僅僅是在事情發生之後不強力阻撓。 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大調整是中國人民，中國領導層和美國領導層共同締造的勝利。

在中美蘇關係調整之後，即使蘇聯處於如日中天之際，中美兩家在冷戰中立於不敗也已經基本鎖定。然而，好事多磨。1971-1972年，兩國高層都出現了大問題，從而導致三角關係的調整在大方向不變的情況下受到了拖延。而這些高層變動也是下一階段開啓的主要標誌。

在中美蘇關係做出重大調整以後，國際共產主義內部進行激烈廝殺的風險大為下降，但運動本身的號召力逐步退去。兩個共運旗手，一個內部愈發僵化對外越發蠻橫，另一個內部越發迷惘對外走向與資本主義最強國聯手。

中美關係的極大緩和不僅對中國的安全有根本性的意義， 而且對於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產生深遠影響。打開了美國和資本主義諸國的外交關係之後，中國便有了向資本主義大市場開放的機遇。 即使在中美還沒有正式建交的階段，也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開放，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自50年代後又一次大規模引進外國技術。 這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

在與中國拉近關係之時，尼克松也繼續了對蘇聯的關係緩和。這既是基於當時實力對比的理智選擇，也客觀上穩住了中美關係調整期的蘇聯立場。蘇美緩和的一個主要成就是開展了第一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談判以及簽署了反導條約。

六十年代末以後的蘇聯進入了冷戰中的極盛階段，七十年代是所謂的蘇攻美守時期，即，蘇聯利用美國由於越戰和經濟問題而做收縮的時機在廣大的亞非拉第三世界採取攻勢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當然了，在歐洲蘇聯依然是維持了與西方的大體相對緩和關係，而在中國方向則繼續維持和中國的僵化對峙局面。在蘇攻美守階段，蘇聯與很多國家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在本時間段內，其與埃及和印度簽署的友好合作條約對於稍後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和印巴戰爭都有影響，對後一場戰爭的影響尤其大。這些都證明了當時蘇聯強勢塑造地區格局的能力。中美蘇關係調整是不利於蘇聯的，但其效應發揮還需要時間。 在那到來之前，蘇聯可以享受一段最風光的好日子。

1971年尼克松政府放棄了美元與黃金掛鈎，至此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這一體系無法維持有很多原因，比如世界經濟規模的擴大，美國所佔份額的縮小，世界能源格局的變化，美國被越南戰爭消耗等等。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並不意味着美元主導地位的終結。美國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類似於二戰後狀態的）絕對主導地位失去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終結的根本原因，但失去絕對主導地位並不意味着失去主導地位。只要這個主導地位在，美元的主導地位便不容易動搖。

此外下一階段美國成功的中東外交所導致的石油美元也有力鞏固了美元的主導地位。一旦同黃金脱鈎，美元的發行便獲得了很大的餘地，很多新的更有想象力的金融手段也成為可能。美元狀態的變化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美國的命運以及世界經濟格局。

這段時間的中國外交突破還包括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外交的重大勝利，也進一步鼓舞了中國在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國家發揮影響力尤其是與蘇聯博弈的信心。在美國因為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被迫作出戰略收縮而蘇聯又信心大增手段強硬的背景下，中國頂上去的行為彌足珍貴。中國這種背靠美國鬥蘇聯的心態未來對冷戰走向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