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分析（四）（下）_風聞

注：原文發佈於2022年的知乎

第七章 冷戰第七階段（1978-1979至1985年）

1978年底到1979年初，中國率先做出重大變革。新的穩定領導核心形成。79年初即解決拖延很久的中美建交問題。

隨後中國對越南的戰爭展開。這場戰爭對於冷戰後半段有重要的破局之功。 除了破掉了越南的統治中南半島之夢，該戰爭是對蘇聯的一次重大測試並極大激勵了中美兩國的信心。

先分析戰爭開始前的背景。蘇聯長期陳兵於中國北方嚴重威脅中國，整個七十年代美國因越戰受挫收縮，蘇聯內部極其穩定而對外非常強橫擴張勢頭很強。中國政局在70年代後期則不太明朗，經濟狀況也堪憂。越南剛剛武力統一全國，軍事崛起勢頭正盛，世界普遍認為連美國都奈何不了的越南是超級硬骨頭。

越南被蘇聯看中成為其重點扶持對象，1978年底蘇越簽訂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於1979年初進攻同屬社會主義的越南，而蘇聯也竟任由中國重擊越南，其外強中乾之勢和對中國無奈之實顯露無遺。中美兩國領導人由此信心大增。美國戰略心態上脱離最低谷。世界有識之士意識到蘇聯勢力擴張已至極限。

對越戰爭淋漓盡致體現了中國鬥爭哲學中的一些突出特點。前期是短時間的大力度快戰之後則是漫長的低成本消耗戰。消耗戰階段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局和軍事安全政策轉型大局影響甚小，卻給越南造成極大的損失。採用不同力度不同節奏作戰，體現了針對不同矛盾採取不同解決方法，對主要矛盾的解決與轉化極為敏感，以及收放自如的特點。很大程度上第二代領導人繼承併發揚了第一代領導人的很多鬥爭傳統。

這一時期的另一場戰爭是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也如同越戰中的美國一樣陷入戰爭泥潭。但與越南戰爭不同，蘇聯的長期戰爭完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支撐，很大程度上是一小撮人想當然的盲動以及在盲動後收手能力低下導致的。阿富汗戰爭爆發後蘇聯受到了西方和中國的強烈抵制，與西方的緩和期結束。這個抵制從卡特政府末期就開始，到了里根上台之後力度不降反升。在1968年位置更敏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出手也沒有導致如此的後果，所以這次西方的反應這麼大可能出乎了蘇聯的預料。不過如果考慮到中美蘇三角關係的變化以及阿富汗戰爭之前中越戰爭對蘇聯的重大戰略測試，再加上美國戰略收縮休養生息後襬脱最低谷有所恢復的情況，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很有可能不管有沒有阿富汗戰爭，在里根上台之後蘇聯的外部環境都會惡化的。因此阿富汗戰爭對於蘇聯與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之影響不宜高估。它的最大對蘇外部環境影響，其實是將伊斯蘭世界也推向了針對蘇聯的全球包圍。在上一階段經過石油危機和石油美元的變化後，中東具有極端的戰略重要性。在這種關頭蘇聯喪失對中東地區的統戰和滲透能力是非常不利的。

中蘇兩國關係依然緊張（雖然程度沒有六十年代末嚴重）。中國提出以“蘇聯從外蒙及中蘇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以及蘇聯逼迫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三大條件作為中蘇緩和前提。如果只有第一個條件也許好辦，但三個一齊上蘇聯覺得要價太高，如果答應對自身陣營老大地位打擊太大。 里根對蘇強硬，中國的三大條件，以及伊斯蘭世界抗蘇援阿，這三件事令蘇聯的國際環境嚴重惡化並且難以擺脱。

在這個時間段，美國在對外用兵方面相當慎重。里根政府僅僅在格林納達和轟炸利比亞等事件小規模用兵。

這段時間美蘇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依然有效。機動發射技術，多彈頭，小型化等技術鞏固了二次反擊的威懾力。但是兩項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戰略平衡有被打破的風險。一項是反導技術，一項是中程導彈技術。里根政府提出以反導技術為核心的星球大戰計劃，準備在長期抵消蘇聯的核武攻擊能力。雖然冷戰階段該計劃進展並不大，但這給蘇聯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中程導彈技術的威脅則非常現實，特別是歐洲的部署嚴重模糊了戰術核武與戰略核武的邊界。美蘇以及西歐就中程導彈的問題展開艱苦談判。

對越戰爭測試蘇聯以及阿富汗戰爭泥潭形成後，中國領導人判斷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敢於大裁軍和令軍工忍耐給經濟讓道。中國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提前於美蘇退出軍備競賽。

這段時間中國軍工雖然總體上需要為經濟建設讓步但仍取得一定進展。比如掌握了洲際彈道導彈和潛射彈道導彈技術。中國逐漸建立最低限度的核威懾。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這符合中國的技術現實與經濟實力，也能基本滿足中國的安全需求。

在中國和美國接連出現穩定的核心領導層的時代，蘇聯則接連出現三位最高領導人在短期內去世的情況。這也使得蘇聯難以在該階段進行重大改革。其經濟問題沒有起色，反倒由於油價下跌等因素雪上加霜。這不是什麼老人政治問題。相對於中美領導層，他們並不老！領導人的健康工作搞得如此糟糕，這是蘇聯政治體系運行粗糙的一個表現。更麻煩的是，領導人連續去世搞亂接班梯隊，再加上二戰造成的人口斷層，接下來上台的正是三十年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攪亂了思想的那一代人。

這個時間段內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國與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

中國的政策叫做改革開放。開放這件事相當順理成章。在中國與美國理順了關係後，面向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大市場開放就是應有之義。因此，“開放”可以認為是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間中美關係轉向本身所藴含的政策，只不過由於72-79階段兩國關係發展的延緩以及中美兩國的內部問題被拖延了。開放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外部資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外國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尤為可貴的是，香港和台灣在這其中起到極為寶貴的帶路接軌作用。在處理香港台灣問題上，中國採取了極具政治智慧的懷柔政策，既保證了短期內港台的這些優質資源能為我所用，又在沒有丟失政治大義的情況下將一些相當棘手的政治問題推到遙遠的未來再加以處理。此外，港台同為華人而能把經濟發展做得如此之好，對中國大陸也有很強的信心提升作用。

相比之下，改革的情況就複雜得多。一方面，中國之前的經濟體系有諸多弊端需要改革。另一方面，正如各國的改革一樣，本身充滿風險也必然會遭受一些挫折。中國的總體戰略是：廣泛學習西方，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鼓勵民間原創，多做試點。如果出現了問題，以實用主義態度趕快見招拆招式地應對。如果問題變大，以超強的政治維穩體系壓住。然後重新再試再改。

改革不預設一個明顯的路線圖。改革開放推進時有意分梯次進行以免衝擊過於全面，比如農村先於城市以及先執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到九十年代再轉為以市場經濟為主。又如開放時針對特區，沿海，內地等不同地區有不同政策。

面對矛盾，改革主導者有很強的底線思維。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必要時用強硬手段維護原則，核心是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此外，將收益風險比很高的開放與收益風險比不那麼高的改革捆綁也是一個高明政策，相當於用較為可靠的開放來給改革保駕護航。在堅持幾年之後，改革開放的總體政策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比較明顯的促進作用，全國形成了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共識。

在外交，軍事軍工體系以及經濟領域進行如此大動作，意味着政治上和意識形態方面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在這方面，中國採取了儘可能少破壞既有體系的方式進行。對於意識形態，中國鼓勵不做過多爭論而是用實踐的成績來進行檢驗。對於歷史問題，尤其是改革必須偏離之前政治政策的問題，中國通過具有極高權威性的政治文本在最宏觀層面上加以闡釋和約束。政治文本對之前的階段總體上持肯定態度但也提出尖鋭的批評意見。其肯定總體的態度保證了政治傳承的延續性和中央的權威，而批評部分保證了改革派可以推進自己的計劃。

在整個過程中，中國領導層呈現出了與當時實力不相符的極高信心。這個信心不僅指向中國的穩定性和抗壓性，更是指向未來的美好前景。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在對越戰爭中之所以能夠長時間維持低烈度衝突，就是認為反正越南也耗不過中國以及反正蘇聯也耗不過中美；在香港台灣問題上則是持有未來中國大陸相對於港台的經濟比例將會有很大提升的預期；在軍隊軍工問題上，這種信心認為現在的讓道必然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但有責任心的後人必有更強的實力和經驗加以處理。

里根在美國進行的經濟改革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其主要特徵包括減少國家干預和減税。潛台詞中則包括：對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企業將實體經濟轉移到海外持放任態度。

在之前的凱恩斯主義弊端暴露比較充分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在一段時間內針對弊端發揮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再加上新自由主義長期弊端要到未來才逐漸顯現，石油危機度過，幾屆美國政府針對通脹採取的各種控制政策以及第三次技術革命逐漸收穫紅利等因素，美國經濟也走出了最不健康的時期。在英國，撒切爾夫人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國營企業等政策。英國和美國在改革之後國家的金融化程度不斷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減税的同時里根政府擴大政府開支，主要目的是進行大力度的軍備競賽。由此帶來的債務問題在冷戰末期就顯現惡果。在這裏，里根也表現出了相信後人智慧的對未來的高度信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他們這一代人就是要解決美國之前的嚴重經濟問題以及與蘇聯競爭的問題，這其中付出的代價相信在美國經濟進入新境界以及冷戰中取得較大優勢乃至獲勝以後自會有負責任的後人在更優越的環境下解決。

這段時間內，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經濟影響已經全面呈現，電腦開始走入個人家庭。信息化程度決定了工業品的質量，對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影響非常大。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中的落後以及自身陷入經濟困境的事實使得蘇聯相對於美國的經濟劣勢已無法遮掩，全世界包括蘇聯人都不得不承認西方經濟的水平明顯超出蘇聯，這對蘇聯的發展信心是極為沉重的打擊。中國的差距自然更大。然而，中國的心態主要是立足於和過去比，其次才是與外國比。因此雖然思想也受衝擊，但情況遠沒有蘇聯嚴重。

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新企業新產業使資本主義體系經濟呈現了勃勃生機。這不僅僅體現在新的經濟增長點上，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七十年代較為沉悶的社會精神面貌。很多傳統產業如果不移去海外其狀態未見得比蘇聯的僵化國企好多少，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製造了大量有衝擊力的產品乃至生活方式，也使全社會產生了我們把握住了未來發展方向的信心。這種社會精神面貌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八十年代美蘇對抗時美國相對蘇聯從上到下的心理優勢。

這一階段，日本經濟實力已經發展到相當強的地步，有人認為可能追上美國。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矛盾大大加深。由於與美國的經濟戰，自身的一些經濟政策失誤以及中國大陸，韓國，台灣在新形勢下競爭力提升等因素，日本最終未能追上美國並且逐漸走向經濟停滯。美國在取得對蘇優勢的同時在自身陣營裏也證明了自己地位的不可挑戰性。

到了這一階段美國很大程度上基於吸收信息技術的新軍事變革已經取得相當成就，美國的很多武器和作戰戰法已經拉開了和蘇聯的差距。但由於美國仍處在越戰綜合症影響下的對外用兵極為謹慎時期， 美國軍事革命後的成就在很大範圍內還沒有得到充分認可。

考慮到信息技術革命在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已經產生的巨大影響，可以認為在這一階段信息技術變革的影響力超過了核戰技術體系相對較慢的變化之影響力。蘇聯也逐漸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很令人痛苦的。因為這意味着在40-70年代好不容易實現的核追趕完成後又面臨似乎同樣艱鉅的信息技術追趕，而此次蘇聯的內部狀態和國際環境比之前糟糕。

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這段時間最具影響力的中東事件。伊朗革命以及之後的人質事件對美國威望造成很大打擊，也間接影響了卡特政府的連任，並使得美國的未來的中東政策操作難度大為增加。美國從此走上了不再試圖統戰協調中東各方的道路，因為針對伊朗美國一直採取敵視政策。伊朗革命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體系並具有很強的對外輸出意志。伊朗伊拉克戰爭爆發了，造成了很大的人口損失，但對冷戰格局影響不大。主要的間接影響是伊拉克在戰後入侵科威特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