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也是請客吃飯_風聞

作者|魏妮卡

編輯|李春暉

儘管偉大導師早就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隨着一個個電影節捷報頻傳，頒獎情況卻令人大跌眼鏡，難免就有人懷疑電影節的含金量和運作機制。莫非，去電影節也要請客吃飯，先做自己人、再做人上人？

當地時間3月2日，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獲獎名單新鮮出爐。講述灰姑娘夢碎紐約城的《阿諾拉》橫掃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剪輯在內的五項大獎。與此同時，該片在中文互聯網的口碑卻全面崩塌，豆瓣評分已跌至6.7，並處於持續下滑中。

尤其是，出生於1999年的《阿諾拉》女主麥琪·麥迪森輕鬆贏了資歷更老、呼聲更高的黛米·摩爾奪下奧斯卡影后，中國網友鋭評“怎麼不算是歐美李庚希呢”。

是否感覺這情節都有點熟？羣眾對電影大獎的集體祛魅，2月底剛在柏林電影節上演過一次。

同樣是大熱的女性題材，文淇、劉浩存主演的《想飛的女孩》在柏林電影節首映後口碑堪憂，被質疑憑什麼能進入主競賽單元。而即便是最終摘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導演獎的《生息之地》，也因題材被質疑為得獎而拍，“拍落後中國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老調重彈。

奧斯卡與歐洲三大電影節，曾經象徵着電影的最高榮譽。早些年得獎的影片與主創，均獲得業內外普遍認可，可説是一舉奠定江湖地位。如今屢屢陷入“歷年最差”爭議，到底是大眾文化意識覺醒，不再讓他們精英説啥是啥；還是藝術家們確實不思進取，總想用理念空殼把我們糊弄？

最重要的是，電影節的運作機制沒有選秀透明、沒有票房直觀。究竟誰能去電影節、誰能成功鍍金、誰在深深愛着“命題作文”，還要回到第一現場找答案。

選片機制熟人優先

要知道“差片”如何被送進知名電影節，就先要了解一下各大電影節的選片機制。

主流選片機制就兩種。一種即奧斯卡採用的工會制度投票，工會成員近萬人，章子怡、陳沖都是其工會成員。另一種則是“策展人制”，幾乎所有電影節都採用這項制度。

“策展人制”顧名思義，負責策展的那個人具有最高話語權，對外宣稱是一個組委會負責所有事。普通參賽者都可以投遞作品到電影節官方郵箱，經歷初審、複審和終審流程，最終入圍名單通常由策展人決定。比如戛納電影節大名鼎鼎的藝術總監/策展人蒂耶裏·福茂。

福茂在《我與戛納》一書中，提到所有投遞的片子都會被工作人員看完，這是電影節選片最大的民主之處。硬糖君沒有檢索到戛納電影節相關初審評委信息，但國內的電影節、比如上影節，初審評委會招募相關專業的在校研究生，進行一輪基本篩選，主要看影片是否合規。複審則會有一些專家、影評人等。

**雖然福茂自稱每年會看上千部電影，但硬糖君冒昧揣測他主要的精力還是花在了“維護戛納星光”上。**因為已經成名的大導新作去哪個電影節，都需要三大負責人去“搶”。不管大導拍成什麼樣，只要他們的作品入圍了，電影節就會有星光與話題。

不過2024年，被福茂選進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大師新作就集體翻車。包括賈樟柯的《風流一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大都會》、大衞·柯南伯格的《裹屍布》。

除了大導享受保送待遇，那種入圍過三大、小有名氣的導演，也不需要跟普通人一樣投遞郵箱走流程。《想飛的女孩》的導演文晏就屬於這一種。她的上一部作品《嘉年華》曾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有了這種履歷，再次入圍三大並不難。

電影節每日的活動，既是影迷的近距離追星場，更是圈內人社交的名利場。經常跑電影節的製片人，基本都“攀上了”三大負責人的關係，可以直接向其投遞新片。

**製片人單佐龍當年把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運作進戛納“一種關注”單元，**後續又把李鴻其導演的《愛是一把槍》、景一導演的《植物學家》送進了威尼斯、戛納的次要單元。

必須承認，被福茂稱為“民主”的選片制度早年的確發掘了一批天才導演。50、60年代的費里尼、伯格曼、戈達爾、黑澤明等，90年代的昆汀、李安以及咱們的“國師”張藝謀等。

但近些年，三大走出的“天才”越來越少，很多處女作驚豔的導演後續作品不盡人意。福茂在自己的書裏也提到，自己近年來的選片名單不斷遭到法國媒體抨擊。

“命題作文”大行其道

畢竟這是一個各行各業都造星難的時代，多數電影導演也處於差點火候的階段。如果不能持續輸出符合“三大”審美的作品，就隨時可能被其拋下。

比如四次入圍戛納電影節次要單元的魏書鈞導演，國內輿論均奉其為“戛納嫡系”。其事業運卻在近期急轉直下，執導的三部新片均未能進入“三大”。**王鶴棣怎麼也想不到，演了魏書鈞的兩部電影《青春夢》和《白鶴亮翅》，竟然一個獎都沒撈到。**與他同病相憐的是黃曉明，他主演的魏書鈞新片《陽光俱樂部》也沒撈着獎。

魏書鈞本人可能也頗感鬱悶、有意閉關，最近被網友發現，他考了中傳的電影學博士。

其實，魏書鈞連吃“三大”閉門羹，倒不一定是因為水平退步。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命題作文”沒寫好，或者説，他現在也不願意寫“命題作文”了。

早年，魏書鈞入圍戛納的《延邊少年》，主角是農村的朝鮮族少年。這種選題與創作很容易獲得“三大”青睞。

無論是歐洲電影節，還是北美電影獎，政治正確是一部影片入圍的最大buff。比如LGBT羣體、女性主義、少數民族、邊緣地區、抨擊體制與政治隱喻的題材等。

連續拿下戛納電影節、奧斯卡最高獎項的《阿諾拉》就有兩大buff加成：一個是女性主義題材，豔舞女郎做了一場灰姑娘夢，但敢愛敢恨、清醒獨立。二是電影講述了主角間的“美俄之戀”，隱喻了俄羅斯與美國亦敵亦友的微妙政治關係。

讓“石頭姐”艾瑪·斯通第二次摘下奧斯卡影后的《可憐的東西》，同樣也有女性主義的大buff。電影最後，女主角把登味嚴重的男性改造為新造的人。

《想飛的女孩》能夠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很大程度也吃了女性題材的紅利。而且雙女主又很容易讓人浮想聯翩，戲外文淇、劉浩存已經炒上cp了。

同性題材在三大電影節一直有“綠卡”。比如新人導演耿子涵的“姬片”《小白船》，入圍了2023年戛納金攝影機獎。

祛魅之後重估價值

奧斯卡因為人數眾多的工會評審制，曾被認為是“最民主”的電影獎，其他國家沒有龐大的電影工會便很難效仿。但如今看來，工會評選也和總統選舉一樣，總是會受時代風向、政治因素、公關能力的影響。《阿諾拉》的“美俄戀”獲獎結合美俄關係變化、澤連斯基舌戰特朗普，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而且《阿諾拉》這類名為女性主義電影，實則有大量滿足男性慾望的鏡頭，可不正中奧斯卡眾多白男評委的下懷。工會投票也並不意味着“公平的審美”。一種制度運行已久，人們都想方設法利用它的缺點，制度也就開始失效了。

其他電影節因為評委人數少，更難保證公平，通常代表的是一組評委的精英圈層審美。薩特曾拒領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給文學頒獎會把文學變成一種“有等級的實在”。雖諾獎本身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

電影獎通過入圍名單輸出自己的“電影清單”，標榜自己的價值取向，形成一套獨有的藝術等級體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當歐洲電影創作枯竭之際，含金量最高的主競賽單元便不斷吸納日本、韓國電影以及曾嗤之以鼻的美國電影。

歐洲三大電影節最初被創立之際，其實是有着抵抗好萊塢電影與美國文化入侵的意圖。**而現在，戛納電影節都快變成奧斯卡頒獎的前哨站了。**2019年獲得戛納電影節最高榮譽金棕櫚獎的《寄生蟲》，隨後就在2020年拿下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今年奧斯卡提名的大熱門影片《艾米莉亞·佩雷斯》《阿諾拉》《某種物質》均來自戛納電影節。《阿諾拉》摘下戛納桂冠後，現在又橫掃奧斯卡。

實際上，在大舉開放美國片進入主競賽單元前，戛納電影節與好萊塢電影也一直關係匪淺。以前戛納不隨便提名美國片，但一提名便能給美國片帶來很大的宣傳效應。

福茂在書裏提到和妮可·基德曼每年互送生日祝福，妮可很感激福茂把她主演的《紅磨坊》選進戛納主競賽單元。當時剛跟湯姆·克魯斯離婚的妮可，正處於事業低谷期。因為《紅磨坊》驚喜入圍並獲得首映口碑，其事業迎來轉機。

而咱們亞洲導演，看起來更像歐洲人和美國人play的一環。其實東亞三國的創作人也深知這個道理。這些年，咱們的上海與北京國際電影節、日本的東京國際電影節、韓國的釜山國際電影節一直有種“互幫互助”的趨勢，互相提名並褒獎了對方的很多電影，希望建立起一個屬於亞洲人的電影審美體系。

奈何在外的整體聲量都一般。咱們國內的電影體系，有官方體系的三大獎，還有獨立電影體系的First青年電影展、平遙國際電影展。近年來，不少受到好評的國產藝術片都來自我們自己的電影節。比如First出來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平遙出來的《宇宙探索編輯部》。

只可惜，時間久了，電影節都很難避免關係户與名利場的問題，First與平遙近來的選片也遭到普遍質疑。賈科長最近提到自己喜歡的那種電影在沒落，不知他是否想過，藝術電影體系或許也出了問題呢？真誠的有感而發還是衝獎的預製料理，我們還是能分辨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