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 | 王輝耀接受德媒專訪：美國退羣，西方分裂，中國正發揮建設性力量_風聞

2025年2月26日，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博士接受德國電視二台（ZDF）記者專訪，就中美關係、歐洲局勢及全球治理等議題發表見解，並對部分西方輿論對中國的誤解作出澄清。以下為採訪全文：

****德國**記者：**我認為我們應該從與美國的關係談起，然後再討論歐洲，當然也是如此。當前，特朗普上台後，全球格局發生了許多變化，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當前跨大西洋同盟正在發生變化，尤其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和美國副總統萬斯演講之後。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四年的發展？您認為未來會更加具有挑戰性，還是會在中美關係方面有所緩和？

王輝耀：《2025年慕尼黑安全報告》的主題聚焦“多極化”。我們正迎接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一點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得到了體現，因為你可以看到，今年慕安會約有30%的發言者來自全球南方國家。同時還有超過5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約150位部長及主要國際組織的領導人。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首次看到美國、歐洲和中國的高級官員在同一時段發言，馮德萊恩、萬斯、王毅在開幕後發表講話，這在以往好像沒有，這次歐美中被安排在了同一時間段。

我認為，隨着特朗普2.0的到來，世界正變得更加多極化。根據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報告，未來全球將出現更多的地緣政治力量，包括美國、歐盟、中國、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國家。

展望未來四年，我認為中國的國際環境可能會有所緩解，因為特朗普政府的意識形態驅動傾向已明顯減弱，對這一領域的關注也有所減少。目前，他們需要解決的是，歐洲國家正在進行自我重塑、重組和改革，朝着更加註重戰略自主性的方向發展。因此，西方與中國之間的對抗局面可能會逐漸演變為三方或四方博弈。歐盟有着獨特的立場，儘管與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諸多分歧。而中國一方面與美國和歐盟都有許多問題，另一方面也與他們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國與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投出了相同的支持票，這表明國際局勢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方向發展。

這意味着中國不再是西方國家唯一的核心議題，而只是全球多個議題中的一部分。總的來説，我認為，有關中國的敍事在疫情後可能會變得更加多樣化，美國的關注點也將更多地轉向加拿大、墨西哥、格陵蘭島、巴拿馬、南非、歐洲和俄羅斯等地區，而中國的受關注程度可能會相對降低。特朗普現在的主要目標是鞏固北美，整合美洲，強化美國，並專注於“讓美國再次偉大”。因此，中國在美國的目標和戰略中可能處於次要地位，然而，美國在很多方面依然需要中國的合作與支持。

****德國**記者：**您會進一步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嗎？您是否也會使用“新世界秩序”這個説法？因為很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至少在歐洲，二戰後的秩序在聯盟關係上發生了劇烈變化。您是否認為這種新世界秩序已經到來？您是否認同這個觀點？如果認同，您會如何描述這個新世界中力量平衡的轉變？

**王輝耀：**我認為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一定的延續性。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週年，過去80年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依然存在，但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改進、增強和擴展。我們正處於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我記得去年在德國參加全球解決方案高峯論壇時，德國總理朔爾茨曾在會上表示,單極的世界已經過去了,多極的世界正在到來。然而，在這個多極世界中，現有的多邊體系尚不成熟，缺乏足夠的多邊機制來支撐這一變革。我們看到許多新興的問題，如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我不久前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人工智能行動峯會，中國、法國、印度、歐盟在內的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簽署了《關於發展包容、可持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類與地球的聲明》，美國和英國未簽署該聲明。由此可見，我們正步入這個新的多極世界，但問題在於，我們必須重新強化聯合國，改進並擴大聯合國的功能。

我的個人觀點是，也許我們應考慮將G20國家納入安理會改革。在G20成員國中，只有5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我們能夠將安理會擴展，將平時輪值的10國改為G20剩下15個國家作為準常任理事國，並設計一種更加包容的方法，那將更好地支撐我們的多極化世界。同時，我們可能需要改革安理會否決權制度。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大約使用了86次否決權，俄羅斯使用了117次，而中國僅使用了16次。由此可見，我們需要防止某一國家單方面阻止整個聯合國系統的運作，避免像美國和俄羅斯那樣使聯合國陷入癱瘓。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設立新的機制，讓G20的三分之二成員國有權否決單一否決權，同時再通過三分之二的聯合國大會成員國投票否決單一否決權，從而避免某個國家獨斷地主導世界事務。

我認為，如果進行這樣的改革，G20將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既包含十個發達國家，也涵蓋十個金磚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形成平衡的局面。這可能成為新全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強化和改進，從而更好地反映現實情況。畢竟，80年前在二戰後確立的安理會體制已不再適應當前的國際局勢，因為俄羅斯和美國都曾多次違反這一秩序，我們也看到聯合國的運作多次受到美國和俄羅斯的干擾。

****德國**記者：**那麼，哪個組織或權威能夠將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團結起來？因為在我看來，如果利益太過分歧，實際上越來越難以找到共識並做出決策。

**王輝耀：**這是事實。實際上，我目前的思考是，這正是歐盟在當前國際局勢中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昨天，我接待了由20多位官員組成的英國政府代表團，我們在CCG的辦公室就此問題展開了討論。我認為，眼下至關重要的是，歐盟、英國、中國，當然還包括美國及全球南方國家，如印度、巴西等國家，需要攜手合作。然而，我認為聯合國在這一過程中也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德國**記者：**將各方聚集在一起有什麼好處？

**王輝耀：**我的建議是，我們需要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如果美國退出世衞組織，那麼就讓世衞組織少一個成員；如果美國不再關注世界貿易組織，那麼就讓世界貿易組織少一個成員；如果美國不支持氣候變化協定，那麼就讓《巴黎協定》少一個成員。中國和其他各國應當繼續堅持這一多邊體制思維和舉措，維護多邊主義，共同合作。

因此，歐盟和中國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必須避免全球體系的崩潰。全球80%的南方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甚至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中等大國，都可以加入進來。我認為，單一國家不應當綁架全球多邊主義，世貿組織、氣候變化協定和人工智能峯會等多邊機制極為重要，不能因為一個國家的立場而使全球體系陷入迷茫。

否則，我們將面臨停滯，最終陷入癱瘓。因此，我認為我們談論的新秩序和新時代意味着，當前世界最重要的國家、最大經濟體正在退出全球領導舞台，專注於“讓美國再次偉大”。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必須共同努力，使世界再次偉大。我們不能僅僅關注自身利益，還應當考慮全球利益，重塑“地球村”的活力。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我們不應與低層次的標準對比，而應以更高層次的目標為基準。我們要共同努力，維護現有的體系。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歐盟，尤其是德國、法國，以及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安理會三分之二的成員都應當攜手合作，歐洲國家應共同維護這一體系。

****德國**記者：**你已經提到了世界衞生組織。美國還撤銷了美國國際開發署。那麼，中國會填補這一空白嗎？中國會成為下一個領導大國嗎？未來的情景會是怎樣的？

**王輝耀：**中國已經在多個領域成為全球領先的貢獻者。中國目前的聯合國會費佔比已超過20%，僅略低於美國。我相信，中國能夠在世界貿易組織和許多聯合國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關鍵在於，我們不應停止維護這些公共產品組織，而應確保它們的可持續性。當然，我們需要所有發達國家共同努力，這不僅僅是中國的責任。我們談到歐盟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如果加上英國，歐盟和歐洲大陸將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行動放緩、失去動力，那麼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經濟體——以及日本和其他國家，應當攜手合作，繼續支持這些重要的國際組織，這是至關重要的。許多國際組織的總部都設在歐洲，如日內瓦、巴黎等地，我們應當積極支持這些組織。即使聯合國總部不在北京，中國依然堅定支持這些組織。我認為，中國、歐盟以及其他國家共同支持聯合國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德國**記者：**您怎麼看中國從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退縮中獲益，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和氣候變化等方面？中國能從中獲得什麼樣的機會？

**王輝耀：**中國並不尋求從中獲益。實際上，中國對此感到擔憂，因為曾經喜歡當“大哥”的美國習慣於照顧全球事務，而現在其選擇放手，宣佈“自己不管了”。然而，中國早在八年前，當特朗普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時，就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我還記得十多年前北京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自2015年中國加入《巴黎協定》以來，中國在環保和能源轉型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北京的空氣質量顯著改善，即使在冬季，北京的空氣質量也已優於三亞，令人難以置信。同時，中國已經啓動了雄心勃勃的綠色能源轉型計劃。目前，中國各省會的電動汽車已經佔據了市場的一半以上。在綠色能源轉型方面，中國有望引領全球。在這一過程中，歐盟企業，特別是德國、西班牙、法國的公司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共同推動全球南方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轉型。

世貿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先生曾在我的辦公室和我討論過，為什麼不通過中國的合資企業，例如大眾、奔馳和寶馬等合資公司，利用這些企業的資源，將投資迴流到歐洲及全球市場，並推動綠色轉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特朗普總統選擇不參與，繼續依賴污染性的資源，但我們不應該倒退。

****德國**記者：**我想回到剛才的話題。我們剛才在談論新的聯盟，一些西方觀察人士認為，可能會形成一個“新軸心”，包括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您是否也看到了這樣的“新軸心”或“聯盟”，還是説這是一種錯誤的概念？

**王輝耀：**完全不是。我看到的情況是，俄羅斯和美國現在關係非常親近，他們有愉快的會晤，甚至即將舉行峯會。他們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對方，過去兩週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至於中國，我相信中國並不希望朝鮮像烏克蘭一樣成為一個問題。所以這不是一種可行的方式。

另外，我認為中國更傾向於維持穩定。中國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達成協議。美國與沙特有着良好的關係，但中國也與沙特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所以我不認為並不是拜登政府所定義的那樣，存在一個正式的“聯盟”。

情況完全不同。中國現在可能更傾向於與全球南方國家保持一致。現在約有30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而中國是金磚國家中經濟總量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更傾向於與更多全球南方國家合作，以便能夠更好地與七國集團（G7）和其他國家進行合作。我不認為中國希望在軍事或安全領域形成同盟。中國沒有與任何國家建立安全同盟，甚至中俄關系也並非針對任何第三方。而美國確實有在推動很多地緣政治和軍事同盟，例如AUKUS、QUAD、美日韓同盟協作的“戴維營同盟”。與此相反，中國希望推動的是互利共贏的經濟夥伴關係，如RCEP、CPTPP、“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這大概是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

****德國**記者：**您之前提到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將繼續倡導“美國優先”戰略。我想問，這個“美國優先”是否就意味着“中國最後”？您也提到過一些緩和的信號，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加徵了新的關税，最近還設立了新的貿易禁運，並且希望基本上限制中國資本對美國的投資。你認為在現在這個情況下，既然是“美國優先”，那中國是否真的被排在最後呢？

**王輝耀：**我認為特朗普在第二個任期內的計劃非常雄心勃勃，他希望擴大美國的影響力。然而，現在他正在收縮這一影響力，更多關注北美地區，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馬運河、格林蘭島等地。我們可能會看到由美國主導的美洲聯盟或北美聯盟逐步成形，這也是他第二個任期的主要議程。至於第一個任期，他的重點顯然是與中國的貿易戰。而第二個任期，他的關注點更加廣泛，雖然中國依然是其中一部分，但特朗普的政策不再完全受意識形態驅動。他並未簡單地提出專制與民主的對立，而是更多聚焦於經濟議題。如果他願意達成協議，我認為中國可以與美國合作。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中，中美已經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未來可以繼續推進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他在競選期間也表示歡迎中國投資。如果中國投資給墨西哥，他會徵收200%的關税，但如果是在美國，則税率為15%。因此，我認為在普通製造業、汽車和基礎設施等領域，仍然有許多合作機會。

****德國**記者：**所以你比較樂觀，認為中美實際上會達成新的協議嗎？

**王輝耀：**我認為中美關係可能會逐步趨於穩定。特朗普總統尚未訪華，他曾表示希望在上任後100天內訪問中國，目前僅過去30天，他尚未完成這一計劃，因此仍需進一步觀察其動向。此外，他曾承諾就TikTok問題達成協議，並延長其運營，我們也在等待其具體舉措。

相比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此次情況有所不同。他的身邊聚集了大量務實的商界人士，例如埃隆·馬斯克、蘋果CEO蒂姆·庫克、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等，以及眾多為其就職典禮提供支持的企業家，這可能會對其決策產生影響。此外，他任命的美國駐華大使是一位在亞洲地區有40年經驗的資深商人，顯示出其推動經貿合作的意圖。

至於對華強硬派，他們似乎在遵循特朗普的政策路線，相較以往，公開發表的負面言論有所減少。美國副總統萬斯甚至公開表示，當前的主要威脅並非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歐洲的價值觀衰落及言論自由受限。

因此，若中美之間能夠開展高層會談，加強交流與互訪，雙方可能會逐步達成新的平衡，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在此背景下，中國、歐盟、美國及全球南方等多個力量中心將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從而推動新的國際生態體系的建立，促進和平共存。

****德國**記者：**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也表示，美國希望更多關注“印太地區”，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歐洲的關注力度。然而，該地區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這對台灣問題和南海爭端意味着什麼？

**王輝耀：**我認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局勢仍然可以保持可控。他在競選期間曾公開表示，台灣竊取了美國的芯片生意，並且未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就像他目前在歐洲對待北約的方式一樣。我相信特朗普對台灣也會採取同樣的態度，即“為什麼我們要保護你？你為我們付出了什麼？你竊取了我們的芯片生意。” 他可能會要求台積電擴大對美國的芯片技術投資。如果情況如此，他專注於推動商業交易，那麼中美可能有合作的空間。

關於南海問題，中國已經找到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簽署了關於南海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並邀請越南領導人訪華，馬來西亞領導人也經常訪問中國，文萊也是。中國與其他有南海問題相關的國家之間總體保持良好關係，唯一的例外是菲律賓。菲律賓在挑戰現狀方面變得愈發大膽，主要原因在於拜登政府期間將在菲律賓的美軍事基地恢復到了9個，使菲律賓在美國的軍事支持下不斷改變現狀。

但是，如果特朗普採取更加淡化民主與專制敍事的方式，中美關係或許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緩和，甚至可能建立新的溝通機制，以明確彼此的利益和分歧。如果美國支持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我認為中美關係可以爭取維持穩定，甚至簽署一個新的中美聯合公報。此外，儘管美國表示要將重點放在“印太地區”，但事實上，他們的戰略關注範圍依然遍及全球，包括印太、歐洲和拉丁美洲，尤其是盧比奧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尤為明顯。

****德國**記者：**所以您認為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關注更多是基於經貿交易，而非軍事層面的考量？

**王輝耀：**我認為這並不是軍事層面的考量。中國並未以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為目標，美國雖然不願繼續充當“世界警察”，但中國也沒有向佛羅里達、古巴或夏威夷派遣軍艦，而是始終在本國沿海區域保持防禦態勢。此外，在核武庫問題上，中國的核武儲備遠遠少於美國，也沒有在地緣政治或軍事上取代美國的野心。中國主要關注經濟發展，而這恰恰是推動世界凝聚力的關鍵因素。

目前，中國仍貢獻全球GDP增長的30%，並且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德國同樣需要中國市場。我很高興看到德國選擇黨（AfD）領導人希望在華擴大投資，並吸引更多中國投資，這無疑是積極的信號。目前，他們的表現甚至優於綠黨，因為他們已獲得20%的選民支持。此外，德國基民盟（CDU）領導人本身也是商界人士，我相信這將有助於中德以及中歐關係的發展。

****德國**記者：**好的，我們稍後再談歐洲。我想和您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您剛才提到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與普京總統進行了對話。對此，您認為這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在您看來，美國是否意圖在中俄之間製造分歧，還是説特朗普實際上是在與各方展開對話和交易？

**王輝耀：**我認為特朗普總統是希望結束戰爭的。作為商人，他希望停止殺戮。正如他在競選時和就職時所説的，他希望成為“和平總統”。拜登政府時期的局面持續惡化，戰爭沒有停止，殺戮、大規模屠殺以及美國士兵和平民的傷亡不斷增加。現在，特朗普正在努力止血，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他不像那些過於意識形態化的領導人，他並非為了“捍衞民主”而與俄羅斯對抗。他更務實，目標是停止戰爭，並從烏克蘭獲取資源來補償軍事支持。他明確表示，美國不會派遣軍隊，而是由歐洲及其他非歐洲國家來處理此事。美國國防部長也曾表示非歐洲國家。非歐洲國家可能會包括中國、印度或巴西等國。那麼，為什麼不讓聯合國維和部隊參與呢？中國是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聯合國第二大捐款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是可以參與的。我覺得特朗普很難製造中俄之間的分歧，相反，他目前是在努力停止戰爭。同時，加沙等地區的停火也在進展。他正在做這些努力，並且得到了相當高的民調，即便事隔一個月後，評價依然積極。我們現在還需等待和觀察。

特朗普曾多次表達對中方領導人的讚賞，甚至邀請中方領導人蔘加他的就職典禮。我最近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對話，艾利森整理了特朗普30次的演講或評論，顯示特朗普確實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儘管這一新的鷹派團隊立場強硬，但他們對特朗普非常忠誠。我們將繼續觀察中美雙方是否會進行互動、對話和互訪。如果特朗普今年未能訪問中國，他明年肯定會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峯會。我們希望局勢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穩定下來。

****德國**記者：**您提到的這個情景，實際上是中國維和部隊會駐紮在歐洲。您認為這個可能性大嗎？如果真的發生了，中國可能會要求什麼作為回報？

**王輝耀：**我認為這有可能，美國提出的方案是，停止戰爭，重新劃定邊界，派遣法國、德國、波蘭的維和部隊。我認為普京可能不會接受這樣一個提議，因為他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阻止北約的擴展，而現在即使美國不在那裏，北約部隊又重新出現在他的邊界。因此，如果有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維和部隊參與，這可能會提供更多的保障，普京或許會接受。我認為中國的角色是為雙方提供額外的保障，確保烏克蘭和俄羅斯雙方的利益。我甚至認為，如果澤連斯基總統希望訪問中國，這也是個好主意。

此外，我們還可以考慮，既然和平峯會可以在沙特阿拉伯舉辦，為什麼不可以在北京舉辦？歐盟、烏克蘭、俄羅斯和美國可以在北京舉行峯會，就像我們多年前進行的六方會談那樣。

****德國**記者：**中國在許多關鍵點提出了和平倡議，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取得結果，您認為這些計劃為什麼沒有被各國領導人接受？

**王輝耀：**中國始終致力於推動和平。中國並非衝突的發起者，也不是北約成員國，更不是問題的根源。相反，中國希望成為問題的解決方案，並在推動和平的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目前，美國和俄羅斯正在對話，這是一個停戰積極的信號。中國希望這些對話能夠帶來好的結果，從而終止戰爭。幾天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表示歡迎中國的參與。如果有需要，中國已經多次表示願意發揮勸談促和作用。事實上，中國此前已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兩年前德國總理舒爾茨總理訪華期間，中國明確表示“不應在烏克蘭打核戰爭”，這一信息對普京而言意義重大。作為俄羅斯最大的鄰國和貿易伙伴，中國的立場不容忽視。

同樣，法國總統馬克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及其他國際領導人都重視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平衡立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應約會見烏克蘭外長瑟比加，重申中國是烏克蘭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也是俄羅斯的重要合作方，因此中國可以在道義支持、推動談判以及提供額外安全保障方面發揮作用。

此外，中國在戰後重建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在烏克蘭和加沙的基礎設施重建中可能發揮關鍵作用。中國的基建能力世界領先，可以為戰後恢復貢獻力量。當然，和平的實現並非中國單方面能夠決定，而是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而中國正是這一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國**記者：**接下來這個問題關於歐盟。在當前國際格局變化的背景下，您在採訪中多次提及這一點。您認為歐盟和中國現在應該如何加強合作？

**王輝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經歷對歐洲國家、對歐盟而言是一個警醒的時刻。我感到非常驚訝，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發言時幾乎批評了歐洲的每一個主要國家，甚至批評了整個慕安會。這讓歐洲國家和領導人意識到，當前的局勢與以往大不相同。

有人反思説，過去歐盟在對華政策上盲目跟隨美國是一個錯誤。例如，當美國稱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時，歐盟便提出“系統性對手”的概念；當美國對華實施制裁時，歐盟也隨之採取制裁措施；當美國在涉疆、涉藏、涉港等問題上對華施壓時，歐盟也作出類似表態。可以看出，這種“西方對抗中方”的聯合戰線並不牢固，事實上已在根本上出現分裂，因為歐洲與美國的價值觀正在發生變化，萬斯的言論正是對這種差異的強烈批評。

而中歐之間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二。雙方不存在領土爭端，也沒有類似於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摩擦。相反，中歐之間的交流非常密切，是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過去十餘年，中歐班列開行量突破10萬列，極大促進了雙邊經貿往來。此外，雙方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合作也帶來了巨大收益。

更重要的是，中歐都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在維護世貿組織（WTO）、推動氣候變化應對、支持世界衞生組織（WHO）等全球治理事務上有諸多共同點。因此，我們不應相互對立，而應加強合作。

當前，最需要推動的是重啓《中歐投資全面協定》。由於上一屆歐洲議會對中國實施制裁，該協定被擱置。但現在歐洲議會已換屆，新一屆議會有機會重新審視這一問題，解除相關制裁，並推動協定的恢復。這將有助於中國加大對歐洲的投資，特別是在汽車製造等領域，例如德國、法國、西班牙的在華合資企業可以與中方合作，將投資帶回歐洲，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

當然，中歐之間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關鍵在於如何管控這些分歧，並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尋找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德國**記者：**那麼，中國是否希望，或者有什麼計劃來説服歐洲，歐洲市場上並不存在所謂的電動車產能過剩及低價傾銷的問題？此外，對於太陽能和風能設備等其他相關議題，中國又有何應對措施？

**王輝耀：**不，我不認為存在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正是需要更多討論的地方。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看待這一問題，不僅僅關注中國品牌的電動車，而是考慮寶馬、奔馳、大眾、奧迪等歐洲企業的在華產品如何回到歐洲市場。目前，特斯拉在華生產在歐洲銷售了大量電動車，並且享受與中國企業不同的關税標準，而這些車輛同樣是在中國生產的，這顯然存在雙重標準。

關鍵在於加強交流與對話。目前中國擁有全球龐大的市場、勤奮的熟練工人以及強大的技術研發和投資能力，因此能夠更高效、低成本地生產電動車，並非依賴政府補貼。實際上，中國市場上有200多家電動汽車製造商，競爭極為激烈，未來一年內許多企業可能會被淘汰，最終只剩下少數幾家主導市場。這種市場格局表明，並不存在政府補貼支撐的情況，而是完全由市場驅動的。

早期政府可能提供了一定的補貼，以鼓勵消費者購買電動汽車，但現在整個行業已完全進入市場化運作。因此，如果歐洲企業能夠通過合資（JV）模式與中國合作，例如寶馬、奔馳、大眾等歐洲品牌在中國生產並將產品銷往歐洲，就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從而避免所謂的產能過剩或關税爭端。

****德國**記者：**電動車市場的價格戰確實推動了市場發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與此同時，市場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補貼。

**王輝耀：**不，我不認為現在還有補貼。或許在最初推廣電動車時，各國政府都會給予一些購車補貼，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歐洲，比如税收抵免或折扣。但現在，我認為這樣的政策已經不重要了。

在英國，這並不是一個問題。我去倫敦時，發現整個倫敦的優步（Uber）幾乎都使用中國製造的電動車，既環保又便捷。而英國並沒有提高關税，仍然維持在10%，就像過去歐盟的政策一樣。

事實上，歐盟在電動車關税問題上是跟隨美國的。美國前總統拜登提出要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加徵100%的關税，實際上，美國市場幾乎沒有中國電動車進入。而歐盟在這種影響下，也開始考慮提高關税，比如提高30%或40%，儘管仍遠低於美國的100%，但這説明歐盟在這一問題上又盲目跟隨了美國的政策。

因此，現在歐盟是時候真正從自身利益出發，獨立思考，而不是簡單地參考或追隨美國的決定。

****德國**記者：**但特朗普正在增加越來越多的關税。您為什麼如此樂觀地認為這種情況會改變？

**王輝耀：**特朗普對所有美國進口鋼鐵和鋁徵都徵收了25%的關税。同時，他對墨西哥加拿大兩個國家的商品加徵25%的關税，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10%關税，也在考慮對歐盟實行10%關税的可能性。但中國的回應卻很剋制，只是針對80項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徵10%至15%的關税，反應相當温和。

問題在於，中國已經習慣了這種情況。現在，中國可以與歐盟、拉丁美洲、海灣國家和東盟開展更多貿易。如果美國不斷提高關税壁壘，中國則加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的機會，並採取相反的策略。例如，中國幾乎在同一時間宣佈，將對43個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所有税目商品實行零關税。美國在提高關税，而中國則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採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因此，我認為中國更有信心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同時推動國內消費增長。

所以，相比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國現在對關税問題不再像以前那樣擔憂，而是更有能力應對經濟挑戰，並保持5%左右的經濟增長。因此，這場關税戰或貿易戰可能不會像過去那樣對中國產生同樣的影響。我認為中國已經做好了準備，並適應了這種局勢。

****德國**記者：**最後一個問題，這與之前的問題相同。中國顯然已經做好了準備，並從特朗普那裏學到了很多。我們最近看到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很多進展，非常有趣，比如DeepSeek、人形機器人，當然還有高速列車，都是非常有趣的新技術。你認為中國是否也從美國加徵關税這一非常具有敵意的過往中受益？這是否是中國實際嘗試發展新戰略和技術，以變得更加獨立並更進一步的時刻？

**王輝耀：**如果美國、中國和全球南方各自成為孤立的體系，那是行不通的。我希望看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歐盟的“全球門户”計劃和美國的“重建美好的世界”倡議能夠在基礎設施方面共同合作。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應當攜手合作，這是歐洲和中國應當推動的方向。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很高興看到歐盟、印度與中國現在站在同一陣線，舉辦AI峯會，而美國和英國則對此持反對態度。

我認為DeepSeek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提高關税，而中國則對40多個最不發達國家商品實行“零關税”。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工智能處於技術封鎖狀態，但中國通過較低的成本開發開源技術，幾乎具備相同的能力，中國打破AI壟斷這對全球南方的國家有利。任何國家只要擁有好的數據，就可以使用這些模型，生成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AI工具。

這正是中國提出的新質生產力，正在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隨着DeepSeek和其他AI技術的進展，越來越多的AI公司在中國湧現，許多製造企業也積極參與其中。近期在北京還召開了民營企業座談會。我們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動中國的變革，同時，中國的基礎設施也在為此提供支撐。中國有11億智能手機用户，450萬個5G基站，網絡覆蓋廣泛。相比之下，歐盟可能只有40多萬個基站。中國高鐵營業里程佔世界高鐵總里程的70%以上，效率高，速度快。與此同時，中國每年有1300萬大學畢業生，其中一半為理工科類專業，這將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動力。

中國確實從全球化中受益，通過加入WTO並與歐美企業合作，取得了顯著進展。現在，歐洲、全球南方國家甚至美國的企業都應當與中國推動良性競爭和合作，共同推動科技進步，而不是各自為戰。

我認為中國在0到1的創新上可能不如美國突出，但在1到100的階段做得非常出色。我們應該共同合作，每個國家都有其競爭優勢。總之，中國、歐盟和美國應當作為全球共同體合作，而不是分裂成不同的孤立體系，互相施壓。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做法仍然是開放的，歡迎投資與合作。中國領導人曾表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對歐洲也是如此。我希望這種局面能夠持續下去。

**德國記者：**非常感謝您在這些話題上花費的時間和分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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