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影子援助者網絡系統，USAID只是冰山一角_風聞

　　本文深入探討國際援助組織與情報機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些組織如何被用作掩護，以進行秘密情報活動和政治干預。通過具體實際案例和歷史事件，揭露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及其他國家的類似機構如何在世界各地進行資金流向的隱藏操作，以及這些操作如何影響了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動態。儘管存在透明度倡議，但援助與情報的交織仍然存在，並且在某些情況下，援助資金被挪用於支持軍事和情報活動，有時其目的就是加劇當地援助目標國家或區域的衝突和不穩定。

　　儘管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最近的爭議凸顯了顯而易見的暗箱操作，但其實在全球世界各地還有許多類似的組織。其中類似的世界各地類似組織有：

　　英國：英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FCDO），算得上是USAID的英國版本。

　　加拿大：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

　　法國：法國開發署(AFD)

　　德國：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

　　西班牙：西班牙國際發展合作署(AECID)

　　瑞典：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SIDA)

　　瑞士：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DC)

　　丹麥：丹麥國際發展署(DANIDA)

　　芬蘭：芬蘭國際發展署(FINNIDA)

　　愛爾蘭：愛爾蘭援助(Irish Aid)

　　荷蘭：荷蘭外交部-發展合作（NMFA-DC）

　　挪威：挪威發展合作署(NORAD)

　　奧地利：奧地利發展署(ADA)

　　比利時：比利時發展合作(Enabel)

　　意大利：意大利發展合作署（AICS）

　　日本：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

　　韓國：韓國國際合作署（KOICA）

　　以色列：以色列國際發展合作署（MASHAV）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國際開發署（AUSAID），現為外交和貿易部（DFAT）的一部分。

　　援助與情報活動的交織

　　關於援助與情報的糾纏體現，其中在美國國際開發署2009-2012年在古巴實施的“ZunZuneo”項目中，這是一個旨在煽動異議的秘密社交媒體網絡，由行政長官拉吉夫·沙阿精心策劃。CIA的約翰·基里亞庫等告密者和“Sparrowhawk”等匿名消息人士透露資金是如何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承包商國際創意協會(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等空殼公司籌集的。同樣，中央情報局2011年在巴基斯坦實施的“疫苗接種詭計”中，沙基爾·阿夫裏迪博士假扮肝炎工作人員收集DNA用於突襲本·拉登，凸顯了雙重目的援助的道德困境。另外，關於國際創意協會，之前有詳細文章介紹《在我國進行滲透活動的“國際創意協會”》

　　退休的中情局準軍事官員邁克爾·多諾萬和與黑水公司埃裏克·普林斯有聯繫的理查德·“里科”·馬丁內斯在非正式採訪中承認，他們在9/11事件後的阿富汗協調了“發展項目”，為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設施提供掩護。他們的行動與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2003-2007年的“坎大哈外聯（Kandahar Outreach）”計劃有交叉，加拿大審計長希拉·弗雷澤後來發現，該計劃挪用了1200萬美元，秘密武裝反塔利班民兵。

　　援助陰謀時間表

　　20世紀80年代末：伊朗門醜聞留下了長期陰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資金通過位於巴拿馬的Udall基金會洗白，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奧利弗·諾斯的筆記本提到了“民主計劃”，這是美國國際開發署與中央情報局合作的計劃，偽裝成選舉援助。

　　1992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在局長布萊恩·阿特伍德的領導下進行重組，與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伍爾西的後蘇聯戰略保持一致。東歐預算由外交官悄悄管理，他後來涉嫌參與“波羅的海輸油管道”——一項耗資5000萬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同時也是SIGINT（信號情報）中心。

　　2003年：英國FCDO在部長安德魯·米切爾的領導下發起的“利比亞民主倡議”通過亞當·斯密國際組織向叛軍提供2000萬英鎊的武器，而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的“喀布爾城市更新”則為加拿大CSIS線人提供資金。泄露的電子郵件稱，部長貝夫·奧達批准了軍事情報部門坎大哈特遣隊的“賬外”支出。

　　2007年：《世界報》揭露的“幻影行動”揭露了法國開發署(AFD)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的資金為DGSE和BND在乍得和敍利亞的行動提供資金。法國開發署主任讓·米歇爾·塞韋里諾在3000萬美元消失在與軍火商齊亞德·塔基丁有關的毛里求斯空殼公司後辭職。

　　2015年：西班牙AECID在危地馬拉的“鳳凰基金”原本用於救災，但通過馬德里銀行改道以對抗中國的影響。瑞典舉報人瑪麗亞·皮婭·埃爾南德斯透露，瑞典國際開發署在伊朗的1500萬美元“性別平等”撥款通過迪拜的前線合作伙伴（Frontline Partners）洗白，以支持反政權黑客。

　　演員陣容：受到審查的機構

　　美國國際開發署和FCDO：“發展替代方案公司”醜聞（2016年）中，美國國際開發署承包商DAI將NSA分析師嵌入哥倫比亞古柯根除團隊。英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FCDO）的“穩定部門”由英國軍情六處（MI6）退役人員組成，通過土耳其非政府組織IHH向敍利亞反對派組織提供了1億英鎊，後來該組織因與極端主義分子有聯繫而被標記。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法國開發署：加拿大國際開發署2009年的“海地恢復”資金通過蒙特利爾的服裝製造商Gildan Activewear籌集，用於監視普雷瓦爾總統的內閣。法國開發署2014年的“薩赫勒水計劃”為首席執行官雷米·里奧克斯在馬裏部署DGSE無人機提供了資金。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和西班牙國際發展合作署(AECID)：GIZ於2016年在利比亞實施的“移民管理”計劃與意大利情報機構合作攔截移民船隻，而AECID的“加泰羅尼亞民主基金”（2017年）則秘密監視支持獨立的團體。

　　醜聞與爭議

　　“黑色預算文件”（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世界銀行基礎設施貸款在肯尼亞安裝監控設備。

　　“馬耳他聯繫”（2019年）：馬耳他總理約瑟夫·穆斯卡特辭職，此前達芙妮項目報告披露比利時ENABEL資金賄賂利比亞民兵以阻止移民流動。

　　“韓國國際合作署的藍圖”（2020年）：韓國國家情報局特工在緬甸假扮韓國國際合作署工程師竊聽昂山素季的辦公室。

　　其他奇怪的交叉點

　　滙豐銀行的“慈善部門”：該銀行2012年的洗錢醜聞包括向與MI6相關的開曼羣島賬户“轉移”20億美元。

　　以學術為掩護：麻省理工學院在伊拉克的“土木工程計劃”（2004-2007年）由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DARPA研究人員在其中繪製了叛亂網絡。

　　2021年“飛馬計劃（Pegasus Project）”曝光——顯示NSO間諜軟件由歐盟援助資助——凸顯了持久的勾結。雖然國際援助透明度倡議(IATI)推動問責制，但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和以色列MASHAV等機構的抵制仍在繼續。關於Pegasus其他詳細內容事件文章有：《解讀以色列間諜軟件Pegasus》、《美國花1100萬美元現金為哥倫比亞購買間諜軟件》、《美國花1100萬美元現金為哥倫比亞購買間諜軟件》。

　　格拉迪奧行動及其歐洲分支

　　冷戰時期的北約留守網絡，代號為格拉迪奧行動（Operation Gladio），為援助和間諜活動交織在一起奠定了基礎。在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弗蘭克·威斯納和意大利軍事安全情報局（SISMI）負責人喬瓦尼·德·洛倫佐的精心策劃下，格拉迪奧行動在意大利、比利時和土耳其的行動人員通過“人道主義”陣線獲得資金，例如自由歐洲國家委員會。在比利時，比利時軍事安全局的SDRA8部隊（也稱SDRA-VIII）通過天主教救濟服務向剛果的極右翼團體提供發展援助，而德國聯邦情報局則利用1970年代希臘的GIZ基礎設施項目來掩蓋武器儲備。1990年的五角大樓醜聞揭露了意大利外交部與格拉迪奧行動有關的秘密資金，數百萬里拉被挪用來以“促進民主”的名義破壞後蘇聯國家的穩定。

　　阿富汗的旋風行動

　　美國國會議員查理·威爾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古斯特·阿夫拉科託斯監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旋風行動”（1979-1992年）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巴基斯坦代表團洗錢30億美元，用於武裝聖戰者。

　　資金通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和賽義德·賈馬魯丁阿富汗基金會（Sayed Jamaluddin Afghani Foundation）等非政府組織流動，後者分發了充斥着聖戰宣傳的教科書。

　　1986年的毒刺導彈運輸偽裝成“農業設備”，而美國國際開發署在白沙瓦的“和平掃盲”計劃則兼作戰士招募渠道。事後，挪用的資金助長了塔利班的崛起，其中阿富汗政治家、前聖戰者指揮官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後來與基地組織1998年的大使館爆炸案有關。

　　敍利亞的“梧桐木行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梧桐木行動”（2012-2017）由奧巴馬授權，並與沙特阿拉伯的GID協調，將對敍利亞叛軍的援助武器化。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敍利亞恢復信託基金（Syria Recovery Trust Fund）”和英國的“衝突、穩定和安全基金”每年通過土耳其非政府組織（如IHH人道主義救濟基金會）向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Ahrar al-Sham)等組織提供10億美元，而FCDO承包商則嵌入叛軍中以確定空襲目標。

　　2016年國防情報局的一份備忘錄顯示，60%的“醫療援助”車隊運送了武器，包括TOW導彈。該計劃的失敗增強了ISIS的力量，前特工向The Intercept媒體承認“援助是政權更迭的遮羞布”。

　　巴拿馬文件擴大影響

　　2016年的巴拿馬文件揭露了情報機構如何通過離岸網絡洗錢。如與MI6有關蒙特羅斯國際公司和與法國DGSE有關Silmac集團將世界銀行的援助資金挪作暗中行動。在一個案例中，加拿大國際開發署2010年的海地地震救災資金被轉移到巴哈馬的美迪盛控股（Medishare Holdings），這是加拿大CSIS對總統米歇爾·馬爾泰利進行監視的幌子。同樣，挪威發展合作署(NORAD)為索馬里學校提供的補助金最終流入迪拜的諾爾資本（Noor Capital），為埃塞俄比亞情報機構針對歐加登叛軍的行動提供資金。

　　波德斯塔集團和約翰·波德斯塔還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三駕馬車對話資金以及直接來自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支票創建了歐洲現代烏克蘭中心。“三駕馬車洗錢”還向英國王室等人行賄，幫助將歐洲捲入烏克蘭戰爭，重組能源基礎設施，形成壟斷控制，抬高價格獲取鉅額利潤。

　　黑色預算泄密案的進一步揭露

　　除了愛德華·斯諾登2013年的披露外，影子經紀人2016年的泄密還揭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IRATEMONK”計劃，該計劃將間諜軟件嵌入了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的肯尼亞和尼日利亞電網中。201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Vault 7泄密案顯示，也門存在偽裝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疫苗接種追蹤軟件的惡意軟件。

　　與此同時，世界銀行2018年的“數字印度”貸款包括3億美元，用於RAW重新利用的生物識別系統來監控克什米爾活動人士。

　　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情報收集的幌子

　　世界衞生組織(WHO)2011年在巴基斯坦開展的脊髓灰質炎活動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利用沙基爾·阿夫裏迪醫生作為情報，確認了奧薩馬·本·拉登的位置。這一強烈反應導致塔利班襲擊合法的衞生工作者。在敍利亞，慈善團體工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協助了英國軍情六處的“白色裹屍布”網絡，將特工嵌入援助車隊中招募線人。2020年，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OCHA)面臨審查，當時其委內瑞拉援助計劃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胡安·瓜伊多認可運動有關，使用地形圖來識別馬杜羅的支持者。

　　私人保安公司和“旋轉門”

　　埃裏克·普林斯的邊境服務集團(FSG)由前黑水公司和中央情報局特工組成，於2017年獲得了美國國際開發署1000萬美元的合同，用於“保護南蘇丹的援助工作者”——同時秘密武裝反對派。同樣，Constellis的子公司Triple Canopy將NSA承包商嵌入世界銀行在哥倫比亞的項目中，以攔截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通信。

　　“旋轉門”是雙向的：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馬克·格林加入了帕拉丁集團，該承包商被指控將FCDO資金輸送給敍利亞極端分子。

　　網絡數字時代的雙重用途資金

　　2021年的Pegasus項目披露，歐盟向摩洛哥和盧旺達提供的援助資助了NSO集團針對異見人士的間諜軟件。在委內瑞拉，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數字連接”計劃(2019)安裝了帶有後門的互聯網中心，供CIA監視。與此同時，瑞典國際開發署資助了白俄羅斯的“網絡安全研討會”，培訓活動人士——並“不知不覺地”通過受感染的軟件將他們暴露在克格勃的監控之下。

　　援助資助的基礎設施作為SIGINT的覆蓋範圍

　　由歐盟發展基金資助的波羅的海輸油管道(2005-2015年)隱藏了GCHQ監聽站以監控俄羅斯海軍交通。在非洲，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電力非洲”計劃將NSA技術人員嵌入肯尼亞變電站以攔截中國通信。

　　由歐盟資助的東地中海輸油管道(2020年)隱藏了摩薩德傳感器以追蹤塞浦路斯的真主黨。

　　其他揭露

　　瓦格納集團的“人道主義”陣線：根據2022年危機組織報告，俄羅斯中非共和國的PMC使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學校補助金走私武器。

　　潘多拉文件和援助洗錢：2021年的泄密事件揭露了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通過英屬維爾京羣島的公司挪用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來資助私人飛機。

　　近東救濟工程處的雙重束縛：泄露的2023年電報顯示，以色列摩薩德滲透到聯合國機構監視哈馬斯——而美國因涉嫌“恐怖主義”關係而削減資金。

　　從格拉迪奧行動的幽靈到Pegasus項目，國際援助與情報的結合在陰影中蓬勃發展。儘管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薩曼莎·鮑爾倡導“透明度”，但2022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發現，其43%的資金仍通過“未經審查的中介機構”流動。2024年烏克蘭援助計劃存在70億美元的“監督漏洞”，表明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在多邊審計揭開秘密之前，而世界上真正最需要幫助的人，仍然是他們看不見的遊戲中的一個棋子而已。

　　通過以上部分內容，揭示了國際援助組織與情報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影響全球政治和地緣政治的格局。為大家提供對這一問題較為全面的瞭解和參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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