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季刊丨為什麼俄羅斯人厭惡普京的戰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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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俄羅斯人厭惡普京的戰爭

托馬斯·夏洛克（Thomas Sherlock）

隨着圍繞烏克蘭戰爭的談判變得更有可能，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正面對日益嚴峻的國內約束，特朗普政府理當利用那些約束，作為討價還價的寶貴籌碼。

雖説人力和物資方面愈發危險的短缺困擾着烏克蘭軍隊，但普京要征服烏克蘭，並在未來侵犯該地區其他任何國家的主權，一個關鍵障礙仍在於，俄羅斯社會很大一部分人羣拒絕積極支持這場戰爭。普京固然剝奪了俄羅斯人的政治自主能力，但俄羅斯社會仍在相當大程度上保留了脱離國家管制和灌輸的自主。這種自主雖然有限，但有助於保護一種基於公民和社會經濟發展之渴求的愛國文化，而公民和社會經濟發展是政治自由化的潛在基石。這方面的自主還令俄羅斯社會的一大部分人羣得以質疑普京關於烏克蘭和西方對俄羅斯國家和社會構成生存威脅的説法。這些因素，加上俄羅斯社會對烏克蘭戰爭的人力和物資成本的理性評估，有助於解釋克里姆林宮 “特別軍事行動 ”背後愛國動員措施的嚴重侷限性。

俄羅斯人表達了對普京的堅定支持，並認為美國和北約要對烏克蘭戰爭承擔主要責任。但2024年初，一項由美國學者領銜的俄羅斯長期民意調查證實，關於這場衝突，俄羅斯社會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另一項調查顯示，2024 年 9 月，只有 23% 的受調查者表示，他們相信自己的俄羅斯同胞肯定願意在烏克蘭作戰。此外，2024 年 11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7% 的受調查者贊成烏克蘭停火，只有35% 的人支持繼續戰爭。戰爭疲勞無法充分解釋民眾對和平的渴望。2022 年 9 月，在普京發動全面入侵僅七個月後，俄羅斯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一項調查顯示，48%的受調查者支持和談，44%的受調查者支持繼續戰爭。這些數據和其他數據挑戰了那種流行的看法，即：俄羅斯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要麼支持普京的侵略，要麼迷失在了冷漠當中。

戰爭的代價、文化和威脅感，這三項變量的相互作用有助於解釋何以許多俄羅斯人傾向於和平。俄羅斯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人認為，這場戰爭並不具備那種想象中的收益。 2024 年9月晚些時候的一項調查中，47% 的受調查者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帶來的“傷害大於收益”，並提到了人道災難和生命損失。而認為“收益大於傷害”的比例僅為 28%，這主要集中在新獲得的領土和對頓巴斯地區講俄語民眾的保護上。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3 年 5 月的一項調查中，認為“傷害大於收益”和認為“收益大於傷害”的受調查者比例幾乎相當。

為什麼做出負面評價的公眾比例大幅上升了？一個原因是社會期望偏差的影響正在減弱：不喜歡烏克蘭戰爭或對這場戰爭漠不關心的俄羅斯人不再覺得非常有必要加入愛國行動。

文化、身份和愛國主義

第二項變量，即俄羅斯政治文化，尤其是温和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大體和平的方式詮釋了對國家的熱愛。俄羅斯民眾對和平的渴求從這裏獲得了力量。

分析家和學者通常認為，俄羅斯的新帝國主義妨礙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出現。但俄羅斯社會的一大部分人不同意普京的觀點，即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應首先謀求更強大的武裝力量和一個軍事化的社會，以此作為對外衝突和擴張的前奏。相反，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國內的社會經濟和公民發展理當是國家的當務之急。

在最近的民意調查和戰前的民意調查中，顯著受調查者更傾向於公民社會發展而非硬實力。2024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83%）希望克里姆林宮專注於國內問題，同時微弱多數的受調查者（51%）希望看到俄羅斯與西方恢復穩定的關係。另一項 2024 年的調查發現，只有 7% 的受調查者認為俄羅斯理當重新獲得後蘇聯地區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 2024 年5 月的一項調查中，當被問及最能令他們聯想到俄羅斯的説法時，只有 7% 的受調查者選擇了軍事成就。也僅有一小部分受調查者認為，與烏克蘭的戰爭是他們生活中的決定性事件。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設在莫斯科的列瓦達中心前主任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評論説，雖然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的祖國是一個大國，但他們並不認同 siloviki（字面意思是 “強人”，意思是軍方和安全部門的現任和前任精英）咄咄逼人的新帝國主義：“[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説，]‘大國’的主要特徵是實現人民的福祉，[並]按照與‘正常國家’（即‘西方’）相同的標準生活。這一願望在過去二十年中只是愈發強烈了。”

同樣，許多俄羅斯人反對普京軍事化的愛國主義概念。與戰前的普遍看法一樣，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愛國主義是為實現公民和社會經濟福祉而做出的集體努力。2023 年，整整68%的俄羅斯受調查者選擇將 “真正的 ”愛國主義定義為 “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改善你所居住社區生活的那種渴求”。

對國內發展的長期渴求尤其不利於支持戰爭。學者們認為，衝突爆發前團體內部達成共識的程度是戰爭爆發後 “影響[隨後的]團體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古德科夫所觀察到的那樣，俄羅斯社會和國家在如何理解俄羅斯身份問題上的分化，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就已顯著存在了。數據表明，戰時集會效應和國家宣傳並未顯著改變社會的偏好。

**威脅感與國家-**社會關係

第三項也是最後一項變量即威脅感的程度，可以強化或削弱代價和文化對社會打仗意願的影響。

與克里姆林宮關於西方威脅的講述相反，大多數俄羅斯人並不認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守護俄羅斯國家、政權或人民的生存之戰。根據社會衝突理論，假如一個羣體（無論是部落還是民族國家）的大多數成員認為某個危險是全方位和直接的，那麼這個羣體就更有可能實施集體防禦。但假如成員認為某個威脅是有限的或不確定的，他們就不太願意自我犧牲，因為他們認為利害關係太小，不值得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死亡、生命機會的減少和文化規範的破壞。

列瓦達中心2024 年2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多數（69%）受調查者認為沒有必要進行第二輪軍事動員，這表明了民眾感受到的威脅程度不高。列瓦達中心2024 年 8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1%的受調查者支持繼續在烏克蘭實施軍事行動，其中約五分之二（42%）的受調查者只是覺得有必要 “結束已經開始的行動”。絕少有支持戰爭的受調查者認為存在嚴重的外部威脅：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調查者認為有必要 “守衞俄羅斯並確保俄羅斯的安全”，同時只有 5% 的受調查者認為這場戰爭是反擊西方和北約的正義之戰，那是克里姆林宮鍾愛的解釋。

何以許多俄羅斯人未能如同普京和那些強人那樣看待外部威脅？俄羅斯社會雖説缺乏政治自主能力，但仍擁有評估國家的很多信息傳遞的足夠多自主。克里姆林宮塑造大眾態度的能力相較於其前身蘇聯是力有不逮的。蘇聯解體後，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轉型縮短了國家伸入社會的觸角。今天的政治精英們也認識到了實現社會自主的自身利益：他們知道蘇聯體制的全能主義是自取滅亡，因此更傾向於分擔責任和減輕負擔 。尤其是假如他們在公共部門工作的話，俄羅斯人仍仰賴國家，但與蘇聯時期相比，他們仰賴國家的程度要低得多。近 60% 的俄羅斯人認為，他們的長期計劃能否成功更多取決於他們自己的主動，而非國家的支持，這挑戰了有關家長制度的刻板印象。

雖然俄羅斯人將外部環境尤其是美國視作危險的源頭，但這種看法的強烈程度不應被誇大。即使在美俄關係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普遍的反美情緒固然喚起了民眾的負面感受，但仍不至於淪為徹底的驚慌失措。因此，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多數俄羅斯人希望他們的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與西方保持距離，但也拒絕克里姆林宮關於生存威脅的講述。最普遍的傾向是呼籲俄羅斯恢復與西方的正常經濟和科技關係，同時要求西方結束對俄羅斯的制裁。依據戰前進行的調查判斷，多數並非強人的俄羅斯精英是有這樣一些同感的。

值得留意的是，克里姆林宮同時強調了國內態勢的正常，於是不經意間弱化了其有關外部威脅的元敍事。這種自相矛盾的信息傳遞很大程度上源於克里姆林宮的擔憂，即俄羅斯社會有相當多一部分人羣會反對國家的諸多舉措，比如需要個人做出較大犧牲的新的徵兵之舉。目前，普京想方設法避免大多數俄羅斯人持續而直接地接觸這場衝突，這弱化了社會上的威脅感。

威脅感與政治寬容

感受到極端威脅可以形成愛國的自我犧牲精神的迸發，但同時也可以釀就不寬容，因為民眾會緊跟領導層的步伐。

普京在入侵烏克蘭開始後不久就聲稱，愛國的俄羅斯人會排斥戰爭的反對者，像唾棄“蚊蟲”一樣唾棄他們。但許多俄羅斯人依舊與這種對愛國主義的教條死板、咄咄逼人的理解保持距離。儘管大多數俄羅斯人不願公開表達異議，但在 2023 年晚些時候的一項調查中，51% 的受調查者仍認為政府不應限制反戰言論，只有 35% 的受調查者認為政府應當這樣做。即使在那些自述為普京堅定支持者的受調查者中，也有 46%的人認為應當允許發表反戰言論，認為不應允許的為41%。恰恰同樣重要的是，許多受調查者對俄羅斯的反戰示威維持中立（44%）或積極態度（18%）。

這種對政治“發言權 ”的立場延伸到了“退出”行為上。在評價 2022 年因懼怕徵兵而逃離該國的俄羅斯人時，近一半（48%）受調查者持無所謂或中立態度（Levada Survey，第 162 頁，表 16.6.6）。兩年後的 2024 年 9 月，超過一半受調查者（51%）對逃避在烏克蘭服兵役的俄羅斯人表達了“理解”的態度，只有 27% 的受調查者譴責這種行為（其餘受調查者拒絕回答）。同樣，大多數俄羅斯人拒絕因為被認為缺乏愛國精神而批評自己的同胞：在 2023 年 5 月的一項調查中，整體上有63% 的受調查者（以及81% 的年輕人）表示，愛國理當是個人選擇的問題，這弱化了克里姆林宮對集體忠誠的堅定不移的要求。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調查者認為每個俄羅斯人都必須是愛國者。

普京的窘境

考慮到俄羅斯脆弱而分裂的社會面對一個強大而高壓的國家，公共輿論本身不太可能迫使克里姆林宮結束對烏克蘭的戰爭。但民眾對這場衝突的普遍負面態度仍讓普京陷入了困境，威脅到他瓦解烏克蘭主權和民主承諾的努力。

普京需要軍隊投入到與烏克蘭的消耗戰中，但他不會強迫俄羅斯人大量拿起武器，因為他擔心這會激發反彈——類似 2022 年末震動該國的那一次。迄今為止，他的徵兵方案是仰賴高薪合同兵。2024 年底，當被問及假如有需要，他們是否會支持強制動員，以維持特別軍事行動時，49% 的受調查者表示，他們寧願看到敵對行動停止。只有 29% 的受調查者贊成進行新的動員。值得注意的是，49% 的受調查者還表示，他們會支持這樣一項決定：俄羅斯沒有實現特別軍事行動的任何最初目標，但仍從烏克蘭撤軍，並開始停戰談判。三分之一的受調者反對這樣的決定。

假如烏克蘭及其盟國繼續阻礙俄羅斯取得決定性勝利，普京將面臨不利的選擇：他可以堅持打消耗戰；他可以強行大規模動員俄羅斯人，但這肯定非常不得人心；或者，他可以接受和談，但和談可能要求他做出讓步。消耗戰中的人員和物資成本將不可避免地增加。隨着俄羅斯人越來越多地拒絕自願充當合同兵，局面可能變得十分嚴峻，這將威脅到人力資源的補充，而他無法用朝鮮軍隊取而代之。

嘗試某種形式的大規模動員或將是一場巨大而孤注一擲的賭博。普京的賭注是，在俄羅斯社會內部以及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裂痕擴大，毀掉他的賭博並令他在戰場和談判桌上都處於更弱勢地位之前，他可以利用新招募的軍隊迅速取勝。或者，普京可能精心算計，達成一項和平協議；哪怕要求了許多俄羅斯人會認為不可接受的讓步，相較於社會對新的徵兵行動的反應會造成的不可預測的政治動盪，該協議也會是可取的。在每一種這樣的情形下，俄羅斯社會都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是限制普京選擇的關鍵角色。

雖然一些西方領導人擔心普京最終會攻擊包括北約成員國在內的其他歐洲國家，但在俄羅斯內部，社會支持的薄弱很可能令克里姆林宮無力實現這樣的目標（甚至是征服烏克蘭的目標）。或許同樣重要的是，戰後俄羅斯可能出現的強硬派與温和派之間的鬥爭將部分取決於民眾和精英對戰爭結果（輸贏）和（生活和生命機會中的）代價的看法。假如普京不能令人信服地宣示一場決定性勝利，那麼社會承擔的代價就可能“比結果更具決定性”，從而導致許多俄羅斯人認定，普京和強硬派應對外交政策上的一次巨大失敗負責。

在這種情形下，俄羅斯社會將幫助削弱普京和那些強人對俄羅斯的威權掌控。美國可以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軍事和經濟支持，從而鞏固其在戰場上和任何結束戰爭的談判中的地位，藉以提升這種結果發生的可能性。

本文表達的是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代表美國軍方、美國國防部或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或立場。

（作者是美國陸軍軍官學院即西點軍校政治學榮休教授。本文原題“Why Russians Are Souring on Putin’s War ”由《民主季刊》網站作為網絡專文發表於2025年2月。文末聲明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譯文有初步校閲，並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