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新三曹操説《春秋》胡言亂語,放在漢代他絕對不敢説這話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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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胡言亂語
《新三國》可謂譭譽參半,其中的確有不能洗白的硬傷。最重要的一段就是,曹操徵徐州,莫名其妙地,馬車就在“麥田”(實際影視劇中展示的是草堆)裏疾馳,這違反了曹操不能傷麥苗的軍令,所以曹操就要自刎歸天。但荀彧以《春秋》故事勸阻。曹操隨口一句:《春秋》胡言亂語!
這段劇情太逆天了,編劇應當不知道《春秋》在兩漢三國南北朝的地位。在漢代説這話,相當於在蘇聯説馬列主義胡説八道,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今天就跟各位朋友聊聊《春秋》在那個時代的地位。

馬踏青苗
一、《春秋》是維護天子地位的依據
一般情況下,咱們説《春秋》並非是《春秋》經這一本書。《春秋》本經沒有多少內容,而且是流水賬記錄,內容枯燥。因此要搭配解釋經書的《春秋》三傳來看,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

漢帝
兩漢皇帝將《春秋》當作維護皇權的依據,十分推崇《春秋》中記載的君賢臣忠的故事。據説,漢昭帝時期,有一個男子到北宮門,説自己是漢武帝的衞太子。當時的京兆尹雋不疑用了《公羊傳》中的一個典故,做出判詞“衞太子得罪先帝,是當朝罪人”,遂將其投入監牢。《公羊傳》的典故是:衞靈公認為兒子蒯聵是無能力的二世祖,就將他驅逐出國,讓孫子蒯輒擔任儲君。蒯輒登基後,蒯聵想回國當國君,但為了祖宗社稷,蒯輒就拒絕了父親的提議。這表明蒯輒對“不以家事辭王事”原則的堅守。畢竟孝敬父親事小,忠於國家事大。昭帝聽説雋不疑的判決,大讚他忠於王事。可見對國家之忠,遠高於對家父之孝。

漢朝
其次,《春秋》典故為漢代粉碎叛逆提供依據和合理性。比如,漢明帝時期,廣陵王劉荊企圖奪取皇位,失敗後入獄。有人提出議親議貴或可免死的建議。但有人用《公羊傳》中魯國公子牙弒君後,他的兄弟為了正義忍痛逼死公子牙,所謂“君親毋將,將而誅焉”的故事,勸誡明帝將廣陵王誅殺。從這可見,《春秋》為平叛提供了依據。畢竟造反的大多為親戚,有的大臣的確會用親情、道德綁架,逼迫君主做出妥協。可《春秋》的存在,為駁斥這種説法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護。
最後,漢代官僚依照《春秋》烘托皇權至上。比如漢成帝時期,丞相薛宣提議讓丞相的屬下、司隸校尉、各州刺史一同去捉拿逃犯。但司隸校尉反對這麼做。因為司隸校尉、刺史都是天子的耳目,代表了皇帝。司隸校尉就以“《春秋》的文本書寫中經常將天子使者排在諸侯之前,以此表達天子的地位”為例,提出如果將司隸校尉等人和丞相下屬並列,會損害天子尊嚴和權威。而這種説法得到了官員們的認可和輿論的支持,丞相的提議因此作罷。

丞相
由此可知,漢代推崇《春秋》最現實的因素就是,它能維護皇權,因此受到皇帝推崇,將之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
二、《春秋》是處理民族關係的依據
漢代常常以《春秋》故事來指導和少數民族的交往。
首先,《春秋》指導了漢代統治者的外交思想。班固提煉《春秋》中民族政策的核心是“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即保持距離避免任何形式的交流或衝突。他在《漢書》中寫道:“《春秋》説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是人面獸心。因為他們沒有人的那種禮義廉恥,所以聖王不能和他們約定誓言,因為約定之後,給他們好處,他們佔了便宜反而更加放肆,且不會遵守約定;而且聖王也不會輕易攻打他們,因為勞師遠征,但佔領的土地毫無價值,反而加劇國內矛盾。所以英明的君主對他們的政策當是羈縻,如果他們敢犯邊就要狠打,如果他們安穩臣服,咱們也要以禮相待。這種政策才是聖王之常道”。這種對外夷的態度,深刻影響了漢代外交。

蠻族野人
在《春秋》外交思想的影響下,漢宣帝時期,匈奴內亂,蕭望之就提出羈縻之策,即不要趁機進攻匈奴,反而應當派遣軍隊幫助呼汗邪單于維持統治。宣帝照辦,沒有趁人之危。宣帝末年,匈奴內亂愈演愈烈,呼汗邪地位搖搖欲墜,只能南下請求內附。對如何接待這位單于,漢朝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丞相黃霸將匈奴視為漢朝附屬國,提出應當給予呼韓邪諸侯王的地位。而太子少傅蕭望之在《春秋》思想的影響下,認為匈奴地無所產,將之當作臣子,漢朝就要背上對臣子的義務,於國不利。因此提出,匈奴是敵國,和漢地位平等,不能以臣禮待之,而應以客禮待之。最終宣帝説“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於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也就是説以國賓之禮相待,單于的位次在諸侯王之上,拜見時只稱臣不具名。
其次,在夷夏之辨上,漢朝從《春秋》邏輯出發,將能否遵守禮儀和道義視為華夷的區別。《春秋》將不能遵守禮儀的人視為夷狄,稱其為“少進之國”。比如吳國是吳太伯創立的國家,從血統上講,吳太伯為周文王的伯父,是絕對的華夏諸侯。但在《春秋》筆下,因為吳國經常使用詭計“詐戰”,不守信義,即便吞併了許多華夏諸侯,佔領了許多華夏土地,但仍被《春秋》視為蠻夷。就是在能否遵守信義思想指導下,漢元帝時期,匈奴郅支單于曾羞辱漢使,但後來他又想將在長安為質的兒子接回來,並表達了想要臣服漢朝的意願。對此事,朝廷陷入爭論。御史大夫貢禹便以《春秋》原則,提出允許蠻夷內附,並不罕見,既然他有心歸化,只要能遵守道義,我們可以答應他的要求。這種以禮儀作為華夷區別的辦法,不僅影響漢代,甚至影響至明清。

匈奴單于
三、《春秋》影響漢代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是哲學的一門分支,具體概念較為複雜,簡單來説它是政治理論的哲學,指引當權者為何施行這種政治。
《春秋》對漢代政治哲學的影響,我們以小見大,便可窺見一二。《春秋》經開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圍繞“元”這個字,漢代學者便有系統的研究,闡釋其中邏輯和道理,並將這種研究成果引入到政治運作中。
董仲舒説:“《春秋》經傳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因其中涉及的內容龐大且複雜,我們選擇漢代學者對“元”的一個解釋,進行簡單闡釋。簡單來説,漢代學者認為,“元”是宇宙萬物運行的基礎,是天地之始;春是一年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歸根到底,元是政治的基礎,只有基於“元”,才能構建起政權的合法性,在“元”的指導下,統治者要重視一年之始、登基之初、政策實施之初的效果,以確保良好的開端和正確方向。進而提煉出受命之王必改制的觀念。西漢漢哀帝搞“再受命”的鬧劇,除了五德終始説之外,就是受《春秋》“元”的影響。

漢代官僚
總的來看,《春秋》影響了漢代統治的方方面面,是絕對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地位之高不言自明。
文史君説
《春秋》不僅在漢代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代。比如明代的朱元璋,曾列十五不徵之國,理由是這些“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這是典型的《春秋》外交思想。連乞丐出身的朱元璋都能從《春秋》中讀出感想,何況貴族出身的曹操。如此可見,《新三國》裏曹操説的那一句“《春秋》胡言亂語”有多雷人,真要説了這話,他絕對會被讀書人所唾棄。
參考文獻
劉紅:《漢代春秋學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23年。
姜雨:《春秋經傳在漢代政治中的體現》,《應嘉文學》2023年17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