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羣體嗎?白巖松建議提高年輕人個税起徵點,你怎麼看?_風聞
今天敲钟人不来-2小时前
記者:近年經常能從年輕人嘴上聽到“內卷”與“躺平”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如何看待這種狀態?當理想照進現實,年輕人如何做好平衡?
白巖松:十幾年前我就在關注這個問題。這幾年越來越強烈感受到年輕人心中有怨氣的原因是,他們現在是社會的弱勢羣體,不再像我們這一代人。當年我們青春的時候,我們是社會的強勢羣體,出生於60年代,受教育在80年代,80年代的我們兜裏什麼都沒有,但我們有明天。《明天會更好》這首歌就是40年前寫的,它成為我們這代人內心最豐富的東西。當時各個年齡層達成共識,年輕人是社會關注的重點,當年年輕人四處受寵,機會無數,破格提拔機會很多,不能不説,這的確是時代紅利。
記者:為什麼説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羣體?
白巖松:有以下幾個標誌:首先,現在年輕人雖然學歷很高,但是在家裏的地位並不高,他們收入大比例沒有父母高,並非家庭命運的改變者。我們經常聽到老人教訓年輕人不愁吃不愁喝,但每天垂頭喪氣,是因為他們沒有成就感。我們這一代人雖然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但在逐漸擁有的過程中,帶動整個家庭發生改變,獲得了成就感。
其次,目前年輕人機會成本大量下降,年輕人越來越認為,努力不一定有回報。因此“躺平”“內卷”等情況變得更加嚴重。隨着機會成本減少,人數增多,人們自然會去“卷”。因此,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聲音背後的因素。
第三,這代年輕人渴望愛,然而卻又“無力愛”。各種現實障礙和因素導致他們結婚越來越晚,甚至談戀愛都很難,我之所以説他們渴望愛,是因為現在年輕人養貓養狗比我們那時候多,貓和狗都成為了自己的孩子。
以上三種因素相互糾纏,決定現在年輕一代是弱勢羣體。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社會上無力感很強,不像80年代的年輕人什麼都沒有,卻被整個社會捧到了“明天靠你”的位置。
從政策角度看,我們現在必須大力向年輕人傾斜,振作起時代的信心: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經濟消費和民營經濟,我們目前正在努力,另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社會的年輕人開始相信明天,開始積極振作起來,這也需要政策的推動。
記者:如何通過政策提振年輕人的信心?
白巖松:我認為,要有很多針對性政策,首先要推動更充分的就業,這是第一民生,接下來比如提高個税起徵點,成本不高,但我看中這樣的政策示範、激勵與信號的作用。在這10年到12年間,能不能讓35歲以下的年輕人個人所得税起徵額由5000直接跳到12,000元。現在的年輕人需要打拼、租房、考慮生育,雖然現在生育比例在降低,這反而需要用政策來撬動他們。這樣單位也願意給你開更高的工資,因為單位可以不交税,或者把原本要交税的當成增加的工資部分。
另外,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工作不穩定,政府和企業能否給40歲以下尤其是35歲以下的靈活就業人員更多社會保障。現在很多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障都是缺失的,這一代人60歲以後怎麼辦?他們可能沒有考慮過,但社會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當年輕人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和迷茫,甚至悲觀的時候,他會選擇婚姻嗎?選擇婚姻之後他會要孩子嗎?當他對未來不確定,一天累得像牛馬似的,他會認真吃一天三頓飯嗎?他的健康正在發生着怎樣的衝擊?
當社會最年輕的一代對婚姻、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沒有任何保障,社會信心的另一半來源於何處?我認為,要讓年輕人不要擔心60歲之後的事情,這樣他們才能夠成長。當企業能承擔這些責任時,企業去承擔。當他們沒有工作時,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使每個中國勞動者,無論是終身僱傭人員還是靈活就業人員,在60歲後有清晰的社會保障,他們才敢對未來有預期,僅靠口號和畫餅沒有用,陪伴才有用。
從政府角度來看,出台有明確信號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讓年輕人明確知道,即使沒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但他們明白60歲後依然可以有社會保障,他們才可以用一生的長度考慮家庭、婚姻、孩子和健康。
提振整個社會的信心,要讓年輕人再次成為受益者,從政策多方面進行調整,並需要這個政策持續10到12年。
記者:為什麼不斷強調對年輕人的政策延續性只需要10到12年?
白巖松:近年來,我們生育的最高峯拐點出現在2016年,之後開始直線下降,到了2022年跌到了1,000萬以下,這兩年一直在1,000萬以下。因此10年到12年後年輕人的就業不再是問題,沒有那麼多勞動力供給了,所以不擔心12年之後的年輕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需要這10到12年對年輕人有明確的政策扶持。
有很多人説這對於中老年人不公平,但這批年輕人是他們的孩子,幫助他們何嘗不是在幫助今天的老人。我之所以反感“啃老”這個詞,是因為如果社會把很多工作做好,他們就不會啃老,老年人也獲得瞭解放,可以把更多的錢用在養老過程中,也給孩子減輕負擔。
記者:當前80後和90後已成“啃老”主力軍,如何看待年輕人依賴家庭支持的社會現象,背後反映什麼問題?
白巖松:從親情角度來看,成為所謂的“職業子女”並不壞。從社會角度來看,這是不可以的,因為是社會的保障不夠,將應該承擔的保障交給父母,讓年輕人背上“啃老”的罵名,這個詞帶有很強的貶義。因此,我認為這不公平,如果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失職,那麼應該進行調整,讓年輕人有制度可“啃”,有保障可“啃”,“啃老”這個詞就會逐漸淡化,我不相信年輕人願意啃老。其實,大家經常忽略一種心理問題,即使父母很樂意給他很多錢,10個孩子9個會不開心,他仍然願意實現自我價值。
隨着科技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現在的年輕人更多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變得更不開心和更不幸福。因為每天在龐大比較體系中,他們不再是心理強大的一代,抑鬱、焦慮普遍附着於現在年輕人身上。在帶這幾屆學生過程中,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成為一名心理老師,需要帶領他們走出冰河,我經常用的詞是“與自己和解”和“融化”,他們過去心中有塊冰,希望被逐漸融化。經過這些經歷,我已調整了原來的期望值,希望通過兩年教育幫他們變成活力滿滿的人。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