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羣體嗎？白巖松建議提高年輕人個税起徵點，你怎麼看？_風聞

記者：近年經常能從年輕人嘴上聽到“內卷”與“躺平”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如何看待這種狀態？當理想照進現實，年輕人如何做好平衡？

白巖松：十幾年前我就在關注這個問題。這幾年越來越強烈感受到年輕人心中有怨氣的原因是，他們現在是社會的弱勢羣體，不再像我們這一代人。當年我們青春的時候，我們是社會的強勢羣體，出生於60年代，受教育在80年代，80年代的我們兜裏什麼都沒有，但我們有明天。《明天會更好》這首歌就是40年前寫的，它成為我們這代人內心最豐富的東西。當時各個年齡層達成共識，年輕人是社會關注的重點，當年年輕人四處受寵，機會無數，破格提拔機會很多，不能不説，這的確是時代紅利。

記者：為什麼説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羣體？

白巖松：有以下幾個標誌：首先，現在年輕人雖然學歷很高，但是在家裏的地位並不高，他們收入大比例沒有父母高，並非家庭命運的改變者。我們經常聽到老人教訓年輕人不愁吃不愁喝，但每天垂頭喪氣，是因為他們沒有成就感。我們這一代人雖然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但在逐漸擁有的過程中，帶動整個家庭發生改變，獲得了成就感。

其次，目前年輕人機會成本大量下降，年輕人越來越認為，努力不一定有回報。因此“躺平”“內卷”等情況變得更加嚴重。隨着機會成本減少，人數增多，人們自然會去“卷”。因此，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聲音背後的因素。

第三，這代年輕人渴望愛，然而卻又“無力愛”。各種現實障礙和因素導致他們結婚越來越晚，甚至談戀愛都很難，我之所以説他們渴望愛，是因為現在年輕人養貓養狗比我們那時候多，貓和狗都成為了自己的孩子。

以上三種因素相互糾纏，決定現在年輕一代是弱勢羣體。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社會上無力感很強，不像80年代的年輕人什麼都沒有，卻被整個社會捧到了“明天靠你”的位置。

從政策角度看，我們現在必須大力向年輕人傾斜，振作起時代的信心：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經濟消費和民營經濟，我們目前正在努力，另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社會的年輕人開始相信明天，開始積極振作起來，這也需要政策的推動。

記者：如何通過政策提振年輕人的信心？

白巖松：我認為，要有很多針對性政策，首先要推動更充分的就業，這是第一民生，接下來比如提高個税起徵點，成本不高，但我看中這樣的政策示範、激勵與信號的作用。在這10年到12年間，能不能讓35歲以下的年輕人個人所得税起徵額由5000直接跳到12,000元。現在的年輕人需要打拼、租房、考慮生育，雖然現在生育比例在降低，這反而需要用政策來撬動他們。這樣單位也願意給你開更高的工資，因為單位可以不交税，或者把原本要交税的當成增加的工資部分。

另外，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工作不穩定，政府和企業能否給40歲以下尤其是35歲以下的靈活就業人員更多社會保障。現在很多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障都是缺失的，這一代人60歲以後怎麼辦？他們可能沒有考慮過，但社會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當年輕人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和迷茫，甚至悲觀的時候，他會選擇婚姻嗎？選擇婚姻之後他會要孩子嗎？當他對未來不確定，一天累得像牛馬似的，他會認真吃一天三頓飯嗎？他的健康正在發生着怎樣的衝擊？

當社會最年輕的一代對婚姻、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沒有任何保障，社會信心的另一半來源於何處？我認為，要讓年輕人不要擔心60歲之後的事情，這樣他們才能夠成長。當企業能承擔這些責任時，企業去承擔。當他們沒有工作時，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使每個中國勞動者，無論是終身僱傭人員還是靈活就業人員，在60歲後有清晰的社會保障，他們才敢對未來有預期，僅靠口號和畫餅沒有用，陪伴才有用。

從政府角度來看，出台有明確信號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讓年輕人明確知道，即使沒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但他們明白60歲後依然可以有社會保障，他們才可以用一生的長度考慮家庭、婚姻、孩子和健康。

提振整個社會的信心，要讓年輕人再次成為受益者，從政策多方面進行調整，並需要這個政策持續10到12年。

記者：為什麼不斷強調對年輕人的政策延續性只需要10到12年？

白巖松：近年來，我們生育的最高峯拐點出現在2016年，之後開始直線下降，到了2022年跌到了1,000萬以下，這兩年一直在1,000萬以下。因此10年到12年後年輕人的就業不再是問題，沒有那麼多勞動力供給了，所以不擔心12年之後的年輕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需要這10到12年對年輕人有明確的政策扶持。

有很多人説這對於中老年人不公平，但這批年輕人是他們的孩子，幫助他們何嘗不是在幫助今天的老人。我之所以反感“啃老”這個詞，是因為如果社會把很多工作做好，他們就不會啃老，老年人也獲得瞭解放，可以把更多的錢用在養老過程中，也給孩子減輕負擔。

記者：當前80後和90後已成“啃老”主力軍，如何看待年輕人依賴家庭支持的社會現象，背後反映什麼問題？

白巖松：從親情角度來看，成為所謂的“職業子女”並不壞。從社會角度來看，這是不可以的，因為是社會的保障不夠，將應該承擔的保障交給父母，讓年輕人背上“啃老”的罵名，這個詞帶有很強的貶義。因此，我認為這不公平，如果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失職，那麼應該進行調整，讓年輕人有制度可“啃”，有保障可“啃”，“啃老”這個詞就會逐漸淡化，我不相信年輕人願意啃老。其實，大家經常忽略一種心理問題，即使父母很樂意給他很多錢，10個孩子9個會不開心，他仍然願意實現自我價值。

隨着科技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現在的年輕人更多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變得更不開心和更不幸福。因為每天在龐大比較體系中，他們不再是心理強大的一代，抑鬱、焦慮普遍附着於現在年輕人身上。在帶這幾屆學生過程中，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成為一名心理老師，需要帶領他們走出冰河，我經常用的詞是“與自己和解”和“融化”，他們過去心中有塊冰，希望被逐漸融化。經過這些經歷，我已調整了原來的期望值，希望通過兩年教育幫他們變成活力滿滿的人。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