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説他指導的幾個學生回國後改了研究方向，為了“帽子”，怎麼看這種情況？_風聞

節選自中國新聞週刊《丘成桐：反對“卷競賽”》​

記者：為什麼重大成果不容易被中國學者做出？差距在哪兒？

丘成桐：我在美國生活超過50年，指導的博士生70多個，其中2/3是中國人。坦白地説，我帶過的最好的學生是外國學生。

我24歲開始帶博士生。拿我的第一個學生孫理察舉例，他是美國人，只比我小兩歲，如今已拿了沃爾夫數學獎（和菲爾茲獎同被譽為數學界的最高榮譽，陳省身和丘成桐曾獲該獎），成為一代大師。剛開始時，我們只是師生間的指導關係，熟悉後，很快變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們很多研究一起做，文章一起寫，晚上常出去吃飯聊天，因此非常清楚對方的想法。

優秀的學者最重要的特點在於思想是否足夠開放，是否會問問題，是否有能力將一些重要的想法通過數學語言構造出來。這些都是創造力的要素，而我在中國學生身上很少看到。

缺乏創造力會讓他們在遇到問題時顯得手忙腳亂。我遇到很多中國學生，面對難題時，第一反應不是鑽研問題的根本。他們的普遍解題模式是，問題來了先查資料，看看國內外有沒有學者已在這個領域有所突破，然後跟隨前人的想法和方向走，“蕭規曹隨”。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後者的創造力明顯要弱。

記者：是什麼影響了學生的創造力？

丘成桐：國內的應試教育曾令我十分震驚。學生是為了考試來學習，而不是為了興趣來學習，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在哈佛大學曾指導過幾箇中國博士後學生，他們自己發掘科研方向，做出了一些成果。回國之後，他們告訴我，他們做的研究國內同行都不懂，導致申請科研經費都有困難。他們成了同行眼中的“奇葩”。後來他們改變了研究方向，就為了和各種基金、獎項的評委“熟一點”，讓對方明白自己的研究。有的時候，僅因為評委不懂，學者想做有創造性的東西就舉步維艱。

**在國內，學者需要想辦法讓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受人“賞識”，這本身就是一種應試思維。中國學生拿了博士學位以後，仍不停地期待他人賞識，競爭各類“帽子”，把“帽子”看得很重。最有趣的是，一般來講，國內學者要自己準備材料去申請這些“帽子”。**我拿過很多國際獎項，是許多國家科學院的院士，但我從沒主動申請過這些頭銜。在國內，申請後的答辯就像是一場“高檔的考試”。我認為，做學問不是為了滿足幾個評委眼中的標準，而是看我們真的解決了什麼重要的問題，對數學有何貢獻。

這是應試思維造成的最深遠的負面影響。考試選拔不出我們想要的人才。

記者：哪些學生需要比考試更科學的選拔體系？

丘成桐：考試是重要的衡量指標，但不是唯一的。無論多天才的學生都需要從做習題開始習慣一個學科。我並不反對考試，我反對的是準備考試的方法。

目前，為了應付中高考，學生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刷題，直到形成類似條件反射的解題模式。對於一類問題，學生只限於某種解決方法，其他可能的解法思路學生很難接觸到。雖然考試是一種有效且普適的水平檢測，但不能滿足專業水平檢測的需求，而且反覆刷題磨滅興趣，也磨滅了學科之間的關聯。

中學階段，真正對創造力訓練有益的部分，可能只佔據教學的一小部分。在《我的教育觀》中我提到，中小學平面幾何是非常有效的邏輯思維訓練模塊。平面幾何有五條公理，任何一個幾何上需要被證明的事情，都可以從這五條公理推演發展而來。但平面幾何在中學數學內容中的佔比並不高。

每年，國內參加高考的學生超過1000萬人，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大部分人都沒有做研究的雄心壯志。他們在社會上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這是社會需要。這些工作也需要不同程度的訓練，高考能夠篩選出符合這些要求的人，但無法篩選出最有創造力的學者。我的建議是，中學教育系統中上游5％—10％的學生，他們有學習數學和其他基礎學科的興趣和才華，他們應擁有高考之外的升學渠道。這些學生的培養目標應以激發創造力和學科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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