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傑：使文科“人工智能”化，那將是文科本身的死亡_風聞

尚傑｜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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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危機

什麼是文科？文科是人文科學（humanities）的簡稱（通常被簡化為“文史哲”，即文學、歷史學、哲學），廣義上的文科也包括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這已經在常識意義上達成某種共識，即“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共稱。即使在嚴格意義上二者有區別，但本文取它們的共同因素，即有“人”的因素，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人文科學”的説法誕生於文藝復興之後，它與哲學有關，因為它誕生了近代以來的人文精神，它被凝聚為“humanism”（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人文精神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性的覺醒，在對抗專橫神權的過程中，人對自身感到着迷，提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無所不有”。這一著名口號試圖解放人的慾望，這種慾望也是啓蒙運動的驅動力，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應該從雙重意義上理解：它延續了文藝復興時期從神權中解放人的慾望。**與此同時，它也是近代以來社會科學思想的萌芽，即將人的慾望規範化、合理化、理性化。**這種雙重性的合力，推動了近代以來人類精神文明的進步。

（文藝復興）

但是，近兩百年以來，上述情形有了微妙的改變，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口，乃至後來的撕裂。人性中的慾望本身是模糊的、不確定的，難以規範，它們與人的直覺、悟性、衝動、無意識以及焦慮情緒有直接關聯。這些屬人的因素是“非理性”的。儘管“非理性”的説法可能帶有偏見，但它很好地對應了“理性”一詞。上述“非理性”的諸多因素相互解釋，它們也是人的本己或本能，是屬人的深淵，同時也是趣味與美的源泉。“社會科學”一詞誕生於18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其本意是“社會的數學”，即要像數學那樣精確地規定社會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後，各門社會科學紛紛獨立，逐漸與人文學科分道揚鑣。原樣的人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這是一種置換或取代。**儘管社會科學研究中仍然有“人”，但其中的人已被異化為合理規範、形式化的符號。**人成為這樣的數字符號，不僅無需真實的人出場亮相，而且直覺、悟性、情感、情緒等都變得不再必要，於是只剩下邏輯推理和證明。這些就是筆者將重點討論的AI時代的主流傾向，它完全是智力層面的，被還原為對大數據的高速運算能力，即所謂算法，一個純粹的技術活，智慧被轉化為“數智”。

質言之，人文因素在經歷了社會科學的“洗禮”之後，正如福柯所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再也不必有“人”，因為“就像古典思想的基礎在18世紀轉折點上所經歷的那樣——那麼，我們就能恰當地打賭：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種不必有人的極端形式，就是AI時代的到來。**一個危言聳聽的説法是人工智能將取代人。筆者認為，更準確的説法應該是在何種意義上AI能夠取代與不能取代人。這個説法同樣適用於文科。**AI時代的文科面臨着生存危機，這一問題不應被狹義地理解，它首先源於AI時代人自身的危機。**而文科，即人文科學，原本涵蓋了人的全部因素，現在屬人的因素正面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強力挑戰。文科的“過時”與人的“過時”其實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提出了無法迴避的嚴峻問題：“AI時代的文科向何處去？”李河曾提出：“技術哲學應成為當代‘第一哲學’，更多關注技術向何處去、人文科學向何處去以及人類向何處去等問題……‘替代’是人類技術向後人類技術、‘人類中心論人文主義’向‘後人文主義’轉變的核心主題。”文章的重點，在於強調AI技術可能終結人類歷史之前的所有階段，他驚呼“人之不人”的危險。**然而，筆者認為，技術是否能夠最終導致“人的歷史終結”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話題。**人的“終結”之説，由於忽視了筆者以下將要討論的不可能完全“代理”或“替代”的方面，從而導致了一種自我恐嚇式的烏托邦想象。

強調人類在技術面前的過時性，並非新鮮觀點。德國哲學家安德斯於1954年出版的《過時的人》一書中，早就提出瞭如下“嚇人”的觀點：“我們所處的整個人類社會已不再是‘世界’和經驗世界，而是幻象世界和幻象消費……我們完全有理由來討論電視機，因為只要缺少這類‘強制’享用的電器，就會使與其相關的其他商品所限定和保證的整個社會生活機制發生動搖。誰若獲得了這種放棄享用它的‘自由’，誰就放棄了一切，也就等於放棄了生命。人能做到這一點嗎？而誰又是這個‘人’呢？”換句話説，早在1954年，安德斯就從根本原則上預言了當今AI時代“人之不人”的人類窘況。也就是説，人類嚴重依賴自己所製造的產品，進而喪失了“自由”。**雖然有性質上的差異，但AI技術不過是電視、超級計算機的升級版而已。**不需要理論論證，只憑我們每個人的實際經驗就可以證明，電視、智能手機、互聯網並沒有能力使人“變傻”或者喪失自己的天性，AI技術將來也同樣做不到。與悲觀的預測相反，筆者將在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詳細分析技術在“取代”人的同時，又是如何解放人的——不是指生物意義上的人，而是精神上的人，即人文。

（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

1979年，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現代化的目標就是那種社會文化的統一結構嗎？在這樣一種整體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思維方式都各就各位，就如同一個有機整體一般？”在AI時代，利奧塔斷言的這種“有機整體”正在試圖佔領傳統文科。就在當下，文科的思維方式正在被這樣的新名詞“入侵”：“數智人文”論文撰寫與發表、利用AI賦能人文、AI人文、數字人文。質言之，將“文史哲”專業數據模式化，使其成為某種高級“算法”、一項技術活動，似乎使得那些憑藉個人靈感與直覺的“天才個體户”瀕臨消亡。

以上就是文科發展的最新方向嗎？文科從不曾像現在這樣整齊劃一地規範化，而AI為此提供了最有效率的技術手段。與此同時，在表面的“繁榮”背後，文科從未像現在這樣猶豫不決、沒有信心、思想混亂。**在傳統與現代、後現代思想並存的局面下，文科正在經歷兩種日益強大的勢力裹挾，即行政的力量和AI時代的來臨。**這兩種勢力已形成合流之勢，正在加速改變傳統文科的面貌。筆者稱之為“技術政治”的力量，它正在改變文科科研的傳統方式。在傳統上，文科學者靠自身的靈感與直覺自由自在地寫作，這種純個體獨立思維的傳統在上述兩種合流趨勢面前、在規範的技術面前，也許行將成為“被悼念的精神歷史遺產”。去除人為因素，筆者認為文科的最大危機來自上述“數智化”的挑戰。文科不能像人工智能的鼓吹者所倡導的那樣，使文科“人工智能”化，那將是文科本身的死亡。

要嚴格區分智慧與知識。智慧指思想發明，它朝向未來，它沒有數據，因為未來還沒有到來。顯然，這與僅僅收集和整理知識的AI技術大不相同，AI數據庫中沒有未來的數據和事件。文科教育的首要使命，在於使受教育者學會獨立思考，具有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而非僅僅記住現成知識。**當前文科的困境在於，對現成知識的考核已經標準化，且無處不在，貫穿於整個教育過程。**它以各種顯與隱的規範與模式，框住一切超出常規的想象力，AI時代所謂的“數智化”，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擔憂。

哲學是文科之首，因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就是思想本身，而各門學科都離不開思想。從哲學研究出發，哲學可以思考數智化所帶來的問題，但哲學本身卻不能被還原為數智化。**“數智化”只是一個應用工具，這個工具本身並不可能自動成為文科研究的範式。**這就像寫一篇文章既可以打字，也可以手寫，但打字的文章並不會天然比手寫的文章更有智慧。

**所謂“AI人文”，實際上是將文科理工科化，即將文科簡化為單純的理性智能，而忽略了其中的情感因素。**接着，這種觀念又將智能簡化為統計數據和算法（當下文科的現實體現為學校與學科排名、評比ABC等級，刊物、項目亦然）。從前用階級出身推斷個人的思想品質，現在用數據推論個人的思想品質。數據是階級的進化形態或者升級版本。人的如此符號化、形式化，是人的當代異化形式。它用高科技手段實現了從前無法實現的整齊劃一的管理模式。情緒連同感情、自由意志、慾望、異常興趣等智慧原動力，將什麼都不是，而這種“什麼都不是”卻是人自動將自己還原為機械或機器智能的結果。

嚴重的問題在於，文科管理不僅已經而且正加速朝着以上數據化模式進發，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日趨成熟。科研成果的規範化管理，由於AI或機器智能的加盟，似乎預示了文科的未來走向。然而，在筆者看來，正是以上種種現象使文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文科已經走到了危機的邊緣：**人文學科已經被AI視為最後有待攻克的堡壘，人在這一過程中被視為多餘的存在。**人的符號化或機器智能化趨勢，將使得文科不再有“人”。文科的“數智化”或者“數字化”操作，正在加速從如上的“草稿”到規範的狀態轉變。其具體做法，就是徹底過濾掉一切感性的、個人的、個性的、風格的、形象化的、瑣碎的、片段的、偶然的元素，一律用數據取代它們。而數據的關聯就是算法，算法保證了對社會（人）的整體判斷，並試圖用一攬子的模式解決微觀世界裏的所有問題。再次強調，這種粗暴的做法將使得人之不人。人和文科都要抵抗這種數據化的趨勢，因為人和文科都不等同於數據。

被低估了的文科功能

近代以來，科學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精確性。就實現精確性而言，以AI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經超越了人類。人類為了在與AI的較量中勝出，得提出這樣的問題：“更精確”（知道或“心想事成”）果真比“含糊”（不知道或“焦慮不安”）更能使人幸福嗎？對此，人們很少給出否定的回答，因為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喜歡明晰。與“根據經驗與人性分析”相比，大數據分析往往更為準確。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的先驗答案是選擇更為準確的結果，似乎這更好。但從人文精神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絕對的“更好”，因為人同時具有與精確精神相悖的感性精神，後者是微妙的、不確定的，因為人們會經常改變主意，或者説，變更初始條件。人並不追求透亮的、唯一的結論。**人類的強大興趣，在於挖掘自身深邃的天性，這可能是AI時代文科的出路，即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正如傑夫·科爾文所言：“那些掌握了正在消失的人類技能的人，將會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人。”這種正在消失的人類技能，與人之為人的本質密切相關，它是最為原始的直接性，或者只存在於“語言人”的情感之中。在感性的心靈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精確性的形式智力尚未發展到當代的程度。質言之，以上“正在消失”的原因來自正在或者已經被置換，被廣義上的“電源”所置換，因為電腦、網絡、人工智能都需要電源，它們是人類五官四肢的延伸，它們使我們忘記了起源——人類原初的模樣，人之為人的本能及其情感。就人文學科的古老形態而言，與其説原樣的人原本處於沒有電源或者是拔掉電源情況下的生活狀態，不如説是在不需要電源情況下的讀寫能力、感同身受的理解力、感染他人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讀懂心靈的能力。

以上對峙並非只發生在現代，早在17世紀，啓蒙思想家帕斯卡爾在其著名的《思想錄》中，就區分了數學－幾何學精神與敏感性精神。他這樣寫道：“幾何學精神與敏感性精神的區別——在幾何學，原則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卻脱離日常的應用……但是敏感性精神，其原則就在日常的應用之中，並且就在人人眼前。人們只需要開動腦筋，而並不需要勉強用力；問題只在於有良好的洞見力，但是這洞見力必須良好；因為這些原則是那麼細微，而數量又是那麼繁多，以致人們幾乎不可能錯過。”

（帕斯卡爾《思想錄》）

敏感主要指心靈的直覺，而直覺本身是敏感的、微妙的，它無法還原為邏輯推論的透明性與精確性。敏感精神是文科最為重要的特點之一，同時也是人的根本特點。人的敏感本能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無論古代還是當代，這使得人成為人。而精確性精神，則是敏感精神孕育出的科學精神，體現在理工科和社會科學中，它們遵循邏輯演算的方式。除了速度快，AI或人工智能並未超越數學精確精神的基本原則。AI發明了形式化的智能機器及其衍生產品，但它能否控制或框住人類敏感的直覺活動呢？這正是筆者以下要討論的問題：被低估了的文科功能就是人的敏感精神的直接體現，它是由不會被機器代替的人直接把握的。

以下筆者將會談到，從作為AI理論支柱的數學入手，我們也會發現，即便這樣精密的“科學”也並非完全源自邏輯，而是更多地依賴於直覺。直覺同時也是運用已有知識的直覺能力。文科的基本功能，憑藉的是直覺或敏感精神的“連接”“加”“比較”，離不開“誰”或者作者、風格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前所未有的想法，這些想法是“將要”出現的異常思維，是利用已有資料進行“從0到1”的原創性思考，而非人工智能那樣僅對已有知識進行歸納和運算的“S是P”的邏輯判斷力。

人類生活的細節之處所需要的，恰恰是“文科的功能”。這種功能可以體現在生活中的“享受”上，特別是以閲讀和寫作為代表的那些無法替代的親身體驗，其親自性、個體性顯著，而非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現象存在的操控技術能力。換句話説，我們響應盧梭和尼采的呼喚，渴望迴歸到一個“原樣的人”，呼喚那個原樣的人所處的原樣生活世界。這首先是一個有趣、深刻且極具現實意義的重大問題。無論人工智能技術如何改變人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核心依然是人的在場。在最為激進的科幻電影中，我們甚至能看到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無論多麼離奇和魔幻都在模擬並回歸人性，使之成為一個人類能夠理解的世界，即便這種理解可能充滿未知與陌生，也藴含着模糊而細膩的敏感。

**人或文科之所以比理工科和社會科學更為古老，是因為人或文科的根本特徵在於心靈、性靈，這些作為感情因素的存在比智力更為久遠。**正如“哲學”起源於“愛智慧”，智慧是“愛出來”的，這種智慧與單純的智力和知識相比，存在微妙而本質的差異。這種差異也體現在文科與理工科所使用的所有概念之中。當我們面對諸如“語言”和“理性”這樣的概念時，既可以從文科的角度出發，即基於心靈的理解，也可以從純粹智力的角度出發，兩者會導向截然不同的判斷力和精神世界。

人工智能只能在智力和記憶力領域模仿人類，卻無法模仿更無法去除純粹人文中的浪漫因素，即上文提及的敏感精神。**換句話説，人工智能更擅長模擬人的意識、語言、邏輯推理能力，而難以模擬人的潛意識、靈感、性靈、心靈乃至靈魂這類不着邊際的人性深淵、難以模擬不可理喻的執拗信念，乃至純粹不合理的任性——這些特質並非源自心臟功能。**然而，若將它們歸結為腦功能，或者戲稱為“腦科學中的文科”或“文科腦”，這樣的説法也因過於侷限於知識範疇而顯得不夠精確。AI技術或人類現有的知識，無法應對人類那敏鋭至極、近乎“瘋狂”的任意性深淵——我更願意將其稱為永遠無法破解的人性密碼，其中涵蓋了所有的人文因素，因為它無法被還原為人類已建立的“科學”。

如果AI技術朝向某種精確的必然性，在於其邏輯形式的演算之“一般情況”，那麼文科功能的核心則在於探索敏感的可能性，即直覺中藴含的“浪漫”元素。後者需要真實的人作為質料因素，來回答“是誰”（作者或起源）、“在哪裏”（場合或空間）、“何時”（時間）這三個問題——這些問題都具有偶然性和可選擇性，它們作為個別情況而發生，先於邏輯的“一般情況”。它們是起源或前提條件，是活生生的存在。正如生存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在反駁數學哲學家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時所提出的：為了思考，我首先得活着。活着的實際性或生存世界是不可概念化或命題化的。於是，在上述三句問話中又有了第四個因素“我”。“我”與筆者已經提到的親自體驗和不可置換性息息相關，這裏的“我”甚至不可還原為語言的事實，不是觀點和立場，而是感情與身體的事實，因而與所謂“人類中心論”或“人道主義”之類觀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是人，但不是作為規定好的、知識化、概念化的人，不隸屬於某某主義。“我”是這樣的個體深淵：“‘在我身上有某些不是我的東西’。我們經常在後現代主義時代中聽到這種論斷（聽起來像是一個混亂的心理學咒語）。但這一思想能夠追溯到浪漫主義那裏……在某種意義上，它超越語言。”所謂“我身上某些不是我的東西”並不是非我，而是我的潛能、可能性、剩餘物。例如，“比想還多的想”，在滑脱與走神過程中的連續性的創造力量。

（勒內·笛卡爾）

當文科被理工科瞧不起的時候，恰恰是將文科=某種人文知識的時候；當文科被低估的時候，恰恰發生在我們沒有想到不能將文科簡單歸結為使用語言進行某種邏輯歸納的能力的時候，因為這種能力是理工科的本質屬性和特長。**然而，文科中必須有人，而人的根本特點在於人（或者“我”）是其自身的深淵，它訴諸心靈。**心靈與我們須臾不可分開的生活世界密切相關，卻與語言狀態相沖突。儘管文科基本功更像是來自閲讀與寫作，但其中的語言只是心靈闡釋“不好用”的工具。這就使得對文科意義的探索需要不斷迴歸哲學，才有可能揭開文科功能的真相——這一真相同時也是人的真相：人會不斷改變主意或調整初始條件，人活在一種中斷與連續性並存的狀態中。人文的重點在於創作作品，而非人文知識，因為知識似乎被賦予了客觀性的屬性，而人文作品則是個人及其風格的獨特產物。這就像鐘錶時間等同於客觀的科學時間，而人文時間則是個體主觀感受的時間。這就像“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這句話，完全是生活世界中的表達，一種充滿人文色彩的表達，它不受鐘錶“嘀嗒”聲的束縛，是一種可長可短的主觀時間體驗。

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即便是作為AI雛形的、擁有最精密邏輯形式的數學，也離不開人的因素。加拿大數學家塔西奇在《後現代思想的數學根源》一書中介紹了現代數學家布勞威爾的直覺主義數學觀。布勞威爾認為，數學本質上是一種無語言的創造性活動。對於布勞威爾而言，科學是一種對人類心靈中受限慾望的迷戀。它代表着人的象徵性失落，而這種失落的根源在於智力——“魔鬼的禮物”。邏輯和數學應當被歸入“人種志”（ethnography）的範疇。邏輯絕非數學的基礎。如果説邏輯和科學還代表着某種東西的話，那麼它們就是數學的低級形式，是對某些本質上超語言的數學活動的記錄。這段引文將數學藝術化了，它源自人在直覺過程中的創造能力，是人在組織自己的思想，這又一次使我們想到文科的功能。

（弗拉第米爾·卡西奇著《後現代思想的數學根源》）

文科比理工科更為古老，文科的心靈源自智慧萌發的時刻。當我們思考文科與AI的關係時，實則是在討論心靈與智力的關係。我們現在關注的是“置換”中的不可置換性，即人性的深淵，那些比單純的智力因素多出來的東西。正如筆者反覆強調的，這些剩餘物正是文科的基本功能。

我們不低估人工智能，我們更不能低估人，我們應避免誤入較量的陷阱，因為存在着置換的不可能性。“有沒有什麼事情，哪怕機器能做，甚至做得比人還好，但我們還是希望找個真實的人來做？”為什麼呢？因為即使我們明明知道人會犯錯誤而機器人更正確、更聽話，但真實的人比機器人更有人性的温度。換句話説，其實我們更願意與不完美、有侷限的有人在場的情景相處而不是相反。這就像筆者以上提到的：人變化莫測、人會厭倦進而任意修改初始條件，從而激發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人甚至會喜歡人性的弱點與缺點，因為不完備的人性化情形更為親切、自然、真實，有人味兒。這就像人是“會死的”，生命才有意義。同樣道理，我們寧願保留文科中那些模糊的、隨性而至的想法，也不願意使得這樣的想法規範化、走向理科化的“準確”。

後智能時代的新文科

舊文科暗含的標準化評價方式之落伍，只有當我們追溯到其背後所隱含的過時的哲學思考方法時，才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弊端：我們需要區分文科中的理論態度與行為態度，因為AI已經能夠取代傳統文科中基於理論態度的知識性勞動（可以歸結為“S是P”的邏輯表達式）。然而，筆者所謂新文科中的“行為”是朝向未來的“將要”（這是悖謬的，它可以預測但尚不知道），而AI只能判斷以前的數據=知道，對於尚未發生的未來是無能為力的。換句話説，對於新文科而言，歸納知識的勞動已經告一段落，創造作品的時代已經到來。與其説新文科是在批判舊文科過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如説舊文科那種建立在“死記硬背”基礎上的教學方式早已被教師與學生厭倦，並在不知不覺中被放棄。與其説我們需要命名一種新文科，不如説盡管我們尚不清楚它具體“何樣”，但我們必定知道它不會是上述舊文科的模樣，因為AI時代的到來，已經使得舊文科的模樣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筆者在這裏只能大致描繪新文科的到來，它是突破已經僵化的舊文科結構的創新事件，是一種特殊的、尚未有統一定義的奇異性。新文科拒絕將任何權威和歷史思想作為當下作品創作的基礎，因為這些作品若想做到AI所不能，就必須超越AI可能性的邊界，實現某種非人工智能的思考、言説和寫作。

**新文科並不能完全抹掉舊文科的痕跡，人仍舊存在着。**但在類似人性、人文、人權、人道主義等問題上，面向未來的新文科不再沿用老文科的固有説法。就像當代新哲學家、新小説家、新畫家會這樣説：我這樣寫（畫），也算是在創作哲學（文學、繪畫）作品。它們意味着原先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是可能的，它們是人文領域的新事物——這也是新文科的無條件性、非先驗性、無前提性的體現。總之，新文科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比如哲學不僅與文學和歷史學相通，還能呈現為戲劇和電影畫面，體現為一切陌生的想法。

由於有“人”的因素在場，文科具有被“數智”低估了的不可被AI置換的功能。“數智”無法置換人文情懷，人文精神也不能被還原為狹義的數智。因為“數智”的精華在於“數”，智慧首先被縮減為智力，而智力又由數字組成——這種看法並非原創，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早就提出世界是由“數”組成的。牛頓進一步指出，大自然説的是數學語言。現在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是，正如筆者以上分析過的，雖然AI時代的到來威脅到傳統文科的生存，但它無法徹底取代文科。文科不僅仍舊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將煥發出舊文科不曾有過的活力。與人們通常預料的相反，由於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模仿和取代的是人的左腦，即意識腦、學習腦和語言腦，主要負責邏輯分析與推理、語言、記憶的功能。在AI時代，以智力和按照規則操作的理工科從業者的“被取代”壓力，反而大於文科。因為除了左腦的“硬殼”能力，文科更加依仗機器技術難以模仿和操作的人類右腦功能，即本能腦、潛意識腦、創造腦、音樂腦、藝術腦——它們的功能優勢在於直覺、情感、想象力、靈感。右腦之所以難以模仿，在於這些能力具有任意性、不可控性，它更像是一個永遠的暗室與黑箱，是人性的深淵，也是智力的源泉，它孕育着智力。或者説，在“心智”這個説法中，綜合了文理科的功能，“心”在“智”前，“心”誕生“智”。“心”就是文科能力或者功能的濃縮，“智”是理科能力的濃縮。當然，這樣的説法只是挑重點，因為文理科都離不開心智能力。因此，為了明確加以區分，我們將“心”與這樣的直覺聯繫起來：內心世界——心願、心意、心情、心腸、心地、心跡，它們返回上述微妙或者敏感精神。至於智力之“智”，則與邏輯、原則、精確性、數字化聯繫起來。於是，我們就會明瞭，心與智的確有分工，各有所長。

若如上所述屬實，那麼過時的是舊文科，因為以往人們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過於看重知識和記憶力。舊文科這樣評價一個文科從業者的成就：超強的記憶力、掌握百科全書般的知識、精通多國外語。這些評估都偏向於智力，它也構成了舊文科的學習內容。不幸的是，如果現在一個文科學者只是擁有這樣的本領，將在AI面前敗下陣來。這樣的本領中忽視了來源，即哲學（不可還原為“數智”的智慧）和藝術（直覺、想象力、靈感），這兩者合起來屬於人的創造力。

單純偏重軟智力（它甚至被等同於記憶知識的能力）的舊文科，在更偏重硬智力的理工科面前“自愧不如”，而忘記了所謂自然科學，連同數學幾何學，都誕生於最古老的文科——哲學。哲學曾經是包羅萬象的“科學的科學”，哲學分化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各門學科。哲學已經將自身的邏輯與實證功能交付給具體科學，而具體科學無法解釋的元智慧或終極意義上的原創性，仍舊留在哲學領地，這也是人類在自己創造的人工智能面前的優勢和底線的尊嚴。

**AI時代的文科必須改變，筆者稱之為“後現代的文科”或者“後智能時代的新文科”，它呼籲重新看待文科的功能、地位、作用。**與其説這是將人類左腦的思維能力拱手讓給AI處理，不如説是將開發和充分利用右腦功能作為新文科的首要課題。新文科應該圍繞開發人類右腦功能設置課程、培養教師和學生，減少教材中死記硬背的知識比重，在基礎教育階段普遍開設哲學課程，輔之以學習AI技術作為工具手段。總之，後智能時代的文科與後現代的人相對應。新文科將改變課程設置，變封閉為開放、變確定性為不確定性。新文科不再培養只是擁有知識和技術工具的舊人，而是培養人之為人的能力本身：敏感、直覺、自由、悟性、想象力、同理心、感同身受的能力，以及與他人合理交往的行動力，如此等等。新文科利用但不依賴“數智”，因為“數智”趨向於普遍化、形式化、同一性。新文科的智慧鼓勵差異，着眼於個人，培養或者激發不同風格的人，獨立思考之人，抵抗AI時代個人的AI化。

筆者有必要指出，以上並非只是呼籲或者願望，它有學理根據，集中體現在邏輯與直覺的關係問題上。邏輯是模仿規則演算與推理的能力，直覺不僅意味着人的非智力因素，更是一種特殊的“智力”。這個説法就像“非理性”是比理性更高的“理性”一樣，這裏的學理關鍵，在於“超出”或者“超越”（super-）。**對於人腦智力的模仿，永遠無法解決人具有超出模仿的能力的問題，而這樣的超出，我們可以從直覺和主體性入手加以理解。**它們是人的本能或本性——它們可以轉化為同理心和人際交往的生存技能，而不是像形式邏輯那樣死板地生搬硬套。我們低估了自己的人性，或者高估了人工智能技術能做到的事情，以至於用後者取代人性，這是人類所不願意的。我們低估了人會無緣由地“不願意”和“願意”所具有的驚人能量。這巨大能量不是智力領域的問題，而是享受、沉浸、陶醉其中的快樂。這快樂甚至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因為這快樂也包含了親自勞動、克服困難過程中的享受。人性還包括，與其説我們想要什麼，不如説我們只是想要。“想要”是熱情、是痛苦、是改變主意，是不可理喻，這使得人顯得“好玩”、有魅力甚至引起嫉恨。但是，作為擁有人性的人，我們想要的就是這個，而不是果真實現所謂“心想事成”，因為一旦如此，我們就喪失了生活的動力並陷入相當於“死態”的無所事事，而生命或者活着，必須被“做事情”或者“消遣”佔據。正因為天性如此，人類不可能容忍讓智能機器取代自己的親身消遣。正如科爾文所説：“人的本性，不論我們認識還是忽略，始終都在我們身上，併成為我們的驅動力。”

後智能時代的新文科並不是完全放棄“舊文科”及我們耳熟能詳的文科領域的基本概念，而是對類似傳授、閲讀、寫作、解釋、人文、人性、科學、真理的説法重新審視，賦予它們新的功能，在新的方向上發掘它們，使它們開發出人性的可能性。它們決不排斥智力，而是以筆者以上提到的“心”的諸種因素來開發和引導智力。後智能時代的文科發明或者創見一種不曾有過的新的心智，它樂於使用AI工具來解放文科從業者的重複性勞動，但決不可用這個工具扭曲人的本性。在這個意義上，後智能時代的文科不應朝向“數字人文”的方向，因為這個方向用邏輯取代了心。筆者所謂新文科的核心，也是一種新型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