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到了該檢討自己制度的時候了_風聞

                                                                                    刺客這是給了特朗普充分表演的機會

當前的世界是自二戰以來最熱鬧的時期，每天爆炸性的新聞應接不暇。

昨天，特朗普的兩位得力助手居然在白宮內閣會議上吵了起來，爭吵的主題是馬斯克的裁員與魯比奧部門對他的應付。

而國際上呢比這更熱鬧，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轉向，澤連斯基在白宮和特朗普也吵了起來，美國的歐洲盟友們正在緊鑼密鼓地討論着沒有了美國保護的歐洲防衞安全問題。而美墨加也因為美國的關税政策調整而吵得不可開交，中國也因為美國藉口芬太尼問題對中國加徵關税而與美國開展了新一輪的關税戰。

特朗普在上台不到50天的時間內簽署了70多項行政令，內容涉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可見心情之急迫。在如此短期內密集出台如此多政策，要説這是經過周密和科學論證的，誰信？

昨天，在觀網上看到熊超然先生編譯的《紐約時報》巴黎分社社長、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撰寫《歐洲在情感衝擊中應對新時代》的文章。文章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歐洲不斷遭受到衝擊，掙扎於一個“新時代”中。他哀嘆，長期以來所謂“西方”這一概念，如今已經蕩然無存。他當然還有在用地緣政治的眼光看待目前的世界，但我們所理解的西方被掏空可能與羅傑·科恩的不同，不是西方蕩然無存，而是西方的優越感蕩然無存。因為特朗普上台後的密集行政令其特徵就兩字：短視。他急切地希望他的政策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哪還有半點穩坐釣魚台的霸權悠然。

有的評論者認為這是特朗普好表現，想獨裁的性格使然。但放眼望去，政策的短視似乎成了西方的制度性共性。不僅如此，我們還看到一個現象，西方政治人物的行為表面看好像是為了團體或是國家，但根子裏卻是在為個人撈政治資本。長遠看他們的行為是有損團體或是國家的長遠利益的，但他們就是這樣做了。這個問題我是從2022年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下台前竄訪台灣 時就在想着的一個問題。政客們把自己的利益擺在團體國家的優先地位，過去我認為這與這些人的個人性格相關，但現在我不這樣認為了，我現在認為這是西方的現行制度所造成的普遍現象。就好表現和撈政治資本這些方面特朗普其實比佩洛西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現象在提醒西方，到了檢討自己制度的時候了。以第三者的眼光看，西方的制度不僅成了他們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也成了世界大勢發展的障礙。

缺陷之一，選舉週期與政策時間效應的錯位是導致政策短期行為的根本原因：西方各個國家一般的選舉週期是4至5年，但政策見效週期大多高於這個週期，當然因領域和項目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一般需要10-20年才能見到成效，教育改革則需要整整一代人，最短也得20年以上吧。更不用説現在西方繞不開的產業鏈問題，算算中國目前的產業鏈佈局花了多長時間？如果從九十年代算起也已經40年以上了吧。請問，現在西方的哪一國的領導者肯在自己4到5年的任期內為他後面的繼任者做嫁衣？

研究表明，美國中期選舉期間的經濟波動對選情影響度達68%（Blais, 2006），這就迫使新當選的政客們在上台後一般都優先佈局"速效政策"，從而選擇性忽略中長期政策就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現象。

當馬斯克把美國的鐵路與中國的高鐵進行對比後感到很尬你會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這種需要耗巨資、長週期的基礎設施哪個競選上台的領導者會去幹？

缺陷之二，導致政策短期行為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原因，這就是競選資金的問題：目前特朗普上台究竟花了多少錢還沒有定數 ，但 2020拜登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而且90%資金來自企業及富豪。這些財團之所以提供如此鉅額的競選資金，當然是希望當選者上台後能加倍償還，這種"選擇性資助"機制迫使當選者在上台後，政策向短期商業利益傾斜。亦如這次特朗普上台後所實行的暫緩新能源產業的推動與發展，這與化石能源企業的遊説和競選資金的提供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利益鏈吧。

缺陷之三，制度性腐敗問題嚴重：旋轉門現象的普遍化幾乎成了西方制度的命門。據相關資料， 美國在1974-2020年間，42%的離任國會議員進入財團組建的遊説行業，這導致了現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商業利益深度綁定。

旋轉門的原因很簡單，強大的利益集團要控制政府，讓政府的決策為它們服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一種辦法是提供資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進議會、政府。另一種辦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員在政府中的影響和人脈，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這自然形成了“旋轉門”的兩條通道。一條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商業利益集團遊説者進入聯邦政府並擔任要職。第二類是政府要員卸職後進入私人部門任職，如公司高管、基金會主席等。

相關資料顯示，僅1998年期間，美國就有138名前國會議員經審核批准而成為正式註冊的遊説人，在2001年3月，在任滿的國會議員和離職的前政府內閣級官員中，分別有31%和33%都與遊説公司或公關公司簽了約。由於美國總統四年一屆，行政官員的任期短，其身份可以反覆轉換。

請問美國及西方的檢察機構什麼時候查處過這些人，他們就這樣在法律的允許下於政府和財團間遊走，所以政府政策的短期行為深受商業和產業資本左右，當權者的政策選擇空間極其狹小。

而所有這些都是制度與法律允許的， 如此制度下走上政治舞台的領導者還能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嗎，當然只有撈自己政治資本和商業利益的政客。結論也只有標題的話：西方到了該檢討自己制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