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美俄風向變化，中美歐如何應對？王輝耀接受瑞典電視台專訪_風聞

近日，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接受瑞典電視台記者的專訪，深入探討了多個關鍵議題。採訪中，王輝耀重點分析了特朗普2.0時代中美關係的走向，剖析了美俄關係的微妙變化及其對中國的潛在影響，以及中國在美歐關係調整中可發揮的獨特作用，為理解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深刻的洞見。以下為採訪全文：

**記者：**特朗普2.0時代已經到來，您認為這會給中美關係帶來哪些影響呢？

**王輝耀：**特朗普商人出身，本質上仍然具有商人的思維方式，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實際上是希望能夠達成交易的。例如，他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背後實際上是想改善美國的經濟狀況。如果他歡迎中國企業去投資，那中國企業也可以去，就像日本當年也受到美國很多企業反對，後來日本企業去美國投資，化解了美日貿易摩擦。

所以説中美作為全球兩個大經濟體是可以做交易的，那麼誰能成為美國最好的交易夥伴呢？那當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我認為中國已經做好了準備，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貿易戰。當特朗普宣佈對進口自中國的所有商品加徵10%的關税時，中國的回應還是很剋制的，只是針對80項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徵10%至15%的關税，，不像特朗普對所有中國進口產品的類加徵關税。

**記者：**所以在你看來，中美關係並不是完全對抗性的， 也有一種緩和壓力的方式？

**王輝耀：**我認為中國在有剋制地做出回應，但同時也在審慎應對。經過多年的貿易戰以及美國施加的限制，中國已久經沙場，最終承擔貿易戰主要成本的是美國消費者，他們將因此承受損失。

同時，中國正在加強與其他地區的貿易。例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佔中國進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中國還是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只佔%10左右，如果美國繼續選擇實施關税壁壘並自我隔離，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強與歐盟、亞洲及拉丁美洲的貿易。

因此，關税問題不會像八年前美國發動貿易戰時那樣嚴峻。當時，中國對貿易戰的走向尚不明朗。然而，經過八年的貿易戰，中國對美貿易不僅未減少，反而增長了近20%，美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這表明，貿易戰並未能使美國受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實施貿易戰後，中美貿易額反而有所增長。

**記者：**換句話説，中國是如何做好準備的？

**王輝耀：**我認為中國做了很多準備。首先，近年來中國已實現貿易多元化，加強了與東盟、拉丁美洲、歐洲、海灣國家及非洲的貿易。在美國宣佈提高關税的同時，中國則對40多個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所有税目商品實行零關税。當美國設置貿易壁壘時，中國選擇降低關税，進一步開放市場，以應對單邊貿易政策。

其次，中國持續推動國內消費增長，增強中低收入羣體消費意願。當前，中國經濟保持5%的增長率，國內消費穩步上升。今年春運期間，中國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達到90.2億人次，反映出消費活力的增強。

**記者：**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確實面臨許多困難，許多人對自己的收入預期較低，對未來的就業機會也持保留態度。

**王輝耀：**這種情況是全球性的，全球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中國經濟也在抵禦衝擊。疫情過後，各國經濟都在進行調整，同時需要增強市場信心。

目前，中國領導人正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政府近期也出台了新的農業扶持政策，並計劃推進3億人口的城市化進程。此外，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發展迅速，中國正積極推動“新質生產力”。例如，DeepSeek作為開源技術的代表，展現出高效且低成本的創新模式。

**記者：**如果用簡短的語言來表達，那就是：中國一方面加強與多個貿易伙伴的合作，拓展全球夥伴關係，同時也在推動自身經濟增長。

**王輝耀：**簡而言之，為了應對特朗普總統的關税戰和貿易戰，中國採取了兩大戰略。首先，中國積極擴大與全球其他國家的貿易，目前中國70%的主要貿易伙伴來自RCEP國家及其他國家，而非G7國家。其次，中國大力推動國內消費。中國擁有3億農民工羣體，其中許多人有望進入中等收入羣體行列，而中國目前的中等收入羣體已超4億人。加快城鎮化戰略將有助於中國有效應對關税挑戰，並保持經濟穩定。

**記者：**您提到，沒有哪個國家比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更適合成為美國的貿易伙伴，那麼，中國是否願意與特朗普總統達成協議？

**王輝耀：**我認為中國已有所準備。作為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果美國希望與中國達成協議，中國當然會願意合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中美已經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現在可以繼續推進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協議。中國可以購買更多的美國農業產品，也可以在美國投資綠色製造業，還可以在旅遊等領域進行合作，繼續推動人員往來和資金流動，這些都是中國可以與美國合作的領域。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繼續合作。特朗普還希望就TikTok問題與中國達成協議，這仍在談判中。

總之，我看到許多合作領域，特別是在推進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協議方面，我們可以延續第一階段的做法，達成2000億美元的採購協議，其中中國已經履行了大部分。我們可以繼續推進後續的階段性合作，有許多方式可以達成協議。

**記者：**特朗普總統，他值得信任嗎？

**王輝耀：**我個人認為特朗普總統的立場相當一致。他是一位商人，注重交易，較少受意識形態影響。他並不完全信任北約或其他盟友，並認為“台灣搶走美國的芯片生意”。但如果減少意識形態考量，更多關注經濟和貿易，同時推動國內經濟復甦，這將是一個更為務實的方向。我認為這正是他的目標，而中國也一直在採取類似的做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他在借鑑中國的經驗。他在競選期間也表示歡迎中國投資。如果中國投資給墨西哥，他會徵收200%的關税，但如果是在美國，則税率為15%。如果他堅持這一經濟導向的政策，美中之間將有廣泛的合作空間。

**記者：**您剛從慕尼黑安全會議回來。此行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王輝耀：**在過去八年中，我一直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這是一場重要的國際會議。今年會議發佈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報告》，並舉行了啓動活動，我受邀在慕安會年度報告柏林首發式上發言。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的主題是“多極化”，這或許是跨大西洋主要平台首次正式承認多極化的到來。此外，這次慕尼黑安全會議還邀請了超過30%的全球南方國家參與研討。

本次會議還安排了中央外辦主任兼外長王毅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美國副總統萬斯同台發言，這一安排與以往有所不同。我注意到，當前跨大西洋國家內部的分歧似乎比對華或對俄的分歧更加明顯。過去那種“民主與威權”或“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的敍事在本次會議上並未成為主流。

近期的聯合國安理會投票顯示，美國和俄羅斯在某些議題上採取了相同立場。此外，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峯會上，中國、法國、印度、歐盟在內的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簽署了《關於發展包容、可持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類與地球的聲明》，美國和英國未簽署該聲明。這反映出傳統盟友之間的分歧正在加深，全球格局正變得更加多極化。因此，我認為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核心信息是，多極化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實，會議對此給予了正式確認。

**記者：**萬斯的演講在瑞典引起了很大反響，例如，他提到新一屆美國政府完全不將中國視為威脅，這與瑞典安全機構長期以來對美國的認知並不一致。對此，您有何評論？

**王輝耀：**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萬斯的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如果不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看待國際關係，避免將世界簡單劃分為“威權與民主”兩極，那麼中國的發展成就應當得到客觀評價。中國已使8億人成功脱離貧困，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貢獻率約為30%，這對於全球經濟而言是積極因素，而非威脅。

另一方面，萬斯的言論也引發了歐洲內部的一些反思。例如，他批評慕尼黑安全會議未能邀請不同政治派別的代表參會，認為這限制了言論的多元性，並因此受到廣泛討論。當然，美國自身也經常面臨批評，但也可能是一個不斷自我調整和改進的過程。

此外，特朗普及萬斯提出的結束烏克蘭戰爭、減少人員傷亡的主張，試圖淡化意識形態對立，從人道主義角度推動停火，這一立場值得關注。在經歷三年的激烈衝突後，確實需要重新審視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如果美國願意推動這一進程，即便方式不盡完善，也應當被視為積極的信號，尤其是在加沙等地區同樣面臨緊張局勢的背景下。他們的政策調整符合國際社會的關注點，而在美國國內的支持率似乎也有所提升。

**記者：**這對中國有何影響？

**王輝耀：**中國始終倡導建設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從全球來看，我們正步入一個多極世界，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報告也提及了中國、美國、歐盟，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的作用。在這一背景下，各國需要加強合作，尋求有效的合作機制。

中國始終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目前，中國的聯合國預算分攤比例超過了20%，並積極支持世界衞生組織、《巴黎協定》等全球合作框架。此外，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中國與法國、歐盟和印度共同簽署了相關宣言，而美國和英國則未加入。這表明中國希望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以維護和完善多邊合作機制，而非削弱或重塑二戰後形成的國際體系。中國的目標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優化和升級，以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需求。

**記者：**美國和俄羅斯之間似乎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關係，這對中國有何影響？

**王輝耀：**正如中方領導人所強調的，中國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努力。如果美俄能夠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並找到解決方案，無疑是件好事。

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已表示，美國不會向烏克蘭部署軍隊，歐洲國家或其他非歐洲國家需要承擔相關責任。其中，他説的非歐洲國家可能包括來自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例如中國、印度、巴西或土耳其的維和力量。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因此在這一方面具備一定的參與空間。

我甚至建議，可以考慮在北京舉辦一場聯合國主導的和平峯會，圍繞烏克蘭危機展開對話，邀請特朗普總統、普京總統、澤連斯基總統以及歐洲領導人齊聚北京，共同探討解決方案。中國多次願意為推動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和國際社會一道，促進相關各方的交流與協調。

**記者：**那麼，對於中國來説，是否存在風險？如果美俄關係日益密切，這會對中國帶來哪些潛在風險？

**王輝耀：**我認為不會構成風險。中美之間仍保持着廣泛的經貿往來，雙方互為重要貿易伙伴。而對俄羅斯而言，中國已連續多年是其最大貿易伙伴。

儘管俄烏衝突對俄羅斯經濟帶來挑戰，但去年俄羅斯GDP增長率仍達到4.1%，這一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中國的貿易，且近年來中俄貿易額大幅增長。因此，俄羅斯沒有理由削弱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此外，美國的政策存在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特朗普總統領導下，未來數年內美國政局可能再次變化，因此俄羅斯在維護與美國關係的同時，也需要維持與中國的緊密合作。

如果美俄關係的改善有助於推動全球多邊關係的穩定發展，那無疑是積極的。正如中國領導人近期與普京總統通話時所強調的，中俄合作是開放的、建設性的、互利共贏的，不針對任何國家，也不排斥任何國家。其他國家也不應對此作過多解讀。

**記者：**您也是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發言嘉賓，您最重要的觀點是什麼？

**王輝耀：**我的核心觀點是，世界正加速邁向多極化，但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尚未充分適應這一變化。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全球多極體系，其中一個關鍵舉措是加強和改革聯合國，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

我的個人觀點是，也許我們應考慮將G20國家納入安理會改革。在G20成員國中，只有5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我們能夠將安理會擴展，將平時輪值的10國改為G20剩下15個國家作為準常任理事國，並設計一種更加包容的方法，那將更好地支撐我們的多極化世界。同時，我們可能需要改革安理會否決權制度。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大約使用了86次否決權，俄羅斯使用了117次，而中國僅使用了16次。由此可見，我們需要防止某一國家單方面阻止整個聯合國系統的運作，避免像美國和俄羅斯那樣使聯合國陷入癱瘓。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設立新的機制，如果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包括進來G20其他成員國作為準成員國，這樣安理會三分之二常任理事國和準理事國就有權否決單一否決權，同時再通過三分之二的聯合國大會成員國投票否決單一否決權，從而避免某個國家獨斷地主導世界事務。

通過這些改革，G20成員國，包括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都將在安理會中發揮更大作用，而不是依賴目前非常任理事國每兩年輪換一次的安排。這不僅能增強全球治理體系的包容性，也將為當前的多極化格局提供更加穩固的制度支撐。

**記者：**是的，您提到了多極化的世界。這一觀點長期以來在中國官員和政治思想家中得到強調，成為一種政治口號。如今，世界似乎正朝着這個方向發展，至少關於未來的討論正在朝這個方向轉變。可以説這是中國的一種勝利嗎？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王輝耀：**我認為這並不能説是“中國的勝利”。中國長期以來始終倡導建設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現如今這一觀點已經成為國際共識，甚至包括歐洲國家和作為跨大西洋平台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也正式支持這一立場。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挑戰依然存在。儘管我們進入了多極化的世界，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擁有一個完善的體系。聯合國的多邊體系需要與這個多極化的世界相結合，並進行改革。同時，中國也需要進一步發揮作用，全球平衡發展需要中國。中國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約三分之一，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全球的多邊體系應當體現這些因素。此外，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總量的貢獻已超過七國集團所佔比重，我們應當更加重視這一現實。我認為我們正進入人類發展的新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因為以往的西方鼓吹的二元對立——西方與中方、西方與南方、專制與民主的對立等二元敍事已經不再有效。這意味着，我們不應當尋求更多的安全聯盟，並應在能夠達成正常外交關係、停止戰爭的前提下，避免將北約國家所有軍費支出提升至GDP的5%。這些資金其實可以用於改善民生，而不是增加軍備，這將提升人民的福祉，而目前我們所有人都在為此付出代價。同時，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回潮對全球並不有利。

我們應當停止戰爭，建立一個適當的全球體系來體現這一多極化的世界，推動和平與合作。世界的確需要進行深刻的變革，而中國可以作為積極、建設性的力量參與到這一全球新時代中。

**記者：**在當前歐洲，尤其是瑞典，在許多方面都感到被美國冷落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有機會在其中發揮作用？

**王輝耀：**我認為，歐盟和瑞典的作用並未顯著削弱。歐洲始終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歐盟依然穩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如果將英國計算在內，甚至可能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瑞典長期以來保持中立，在軟實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當前的局勢對歐洲和瑞典而言，恰恰提供了一個契機，即不應盲目追隨美國，不應陷入“西方對抗非西方”或“西方對抗中國”的舊有競爭模式。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歐盟稱中國是“系統性競爭對手”。歐洲不應簡單地沿襲這種對立思維，而是應結合自身情況，深入分析分歧與共同點，尋求合作之道。

歐盟和瑞典可以在當前局勢下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成為平衡力量，充當調解者，而不是僅僅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歐洲可以保持戰略自主，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橋樑角色。中國可以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上推動調解，而歐洲同樣可以在中美關係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當前，全球三大經濟體——美國、中國和歐盟，必須找到合作的方式，而非盲目站隊，形成陣營對抗。在最近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峯會上，我們看到中國、印度、法國和歐盟站在一起，而美國和英國形成另一組，這種新的多邊合作模式將在未來更多地出現。同時，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情況也表明，美國和俄羅斯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一定共識，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因此，關鍵的經驗在於，歐洲要堅持自身的戰略自主，不應再將中國視為對手或競爭者，而應尋求改善中歐關係以及中瑞關係，保持與所有國家的良好互動，實現多方共贏。

**記者：**埃隆·馬斯克是新一屆政府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並且他在中國也有非常良好的商業關係。對此您有什麼看法？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一點？

**王輝耀：**我認為這是件非常積極的事情。埃隆·馬斯克在中國擁有豐富的經驗。從破土動工，到開始批量交付車輛，特斯拉上海工廠只用了短短一年時間，這種“中國速度”是他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經歷過的，因此他對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前，馬斯克在特朗普總統團隊中發揮影響力，並憑藉其務實的商業常識為特朗普提供建設性建議，這對美國的商業發展將產生積極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在中國建廠，使特斯拉迅速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同時他本人也成為了世界首富。同樣，蘋果公司在中國設廠後，迅速成長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蘋果甚至不再使用英特爾的芯片，而是選擇了大中華區台灣企業生產的芯片，並依賴另一家台灣企業在內地負責硬件代工，最終在中國製造的產品幫助蘋果獲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這些在中國擁有深厚商業經驗的人士能夠為特朗普總統提供更具商業常識和務實精神的建議，這是一個積極信號。這意味着中美關係有望迴歸務實合作的軌道，減少因意識形態分歧導致的緊張局面。如果未來美方在處理中美關係時能夠更多地關注商業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對立，那麼雙方將有更多的合作空間，有助於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應當更加重視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潛力，並通過深化商業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向更加健康、務實的方向發展。

**記者：**埃隆·馬斯克在中國受歡迎嗎？

**王輝耀：**我認為是的。作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埃隆·馬斯克在中國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在上海建立了特斯拉工廠，並在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和綠色能源轉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特斯拉的成功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提供了示範效應，推動了行業的快速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看，馬斯克確實是一個具有積極影響的代表人物。儘管特朗普總統對綠色能源的態度相對保守，但馬斯克仍持續向其提供建議，並始終保持對商業發展的關注。我認為，像埃隆·馬斯、蒂姆·庫克、史蒂夫·施瓦茨曼、傑夫·貝索斯等全球知名的商界領袖，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因此，馬斯克在中國受到廣泛關注和歡迎，其商業成就以及在綠色能源領域的推動力，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記者：**他在中國的人脈廣泛嗎？

**王輝耀：**我認為並不是特別廣泛。我想説的是，這些都是商界人士。他們在中國開展業務，自然會在這裏建立一些聯繫。比如，史蒂夫·施瓦茨曼（蘇世民）在清華大學捐資設立了蘇世民書院；蘋果公司有80%到90%的產品是在中國生產的。我們經常談論國家安全問題，但事實上，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中國製造的iPhone，這本身就説明了很多問題，並沒有所謂的國家安全風險。

因此，這種將彼此視為對手而非合作伙伴的做法，其實是非常諷刺和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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