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年之外｜古絲綢之路上的三波域外天文學來華之旅_風聞

“光年之外”專題，由“共話天文與人·賦能未來發展”天文論壇特別邀約國內外頂尖天文科研工作者撰文，該論壇由中國天文學會主辦，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天文促發展辦公室東亞區域辦公室承辦，它是IYBSSD2022基礎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年系列活動之一。

【編者按】

開元年間，摩尼教曾向唐朝進獻秘要方、蕃藥，還有一位精通天文的高級神職人員，希望為玄宗修新曆助力，以示通好。明末，徐光啓、湯若望曾向崇禎帝進獻星圖，這幅星圖代表了當時西方恆星實測的最新成就，但崇禎帝僅用它來識別屬國馬六甲的星空……本篇重回古絲綢之路，回望漢唐、元明、明清的三波域外天文學來華之路，通商易貨之外，這條路上還發生着知識的傳播與交匯。

（作者鈕衞星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

中國古代天文學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保存了世界上最為完整、系統的天象記錄，也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數理天文學。但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天文學一樣，中國古代天文學並非獨立發展，與世隔絕。

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有三波較大規模的域外天文學輸入，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是，都與宗教結伴。

第一波發生在漢唐，伴隨佛教傳入，印度天文學來華。第二波出現在元明之際，隨着伊斯蘭教擴張，阿拉伯天文學東傳。第三波則是明清，西方古典天文學的傳入，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術傳教”、走“通天捷徑”的副產品。

三波域外天文學來華，其知識源頭都可追溯到古希臘天文學，但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改編，來華後產生了不同影響。

漢唐時期域外天文學的傳入

第一波漢唐時期輸入的域外天文學，歷時最為長久，內容最為豐富多樣，在官方和民間都有較為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唐朝自武則天開始，一直在醖釀改歷，終因帝位頻繁更替未果。舊曆《麟德歷》推算日食接二連三地出差錯，改歷勢在必行。

開元六年（718），玄宗命印度仕唐天文官員瞿曇悉達翻譯《九執歷》，不難看成朝廷態度，希望利用印度的天文歷算之學，提高當時唐朝官方天文歷算機構的歷法推算水平，併為編制新曆做準備。

開元七年（719年）六月，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賖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稱“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並要求玄宗准許“依本教供養”。這是摩尼教利用進獻精通天文的高級神職人員來走傳教的“通天捷徑”。這也與唐玄宗撥亂反正後施行文化振興策略、啓動曆法改革有一定聯繫。次年即開元八年（720年）二月，“罽賓國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秘要方並蕃藥等物”，試圖通過進獻天文學知識，為唐代的歷法改革貢獻力量，以求通好。

收錄於《大唐開元佔經》卷104的《九執歷》：

在第一波域外天文學的影響下，中晚唐時期流行起了一種關注個人命運的西方星占學。這種西方星占學，一方面通過唐代密教經典的翻譯和編纂傳入，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從西亞國家和西域地區傳入。

元稹在《景申秋八首》之五中寫道：“三元推廢王，九曜入乘除。”這“九曜”就是日、月、五星，加上羅睺、計都兩顆隱曜，是典型的印度天文-星佔概念。

杜牧在給他自己撰寫的墓誌銘中説到“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據此認為自己陽壽已盡。賢者如韓愈也會提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蘇軾因此而感嘆：“乃知退之磨蠍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蠍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元明之際阿拉伯天文學的傳入

第二波是阿拉伯天文學來華，一個直接後果是，元明兩代都成立了專門的穆斯林天文機構“回回司天監”，與漢人的司天監並行運作，互為補充。

明代初年還有了阿拉伯版的西方星占學譯本——《明譯天文書》。

元代郭守敬編制的《授時歷》堪稱中國傳統曆法的最高峯，這與郭守敬改制儀器、親自實測有很大關係。而郭守敬改渾儀為簡儀、創制八丈高表的做法，很可能也受到了阿拉伯天文儀器製法的影響。

 明代初年翻譯的阿拉伯星占學著作《天文書》：

明清之際西方古典天文學的傳入

第三波西方古代天文學在明清之際來華，其核心成果是在徐光啓和來華耶穌會士合作下編撰而成的137卷《崇禎曆書》（入清後略有刪節，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

《崇禎曆書》系統全面地引介了西方古典天文學體系，從基礎理論講起，涉及關於天文和儀器的最新知識，其理論核心則是第谷體系。全書共包括46種著作，分為節次六目和基本五目。這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分類法，與中國古代把原理寓於算例的做法迥然不同。

《崇禎曆書》的法原部分共四十卷，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一。這充分體現了西法天文原理為先、曆法推算其次的思路，對此，徐光啓早在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時便有過深刻認識。

《崇禎曆書》（《西洋新法曆書》）法原部所收錄 ，羅雅谷《測量全義》介紹三角測量法和三角學知識：

遺憾的是，《崇禎曆書》在1634年編完之後，並沒有立即據此編制和頒行新曆。中西法的優劣之爭一直持續了10年。

《明史·歷志》中記錄了8次中西天文學的較量，最後崇禎帝“已深知西法之密”，並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決定頒佈新曆，然而新曆未及頒行，明朝已經滅亡。

可以説，《崇禎曆書》為清代的歷法奠定了基礎。徐光啓、湯若望曾向崇禎帝進獻《赤道南北兩總星圖》，這幅星圖反映了當時西方恆星實測的最新成就，但崇禎帝只是在圖中辨認了一下屬國馬六甲能看到的星空。這幅圖得以保存至今，為世人所識，也與宗教有關，湯若望曾送給梵蒂岡一個副本。

明徐光啓、湯若望繪製《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毋庸諱言，外來天文知識體系傳到本土，必然會發生衝突，產生“排異反應”，直到慢慢吸收其合理部分，融合、沉澱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衝突和融合過程在上述三波域外天文學來華中都有體現，這可被視為一種文明在交流傳播中的常態。

2017年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他指出：“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沿着古絲綢之路，中國將絲綢、瓷器、漆器、鐵器傳到西方，也為中國帶來了胡椒、亞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絲綢之路，佛教、伊斯蘭教及阿拉伯的天文、曆法、醫藥傳入中國，中國的四大發明、養蠶技術也由此傳向世界。”

作為古代世界文明共同體所共享的一類專門知識，古代天文學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之間進行着交流和傳播。我們相信：知識因分享而進步，文明因交流而興盛。人類文明從未在孤立、封閉的狀態下生長髮展。從古至今，中華民族一直以博大的胸懷兼收幷蓄着各種優秀外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