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法源寺》我看到了一個大寫的譚嗣同_風聞

　　《北京法源寺》是中國台灣作家李敖在作為政治犯被關押期間，構思的一部長篇歷史題材小説。這是一本奇書，它的寫法，是借某個具體的地點（北京法源寺），借古人之口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如果想看故事的話，對不起，沒有。如果想看歷史，書中的人與事也與歷史並不相符。與其説是小説，不如説是李敖本人的夫子自況，他能將古文與白話文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幾乎達到了“無招勝有招”的境界，所以看起來並不覺得累。他最着力描繪的，是晚清譚嗣同。所以《北京法源寺》其實也可以改一個名字，叫《譚嗣同之死》。

　　大多數人對譚嗣同的印象，可能是一個變法家，被殺頭的六君子之一，卻不知道他還是一個居士。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當時的中國，列強侵凌，社會糜爛，孔教式微，綱常敗壞。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識分子的救世利生、實現社會變革的精神需求，為之提供了打破綱常禮教、獲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識分子中，又以譚嗣同對佛教信仰最堅，研究最精，實行最力。

　　譚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親是湖北巡撫。少時倜儻有大志，博覽羣書，好談兵法，善於劍術，很有俠氣，曾與京城名俠大刀王五結為好友。譚嗣同從小喪母喪兄，被父親的小妾所虐。他飽經倫常之變，久歷人世之苦，於是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以為此身一無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眾生而已。

　　１８９６年，三十一歲的譚嗣同方才接觸佛學。他學佛時間雖晚，但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書中梁啓超和譚嗣同的長篇對白，顯示譚嗣同甫聞《華嚴》性海之説，便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説，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説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從此豁然貫通。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説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是救度眾生的偉大精神。這是千百年來，佛教流於空談而失去了的胸懷與精神。在這外辱內亂，黎民蒼生流離失所的嚴峻時刻，僧眾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淨而已，其鼓吹的悲憫關懷，又體現在哪裏呢？譚嗣同説：“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後，無不現身五濁惡世，這正是佛所謂乘本願而出、孔子所謂求仁得仁。最後，發為眾生流血的大願，以無我相卻救眾生而引刀一快、而殺身破家，也是很好的歸宿，這才是真正的所謂捨身。殿上供着大日如來、文殊、普賢菩薩，這是通稱的‘華嚴二聖’，我想他們合同意我這種從《華嚴經》而衍發的解釋吧？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大日如來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經論’説身化三種，所謂‘自身相應’、‘他身相應’、‘非身相應’，在第二種‘他身相應’中，有化魔王為佛身、變舍利子為天女的説法，如此化身，我認為才真是佛的真身。這樣看來，坐在這裏的大日如來，站在兩邊的文殊、普賢菩薩，其實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證了這種造形的虛妄。如果木雕有靈，這三位託假身以現身五濁惡世，真不知他們做何感想？難道在大雄寶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嗎？真的佛、真的菩薩絕不如此。”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以他的學説和捨生取義的行為，告訴世人，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譚嗣同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他在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為己任，曾説“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譚嗣同亦發出“以心挽劫”的宏願，誓為中國人民“沖決網羅”而奮鬥，並最終以鮮血印證了自己的信仰。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逮捕維新派。眼見大勢已去，梁啓超勸譚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館方面也表示可以為譚嗣同提供“保護”。譚嗣同堅辭不受並傲然宣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２８日，譚嗣同在菜市口法場就義，年僅３３歲。在北京菜市口法場，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聲震九天。劊子手驚奇地望着他，讚美地點了點頭。他對拿“鬼頭刀”的同胞從容一笑。一般死刑犯會要求劊子手：“給我個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書中譚嗣同死前送了譚嗣同四首絕命詩，梁啓超在燭光下，勉強把這四首詩解釋出來了，在燭影搖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氣。“潭復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語，“他的詩，沉鬱哀豔，字字學道有得，這種得，全是積極的、奮發的。佛法的真義告訴我們：人相、我相、眾生相既一無可取，而我們猶現身於世界者，乃由性海渾圓、眾生一體、慈悲為度、無有已時之故。是故以智為體、以悲為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佈施干將來，不如佈施於現在；又以大小平等故，與其側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悽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華嚴經》談‘迴向’，説以十住所得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濟以悲願，處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圓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實際。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這裏啊！這些啊，才是佛法的實際。其他那些吃齋拜佛。手寫‘大悲’、手數念珠的動作啊，全是假的！”

　　譚嗣同雖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學》仍在中國近代史上放射出萬丈光芒。《仁學》一書粗看時，甚覺揉雜，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以求仁為宗旨”，但他對“仁”的闡釋卻是一種以佛學為主體而雜採孔、耶、墨等諸家學説的新思想。譚嗣同稱其學為“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着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譚嗣同本可以逃亡日本，卻毅然領死，以激勵後人，這種浩然之氣，為理想、為信仰的犧牲的態度，也是《北京法源寺》最大價值所在。在當時，大多數世人都覺得他是個傻冒，在魯迅的《藥》中，譚嗣同們的血只是供愚笨的百姓抹在饅頭上當作藥來治病，譚嗣同的時候，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以為他只是留了一首絕命詩，便如流星般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李十力與康有為辯論時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地獄外邊弘揚十句，不如朝地獄裏面邁進一步。二十八年前，譚先生為這種佛理做了最偉大的先行者，他為走改良的路而死，卻以身首異處，指示我們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譚嗣同曾創辦長沙時務學堂辦，其中有一位學生天分極高，十六歲就入學堂，年紀最小。後來走上革命道路後，這便是蔡鍔將軍。蔡鍔手下有個兵受其影響頗深，可謂半師之誼，他就是朱德總司令。譚嗣同還有個學生叫楊昌濟，楊昌濟後來擔任師範學校校長，收了一個學生，他説中國要復興，必須指望這個操着湖南鄉音的年輕人，甚至把女兒嫁給了他。這個年輕人就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