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法源寺》我看到了一個大寫的譚嗣同_風聞
东莞百韬塑胶科技军哥-1小时前
《北京法源寺》是中國台灣作家李敖在作為政治犯被關押期間,構思的一部長篇歷史題材小説。這是一本奇書,它的寫法,是借某個具體的地點(北京法源寺),借古人之口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如果想看故事的話,對不起,沒有。如果想看歷史,書中的人與事也與歷史並不相符。與其説是小説,不如説是李敖本人的夫子自況,他能將古文與白話文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幾乎達到了“無招勝有招”的境界,所以看起來並不覺得累。他最着力描繪的,是晚清譚嗣同。所以《北京法源寺》其實也可以改一個名字,叫《譚嗣同之死》。

大多數人對譚嗣同的印象,可能是一個變法家,被殺頭的六君子之一,卻不知道他還是一個居士。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當時的中國,列強侵凌,社會糜爛,孔教式微,綱常敗壞。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識分子的救世利生、實現社會變革的精神需求,為之提供了打破綱常禮教、獲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識分子中,又以譚嗣同對佛教信仰最堅,研究最精,實行最力。
譚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親是湖北巡撫。少時倜儻有大志,博覽羣書,好談兵法,善於劍術,很有俠氣,曾與京城名俠大刀王五結為好友。譚嗣同從小喪母喪兄,被父親的小妾所虐。他飽經倫常之變,久歷人世之苦,於是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以為此身一無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眾生而已。
1896年,三十一歲的譚嗣同方才接觸佛學。他學佛時間雖晚,但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書中梁啓超和譚嗣同的長篇對白,顯示譚嗣同甫聞《華嚴》性海之説,便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説,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説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從此豁然貫通。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説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是救度眾生的偉大精神。這是千百年來,佛教流於空談而失去了的胸懷與精神。在這外辱內亂,黎民蒼生流離失所的嚴峻時刻,僧眾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淨而已,其鼓吹的悲憫關懷,又體現在哪裏呢?譚嗣同説:“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後,無不現身五濁惡世,這正是佛所謂乘本願而出、孔子所謂求仁得仁。最後,發為眾生流血的大願,以無我相卻救眾生而引刀一快、而殺身破家,也是很好的歸宿,這才是真正的所謂捨身。殿上供着大日如來、文殊、普賢菩薩,這是通稱的‘華嚴二聖’,我想他們合同意我這種從《華嚴經》而衍發的解釋吧?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大日如來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經論’説身化三種,所謂‘自身相應’、‘他身相應’、‘非身相應’,在第二種‘他身相應’中,有化魔王為佛身、變舍利子為天女的説法,如此化身,我認為才真是佛的真身。這樣看來,坐在這裏的大日如來,站在兩邊的文殊、普賢菩薩,其實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證了這種造形的虛妄。如果木雕有靈,這三位託假身以現身五濁惡世,真不知他們做何感想?難道在大雄寶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嗎?真的佛、真的菩薩絕不如此。”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以他的學説和捨生取義的行為,告訴世人,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譚嗣同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他在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為己任,曾説“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譚嗣同亦發出“以心挽劫”的宏願,誓為中國人民“沖決網羅”而奮鬥,並最終以鮮血印證了自己的信仰。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逮捕維新派。眼見大勢已去,梁啓超勸譚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館方面也表示可以為譚嗣同提供“保護”。譚嗣同堅辭不受並傲然宣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8日,譚嗣同在菜市口法場就義,年僅33歲。在北京菜市口法場,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聲震九天。劊子手驚奇地望着他,讚美地點了點頭。他對拿“鬼頭刀”的同胞從容一笑。一般死刑犯會要求劊子手:“給我個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書中譚嗣同死前送了譚嗣同四首絕命詩,梁啓超在燭光下,勉強把這四首詩解釋出來了,在燭影搖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氣。“潭復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語,“他的詩,沉鬱哀豔,字字學道有得,這種得,全是積極的、奮發的。佛法的真義告訴我們:人相、我相、眾生相既一無可取,而我們猶現身於世界者,乃由性海渾圓、眾生一體、慈悲為度、無有已時之故。是故以智為體、以悲為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佈施干將來,不如佈施於現在;又以大小平等故,與其側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悽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華嚴經》談‘迴向’,説以十住所得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濟以悲願,處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圓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實際。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這裏啊!這些啊,才是佛法的實際。其他那些吃齋拜佛。手寫‘大悲’、手數念珠的動作啊,全是假的!”
譚嗣同雖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學》仍在中國近代史上放射出萬丈光芒。《仁學》一書粗看時,甚覺揉雜,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以求仁為宗旨”,但他對“仁”的闡釋卻是一種以佛學為主體而雜採孔、耶、墨等諸家學説的新思想。譚嗣同稱其學為“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着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譚嗣同本可以逃亡日本,卻毅然領死,以激勵後人,這種浩然之氣,為理想、為信仰的犧牲的態度,也是《北京法源寺》最大價值所在。在當時,大多數世人都覺得他是個傻冒,在魯迅的《藥》中,譚嗣同們的血只是供愚笨的百姓抹在饅頭上當作藥來治病,譚嗣同的時候,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以為他只是留了一首絕命詩,便如流星般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李十力與康有為辯論時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地獄外邊弘揚十句,不如朝地獄裏面邁進一步。二十八年前,譚先生為這種佛理做了最偉大的先行者,他為走改良的路而死,卻以身首異處,指示我們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譚嗣同曾創辦長沙時務學堂辦,其中有一位學生天分極高,十六歲就入學堂,年紀最小。後來走上革命道路後,這便是蔡鍔將軍。蔡鍔手下有個兵受其影響頗深,可謂半師之誼,他就是朱德總司令。譚嗣同還有個學生叫楊昌濟,楊昌濟後來擔任師範學校校長,收了一個學生,他説中國要復興,必須指望這個操着湖南鄉音的年輕人,甚至把女兒嫁給了他。這個年輕人就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