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熱議的“生物醫藥”有多強？一文看懂中國產業突圍戰_風聞
财经无忌-财经无忌官方账号-独特视角记录时代冷暖58分钟前
文 | 白嘉嘉
“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企業生產的新藥擊敗全世界最暢銷的抗癌藥。”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主任趙宏，在“委員通道”上提到了康方生物自主研發的依沃西，在對照實驗中打敗“全球藥王”帕博利珠的消息。
外媒將其稱為中國醫藥行業的“DeepSeek時刻”，而趙宏説，“這其實只是一個縮影。”
確實如此。
俄羅斯聖彼得堡某技術學院的副校長F先生（化名）罹患高危型骨髓瘤後，諮詢了全球大量醫院和專家。專家告訴他：“最好的CAR-T治療在中國。”
得到同樣建議的還有來自新西蘭、新加坡、泰國、吉爾吉斯斯坦等多個國家的患者，其中一些人被醫生建議臨終關懷，但在中國接受治療後病情都得到了顯著的緩解。
而為他們帶去奇蹟的CAR-T療法，來自南京一家叫做馴鹿生物的公司。
這或許與一些人的印象不符——那段缺醫少藥的往事彷彿還在昨天。但這種誤解情有可原，中國首次提出重點發展生物醫藥產業至今，其實還不到20年。
1、兩股浪潮在中國交匯
1978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菲利普·夏普教授成立了一家名叫Biogen的生物醫藥公司，用於開發自己的研究成果“基因剪刀”。
歷史證明夏普是對的。1993年，他和同事一同站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但在得到瑞典卡羅琳學院評選委員會的青睞之前，是麻省理工所在的城市——波士頓，率先向Biogen敞開了大門。
夏普成立Biogen的前一年，波士頓議會通過了美國第一項允許並規範重組DNA研究的立法，這意味着給基因上的鎖配了一把名為市場的鑰匙。
法案一錘定音的那一刻，閘門打開，這座城市成為了全球生物醫藥產業的中心。
同一時期，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一個叫屠呦呦的人，完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項研究。
當時，中國深受瘧疾困擾，這種由瘧原蟲引起的致命疾病，曾在上個世紀40年代感染超過3000萬中國人。
於國於民，瘧疾都必須被消滅。
於是，一個集合了全國60多家科研單位、500多名科研人員的科研團體悄悄成立，並開始了一項代號為“523”的特殊任務：研發防治瘧疾的新藥。
屠呦呦正是其中的一員。
這是一場以年為單位的漫長征程。經過191次試驗，科研團隊終於從黃花蒿中發現了抗瘧疾的有效提取物，雙氫青蒿素橫空出世。因為缺少條件，屠呦呦決定，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
大洋兩岸，兩座諾貝爾獎，生物醫藥的兩股浪潮奔湧向前，最終匯聚到了一起。
隨着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神州大地，中國開始引進國外先進的生物醫藥技術和設備，國際藥企也紛紛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
這是中國向世界學習的時期，也是一段人類命運呼吸與共的往事。
1988年，中方代表團來到美國，正式和百年藥企默沙東談判乙肝疫苗轉讓技術。
最初，默沙東希望以每年約20億美元的價格向中國出售疫苗，但在瞭解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情況和民眾所面臨的乙肝威脅後，最終決定以700萬美元的底價，將重組乙肝疫苗生產技術及生產線轉讓給中方，還承諾“不收取任何專利費以及利潤，也不在中國出售默沙東生產的乙肝疫苗”。
許多年後的2019年11月，在默沙東舉辦的“乙肝疫苗轉讓中國30週年”的紀念活動上，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梁曉峯感慨萬千。
2、如果你正在尋找創新，那麼這就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1989年，在生物醫藥人才向波士頓匯聚的大潮中，一位叫李革的年輕博士被一場美國30年不遇的暴風雪堵在了路上。
當時李革已經取得了波士頓某大學的教職，無奈只能放棄任教，後來受導師邀請共同成立了生物醫藥企業Pharmacopeia。
今天來看，命運的線索在那場暴風雪中埋下——李革實現抱負的地方，不在與他失之交臂的波士頓，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
1999年，李革應邀回母校北大進行演講，路上順便考察了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情況。
他敏鋭地發現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藥品研發能力，只是生產技術還掌握在國外企業手中，而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欠缺一個可以讓技術大展拳腳的平台。
這些顧慮一度讓李革很猶豫，但隨着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風聲傳來，全球市場被擺在中國面前——這正是李革期待的平台。
於是在2000年，他和劉曉鍾、張朝暉，以及後來的趙寧，一同回到中國，在太湖水集團的扶持下，創立了如今世界排名前三的CXO（醫藥外包）巨頭藥明康德。
這些人抱着一腔作出“中國創新藥”的熱血，為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帶來了寶貴的知識、人脈和國際視野。
歷史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即將進入發展最迅猛的時期。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編制的《生物產業發展“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生物產業作為重點戰略產業，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等行業。
2008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專項啓動，資助強度之大、覆蓋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在專項的推動下，化學藥、生物藥從跟進到局部趕超，中藥開始全面的生產技術和質量控制水平提升，創新藥接連上市，恆瑞醫藥、貝達藥業等一大批強而有力的創新藥企強勢崛起……
同年，國家開始有計劃地從全球招引人才。
有數據顯示，招引回國的人才中，三分之一從事的是生物醫藥及相關領域的工作，先後創建了300多家生物醫藥企業。
……
隨着一部部支持性政策出台，中國醫藥產業漸漸縮小了與歐美等國的差距，具備了挺進國際市場的底氣。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從創新藥的輸入國，轉變成為輸出國。
2023年，國際藥企將藥品授權給國內的事件發生了33起，而國內藥企對外授權則發生了78起。這是首次“中國輸出”大於“中國輸入”，或許也是以後的常態，畢竟中國藥企的創新能力，得到了國際市場的認可。
“如果你正在尋找創新，那麼這（中國）就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收穫了依沃西授權的國際藥企Summit的實控人杜根如是説。
3、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南京切面
將時間撥回2012年，中科大博士顏欽和多倫多大學博士邵陽，思考着同一個問題：國內基因檢測領域尚有的空白等待填補，自己要不要成為那個人？
二者都是典型的學霸，本科畢業保送碩博連讀。
唯一的不同是，一個人在深圳，一個人在遙遠的北美。不過，中國生物醫藥的發展浪潮，最終把他們推向了同一個地方——
南京。
對於那個問題，顏欽和邵陽都選擇了肯定的答案。
顏欽和幾位中科大校友在2012年聯合創立了一家名叫真邁生物的企業，主要研發基因測序儀。
而真邁生物通過長達12年的多領域交叉研究，突破了“卡脖子工藝”，2023年在南京落地了華東中心後，2024年便推出了行業的“集大成者”——單機日產數據量全球最高的超高通量基因測序儀-SURFSeq Q，和華大智造等企業一起奠定了國產替代的基礎。
邵陽則在2013年以南京高端海外引進人才的身份回國，並和創始團隊自籌了100萬美元作為啓動資金，在江北新區創立了一家從事腫瘤篩查、名叫世和基因的企業。
兩年不到，世和基因就成功申請了7項科技專利，填補了多項國內空白。其自主研發的多癌種早篩產品，更是在2023年獲得FDA突破性醫療器械認證，不僅成為全球獲得FDA突破性認證中納入信號特徵最全面的多癌種早篩產品，同時也是國內目前獲得該項認證中覆蓋癌種最全、篩查範圍最廣的早篩產品。
懂行的人會發現，真邁生物正好是世和基因的上游。
但這真的是巧合嗎？
據悉，南京2024年已完成生物醫藥產業營收超2000億，位於省內第一梯隊。
僅江北新區南京生物醫藥谷內，便聚集了超過1300家生命健康領域企業。其中，規上企業242家，高新技術企業230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18家。
點狀創新帶動產業鏈升級，繼而輻射整片區域，南京的生物產業園區因此獨具競爭力。
位於江北新區、江寧高新區、南京經開區的3個生物醫藥重點園區，全都入選了《中國生物醫藥園區競爭力》排行榜的前30強。其中，南京醫藥谷綜合競爭力位居全國第八。
和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趨勢一樣，人才走進南京之後，創新藥也在走向全球。
我們僅取一個切面。
去年年底，一份血樣被從香港運到南京。
這份血樣來自一位癌症患者，在馴鹿生物為血樣中的免疫T細胞裝上識別癌細胞的“CAR”組織後，被再次運回香港，回輸進患者體內。回輸入後，“CAR-T”細胞將激發人體自身免疫功能滅殺癌細胞，最終達到治療的目的。
這種“南京生產+跨境供應”的模式，被稱為“南京模式”——高效是它最大的特點。
CAR-T藥物的生產條件苛刻，對時效性要求高。如果遵循常規的進出口通關流程，異地治療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為了方便患者和企業，南京建立了一條可靠且通暢的綠色通道。
具體來説，南京海關和南京市政府聯合印發公告，決定在江北新區試點實施出入境特殊物品聯合監管機制。
很顯然，隨着“南京模式”的建立，以馴鹿生物為代表的生物醫藥企業的潛在客羣，從國內拓展到了全球，對一家處於市場開拓期的中國創新藥企來説，這種便利正是它們所亟需的。
在人才和藥品的流動中，南京為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提供的獨特啓示浮出水面：
治病救人是生物醫藥創新的核心目的，在患者與企業之間搭建橋樑，就是在為產業發展保駕護航。
2月27日傍晚，在南京新濟州灘塗的冬候鳥，啓程飛往世界各地，萬鳥振翅匯聚成轟鳴聲響徹南京的早春。
這一幕恰似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
它萌芽於中國人缺醫少藥的年代，在與世界的交融中一路壯大，人才、產業、產品的流動是這段艱難歷程不變的主題。
隨着中國藥企與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中國創新藥漸成氣候，如候鳥遷徙般重回世界之林，為世界人民帶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