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北京,混部隊大院的都是弄潮兒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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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搖滾客

今日BGM,《陽光下的夢》,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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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誇張地説,京圈撐起了中國影視圈的半壁江山。
八成的演藝圈人士居住在北京,早在90年代,王朔、姜文、趙寶剛和鄭曉龍這批北京土著,就用超高收視的《渴望》和《北京人在紐約》,以及情景喜劇開山之作《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開創了新式京派文化。
這批人制霸了近二十年的電視熒幕,串起了一大幫知名導演、演員、編劇,共同在這個圈子裏分享資源。
尤其是這兩年颳起的懷舊風,很多都會提到京圈作品。這批已經上映了十多年的劇,放到現在來看,內容和審美都絲毫不過時。
《我愛我家》裏的家庭裝修和傢俱擺設,成為了那個年代的家居樣板。劇裏出現的沙發被搶斷貨,沙發邊的落地素色枱燈,連今天的宜家都在擺着買。

《北京人在紐約》裏,姜文穿着黑色大風衣,戴着蛤蟆鏡,開着凱迪拉克去機場接女兒的打扮,立馬火遍全國。從此大家不認國產的東風和紅旗,凱迪拉克才是財富和品味的真正體現。

姜文拍出了中國最好的青春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寧靜從泳池一躍而出,不僅看呆了主角馬小軍,還帶火了她當時穿的那件紅色一件式泳衣。於是90年代的海邊,擠滿了穿紅泳衣的少女。

都説“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麼多做文化的人,總會相互比個高下。
京圈幾十年,相互之間的爭執也曾鬧得滿城風雨,但當朋友有難時,他們絕對會第一時間站出來幫忙。
馮小剛拍《天下無賊》時,因為主角是賊無法過審,眼看幾百萬要砸手裏。幾年沒交往的王朔,給馮小剛出了一個主意:讓女賊懷孕,並去寺廟祈福,給了她做好事的動機。

姜文當年拍《陽光燦爛的日子》缺錢,當時的女友劉曉慶幫他多方籌措資金,讓姜文終能一鳴驚人。雖然後來兩人分手了,劉曉慶因偷税入獄後,姜文仗義地花大價錢請了四位頂級律師,讓劉曉慶有取保候審的資格。

京圈這幫人,為什麼能以這麼生猛的姿態,酷了二十年?
究其根本就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出身——軍隊大院。
大院子弟的朋友圈足夠強大,一起長大的發小,都是各領域頂尖的人才:擁有中國第一傢俬人博物館的古玩老炮馬未都,隨時給文化參考;創辦國內首家本土雜誌的時尚女魔頭洪晃,幫着在審美上把關。
他們也不用擔心權力管制,小時候一起茬架的兄弟都是高幹子弟,《頑主》的原型故事,就是葉挺將軍的孫子葉大鷹,在聊天時説給王朔的。
大院給他們肆意創造和表達的舞台,大院子弟們早在年輕的時候,就在大院裏過上當時最潮的日子。


60年代流行一句話:狂不狂,看米黃。
這裏的米黃是指將校呢大衣。在那個年代擁有這件大衣的人,可比如今買到什麼LV聯名Supreme有張狂的資本。
首先因為它不容易獲得,跟一般的棉大衣不同,將校呢只有在55年授銜以後的軍官,才有資格冬天申領幾件。
當一件衣服不是靠金錢,而是靠官階身份獲得時,它就成為了階級象徵。能穿着將校呢出街,那就是把高級軍二代的身份掛出來,處處透露着“不好惹”的氣場。
其次將校呢大衣確實好看,樣式是前蘇聯設計出的洋貨,用的料子都是蘇聯進口的高級毛呢,料子厚了版型自然硬實,衣服做工十分細緻,連上面的扣子用料都是黃銅。
在全國都是“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環境下,穿一套用料紮實的將軍呢大衣,挺直了腰板走進人羣裏,立馬能跟那些軟塌塌的綠棉襖區分開來。
一般軍官平時都捨不得穿,只在逢年過節的重要場合才會祭出來,子女們更是得求着父母,在必要時候借了穿出去鎮場面。

除了奢侈的將校呢大衣,大院子弟們對當時最火的球鞋,回力的追求,就顯得實際一些。
在大院裏上學的孩子們,衣服書包都是學校要求統一着裝時,要弄出點個性就只能從鞋上下功夫。
人人都穿綠色解放鞋的年代,誰腳上能蹬一雙雪白帶鈎的回力,那在眾人面前可以嘚瑟上天。
那時的回力鞋一雙要6到10塊,而軍人工資普遍是30塊左右。可見一雙回力的價值,就跟今天的一雙AJ黑紅差不多。
按王朔的説法,在那個社會混亂的時候,回力鞋和軍帽一樣是小流氓搶劫的主要目標。經常看到有人穿着‘回力’神氣地出去了,回來光着腳,就知道鞋讓人扒了。
任何年代的孩子,想讓爸媽給買雙酷炫的球鞋,都是要憋足勁考個一百分才有談判資格。
在沒有時尚雜誌和網紅推廣的年代裏,回力鞋就是第一代國潮。


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沒有不知道莫斯科餐廳的。
在很多村鎮還沒有通電,很多人連電燈都從未見過的60年代,莫斯科餐廳的廚房裏有七個大型冰箱,兩座大型電灶,廚房每層設有電動運送機,方便把點心和菜餚送出去。
這樣全電氣化的設備,讓吃飯成了去參觀科技博物館。
這裏的刀叉代替了木筷,高腳杯代替了茶缸,咖啡代替了茶水,用到的全部餐具,除瓷器由景德鎮燒製外,全部由蘇聯供給,光是玻璃杯、水晶杯就有一萬多件,能在這吃飯就代表着尊貴和奢華。
每個北京人,都把莫斯科餐廳代號成老莫,親暱地掛在嘴邊上,吹着牛説自己是那裏的常客。因為能到莫斯科餐廳吃一頓飯,絕對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徵。

北京孩子在那時的口頭禪是:“事成之後,請你到‘老莫’吃一頓。”
這句口頭禪實現起來可沒那麼容易,老莫主要是用來接待蘇聯的老大哥,以及留蘇歸來的海歸學子,本不對外開放。
後來為了創造一點營收,老莫印製了一批“蘇聯展覽館莫斯科餐廳收據”,發給各單位,由內部組織分配,拿到這張“入場券”的人,才有資格到店交錢就餐。
《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馬小軍想象中最牛逼的時刻,就是去老莫搓一頓西餐,灌一杯啤酒。
誰家準備去一趟老莫,可能比對待年夜飯都還慎重:得提前準備好衣服掛起來,不能帶着褶子進店丟人;提前瞭解好點餐順序,不是把前菜當主食點完;還得提前聯繫,左手刀右手叉的餐具使用方式,以免出糗。
就算這麼折騰,大家都還是排着隊地去“開洋葷”,畢竟在老莫,吃的不是飯,而是裏面的異域風情。


六十年代,全國唯一的娛樂活動是樣板戲。
可樣板戲也不是都能經常看到的,地方上的人要等着北京的劇團巡演,可能一個月才看得到一次。
但大院子弟可不同。搖滾教父崔健出身空政文工團,在初中的時候,就“坐着大卡車,所有人坐在卡車上,去軍樂團看參考片,當時看的是披頭士。”
在那個禁閉的年代,大院子弟聽到看到的,都遠超大院之外的普通人。
大院的大操場上,每個星期都公開放映電影,大院子弟搬着小板凳圍坐在一起,享受着專屬他們的露天電影院。
軍隊軍級以上的幹部,擁有媲美如今影院VIP的“內部電影”證。有了這個證,全家都能去景山前街的軍委“三座門禮堂”和位於軍博旁邊的軍委小禮堂,看那些從不公開放映的內部電影。
那時可看的美國大片比現在還多,《出水芙蓉》、《亂世佳人》、《鴿子號》、《魂斷藍橋》、《簡愛》……很多沒來得及翻譯的電影,就在現場配一個同聲翻譯,禮堂的熒幕裏從晚上7點鐘一直亮到凌晨3點鐘。
這羣小孩看完一個片子就趕緊把片名記下來,拿到學校裏,跟別人比看過的影片數量。

除了觀影量,他們還要比閲讀量。
大院的書店裏,擺放着只有部隊裏才能看到,不公開出版的一大批書籍。
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這批書都被包上了灰色、黃色、藍色、白色、綠色的純色書衣,作為反面教材供內部批判,被一律統稱為皮書。
在大院閲讀皮書鄙視鏈裏,最頂端的那個一定在讀“灰皮書”,因為灰皮書以政治、哲學著作為主,誰能啃下德國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和考茨基的名著《無產階級專政》,放到今天都是一代人才。
其次是代表着西方文學的“黃皮書”,《麥田裏的守望者》、《在路上》和《帶星星的火車票》這三部是最火的黃皮書。
如果誰讀過這幾本書,那如同今天誰提前看過了《復仇者聯盟4》,必定站在吹牛的最前沿,是時尚的弄潮兒。


馬未都曾在節目上解釋過,什麼是大院:
“説穿了就是一個五臟俱全小麻雀,從理髮店到小賣部,從幼兒園到小學校,從食堂到衞生所,一應俱全。”
建國初期,首都百業待興,國家從各個地方軍隊裏,調任了最頂尖的精英人才,彙集到各個軍隊大院裏,並肩建設首都。
這些人從天南地北而來,首先要給他們解決居住的問題,於是從公主墳算起,到大約八寶山為止,軍種、兵種以及軍隊醫院、軍事院校選址駐紮。
幾乎所有的軍隊大院都是統一制式,部隊大院的佈局直接用的是蘇聯‘陸軍總部’的圖紙。
這種軍隊式的封閉管理,讓大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社會,有自己的辦公區、生活區,這些初到北京的異鄉人,就這麼在大院裏安了家。

大院裏過着的,可是跟外面完全不同的理想生活:
早上大家一同聽着起牀號起牀,大人到辦公樓上班,孩子到辦公樓旁的學校上學。大院的子弟們從一出生就過着集體生活,在同樣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中一起陪伴着長大。
中午和晚上,一家人到大院的食堂吃飯,當全國還在糧票、米票、麪票限量供應食物時,大院物資充足。
大院就是一個烏托邦小鎮,在裏面生活的人,不用出大門,就可以擁有工作中的所有資源,享受到生活裏的一切福利。
他們只用專心建設祖國,其他的所有問題,自有大院龐大的系統幫助消化。
“只要説是我們院的孩子跟人打起來了,那二話不説全院都上”,每個大院裏人情簡單,是最樸素的兄弟情深和最純粹的兒女情長。
大院圍起來的這個小社會,神秘又特殊,裏面的人不操心社會上的雞毛小事,他們只用過好當下。

環境塑造一個人,那羣60年代成長在大院的少年,天生就被大院賦予了不同的氣質。
他們單純又直接,一邊談論着詩與遠方,一邊跟着兄弟滿大街茬架,文藝和激情,同時燃燒在他們的青春歲月裏。
幾十年過去了,這羣大院子弟依舊不老。
姜文的電影裏還是滿屏的荷爾蒙,王朔時隔十幾年的新書依舊,鄭曉龍的新劇不斷。他們依然在影視的第一線,用電影揮灑熱血,用文字嘗試不同。
看他們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酷,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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