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北京，混部隊大院的都是弄潮兒_風聞
摇滚客-摇滚客官方账号-有态度地听歌、看剧1小时前
來源 | 搖滾客
今日BGM，《陽光下的夢》，崔健
本文約3870字，預計閲讀時間10分鐘。
毫不誇張地説，京圈撐起了中國影視圈的半壁江山。
八成的演藝圈人士居住在北京，早在90年代，王朔、姜文、趙寶剛和鄭曉龍這批北京土著，就用超高收視的《渴望》和《北京人在紐約》，以及情景喜劇開山之作《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開創了新式京派文化。
這批人制霸了近二十年的電視熒幕，串起了一大幫知名導演、演員、編劇，共同在這個圈子裏分享資源。
尤其是這兩年颳起的懷舊風，很多都會提到京圈作品。這批已經上映了十多年的劇，放到現在來看，內容和審美都絲毫不過時。
《我愛我家》裏的家庭裝修和傢俱擺設，成為了那個年代的家居樣板。劇裏出現的沙發被搶斷貨，沙發邊的落地素色枱燈，連今天的宜家都在擺着買。
《北京人在紐約》裏，姜文穿着黑色大風衣，戴着蛤蟆鏡，開着凱迪拉克去機場接女兒的打扮，立馬火遍全國。從此大家不認國產的東風和紅旗，凱迪拉克才是財富和品味的真正體現。
姜文拍出了中國最好的青春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寧靜從泳池一躍而出，不僅看呆了主角馬小軍，還帶火了她當時穿的那件紅色一件式泳衣。於是90年代的海邊，擠滿了穿紅泳衣的少女。
都説“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麼多做文化的人，總會相互比個高下。
京圈幾十年，相互之間的爭執也曾鬧得滿城風雨，但當朋友有難時，他們絕對會第一時間站出來幫忙。
馮小剛拍《天下無賊》時，因為主角是賊無法過審，眼看幾百萬要砸手裏。幾年沒交往的王朔，給馮小剛出了一個主意：讓女賊懷孕，並去寺廟祈福，給了她做好事的動機。
姜文當年拍《陽光燦爛的日子》缺錢，當時的女友劉曉慶幫他多方籌措資金，讓姜文終能一鳴驚人。雖然後來兩人分手了，劉曉慶因偷税入獄後，姜文仗義地花大價錢請了四位頂級律師，讓劉曉慶有取保候審的資格。
京圈這幫人，為什麼能以這麼生猛的姿態，酷了二十年？
究其根本就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出身——軍隊大院。
大院子弟的朋友圈足夠強大，一起長大的發小，都是各領域頂尖的人才：擁有中國第一傢俬人博物館的古玩老炮馬未都，隨時給文化參考；創辦國內首家本土雜誌的時尚女魔頭洪晃，幫着在審美上把關。
他們也不用擔心權力管制，小時候一起茬架的兄弟都是高幹子弟，《頑主》的原型故事，就是葉挺將軍的孫子葉大鷹，在聊天時説給王朔的。
大院給他們肆意創造和表達的舞台，大院子弟們早在年輕的時候，就在大院裏過上當時最潮的日子。
60年代流行一句話：狂不狂，看米黃。
這裏的米黃是指將校呢大衣。在那個年代擁有這件大衣的人，可比如今買到什麼LV聯名Supreme有張狂的資本。
首先因為它不容易獲得，跟一般的棉大衣不同，將校呢只有在55年授銜以後的軍官，才有資格冬天申領幾件。
當一件衣服不是靠金錢，而是靠官階身份獲得時，它就成為了階級象徵。能穿着將校呢出街，那就是把高級軍二代的身份掛出來，處處透露着“不好惹”的氣場。
其次將校呢大衣確實好看，樣式是前蘇聯設計出的洋貨，用的料子都是蘇聯進口的高級毛呢，料子厚了版型自然硬實，衣服做工十分細緻，連上面的扣子用料都是黃銅。
在全國都是“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環境下，穿一套用料紮實的將軍呢大衣，挺直了腰板走進人羣裏，立馬能跟那些軟塌塌的綠棉襖區分開來。
一般軍官平時都捨不得穿，只在逢年過節的重要場合才會祭出來，子女們更是得求着父母，在必要時候借了穿出去鎮場面。
除了奢侈的將校呢大衣，大院子弟們對當時最火的球鞋，回力的追求，就顯得實際一些。
在大院裏上學的孩子們，衣服書包都是學校要求統一着裝時，要弄出點個性就只能從鞋上下功夫。
人人都穿綠色解放鞋的年代，誰腳上能蹬一雙雪白帶鈎的回力，那在眾人面前可以嘚瑟上天。
那時的回力鞋一雙要6到10塊，而軍人工資普遍是30塊左右。可見一雙回力的價值，就跟今天的一雙AJ黑紅差不多。
按王朔的説法，在那個社會混亂的時候，回力鞋和軍帽一樣是小流氓搶劫的主要目標。經常看到有人穿着‘回力’神氣地出去了，回來光着腳，就知道鞋讓人扒了。
任何年代的孩子，想讓爸媽給買雙酷炫的球鞋，都是要憋足勁考個一百分才有談判資格。
在沒有時尚雜誌和網紅推廣的年代裏，回力鞋就是第一代國潮。
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沒有不知道莫斯科餐廳的。
在很多村鎮還沒有通電，很多人連電燈都從未見過的60年代，莫斯科餐廳的廚房裏有七個大型冰箱，兩座大型電灶，廚房每層設有電動運送機，方便把點心和菜餚送出去。
這樣全電氣化的設備，讓吃飯成了去參觀科技博物館。
這裏的刀叉代替了木筷，高腳杯代替了茶缸，咖啡代替了茶水，用到的全部餐具，除瓷器由景德鎮燒製外，全部由蘇聯供給，光是玻璃杯、水晶杯就有一萬多件，能在這吃飯就代表着尊貴和奢華。
每個北京人，都把莫斯科餐廳代號成老莫，親暱地掛在嘴邊上，吹着牛説自己是那裏的常客。因為能到莫斯科餐廳吃一頓飯，絕對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徵。
北京孩子在那時的口頭禪是：“事成之後，請你到‘老莫’吃一頓。”
這句口頭禪實現起來可沒那麼容易，老莫主要是用來接待蘇聯的老大哥，以及留蘇歸來的海歸學子，本不對外開放。
後來為了創造一點營收，老莫印製了一批“蘇聯展覽館莫斯科餐廳收據”，發給各單位，由內部組織分配，拿到這張“入場券”的人，才有資格到店交錢就餐。
《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馬小軍想象中最牛逼的時刻，就是去老莫搓一頓西餐，灌一杯啤酒。
誰家準備去一趟老莫，可能比對待年夜飯都還慎重：得提前準備好衣服掛起來，不能帶着褶子進店丟人；提前瞭解好點餐順序，不是把前菜當主食點完；還得提前聯繫，左手刀右手叉的餐具使用方式，以免出糗。
就算這麼折騰，大家都還是排着隊地去“開洋葷”，畢竟在老莫，吃的不是飯，而是裏面的異域風情。
六十年代，全國唯一的娛樂活動是樣板戲。
可樣板戲也不是都能經常看到的，地方上的人要等着北京的劇團巡演，可能一個月才看得到一次。
但大院子弟可不同。搖滾教父崔健出身空政文工團，在初中的時候，就“坐着大卡車，所有人坐在卡車上，去軍樂團看參考片，當時看的是披頭士。”
在那個禁閉的年代，大院子弟聽到看到的，都遠超大院之外的普通人。
大院的大操場上，每個星期都公開放映電影，大院子弟搬着小板凳圍坐在一起，享受着專屬他們的露天電影院。
軍隊軍級以上的幹部，擁有媲美如今影院VIP的“內部電影”證。有了這個證，全家都能去景山前街的軍委“三座門禮堂”和位於軍博旁邊的軍委小禮堂，看那些從不公開放映的內部電影。
那時可看的美國大片比現在還多，《出水芙蓉》、《亂世佳人》、《鴿子號》、《魂斷藍橋》、《簡愛》……很多沒來得及翻譯的電影，就在現場配一個同聲翻譯，禮堂的熒幕裏從晚上7點鐘一直亮到凌晨3點鐘。
這羣小孩看完一個片子就趕緊把片名記下來，拿到學校裏，跟別人比看過的影片數量。
除了觀影量，他們還要比閲讀量。
大院的書店裏，擺放着只有部隊裏才能看到，不公開出版的一大批書籍。
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這批書都被包上了灰色、黃色、藍色、白色、綠色的純色書衣，作為反面教材供內部批判，被一律統稱為皮書。
在大院閲讀皮書鄙視鏈裏，最頂端的那個一定在讀“灰皮書”，因為灰皮書以政治、哲學著作為主，誰能啃下德國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和考茨基的名著《無產階級專政》，放到今天都是一代人才。
其次是代表着西方文學的“黃皮書”，《麥田裏的守望者》、《在路上》和《帶星星的火車票》這三部是最火的黃皮書。
如果誰讀過這幾本書，那如同今天誰提前看過了《復仇者聯盟4》，必定站在吹牛的最前沿，是時尚的弄潮兒。
馬未都曾在節目上解釋過，什麼是大院：
“説穿了就是一個五臟俱全小麻雀，從理髮店到小賣部，從幼兒園到小學校，從食堂到衞生所，一應俱全。”
建國初期，首都百業待興，國家從各個地方軍隊裏，調任了最頂尖的精英人才，彙集到各個軍隊大院裏，並肩建設首都。
這些人從天南地北而來，首先要給他們解決居住的問題，於是從公主墳算起，到大約八寶山為止，軍種、兵種以及軍隊醫院、軍事院校選址駐紮。
幾乎所有的軍隊大院都是統一制式，部隊大院的佈局直接用的是蘇聯‘陸軍總部’的圖紙。
這種軍隊式的封閉管理，讓大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社會，有自己的辦公區、生活區，這些初到北京的異鄉人，就這麼在大院裏安了家。
大院裏過着的，可是跟外面完全不同的理想生活：
早上大家一同聽着起牀號起牀，大人到辦公樓上班，孩子到辦公樓旁的學校上學。大院的子弟們從一出生就過着集體生活，在同樣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中一起陪伴着長大。
中午和晚上，一家人到大院的食堂吃飯，當全國還在糧票、米票、麪票限量供應食物時，大院物資充足。
大院就是一個烏托邦小鎮，在裏面生活的人，不用出大門，就可以擁有工作中的所有資源，享受到生活裏的一切福利。
他們只用專心建設祖國，其他的所有問題，自有大院龐大的系統幫助消化。
“只要説是我們院的孩子跟人打起來了，那二話不説全院都上”，每個大院裏人情簡單，是最樸素的兄弟情深和最純粹的兒女情長。
大院圍起來的這個小社會，神秘又特殊，裏面的人不操心社會上的雞毛小事，他們只用過好當下。
環境塑造一個人，那羣60年代成長在大院的少年，天生就被大院賦予了不同的氣質。
他們單純又直接，一邊談論着詩與遠方，一邊跟着兄弟滿大街茬架，文藝和激情，同時燃燒在他們的青春歲月裏。
幾十年過去了，這羣大院子弟依舊不老。
姜文的電影裏還是滿屏的荷爾蒙，王朔時隔十幾年的新書依舊，鄭曉龍的新劇不斷。他們依然在影視的第一線，用電影揮灑熱血，用文字嘗試不同。
看他們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酷，真好！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