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行：做人與做事_風聞

    古往今來，做人與做事之談瀚如繁星，多如牛毛。稍加總結，不難發現，做人與做事總歸不過兩條。

    常言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做人而言真正形成殺傷力的不是什麼優點或長處，而是缺點和短板。優點和長處，是為利，缺點和短板，為害。孔子“罕言利”，對“利”不感冒，老先生輕利，卻贊成命運與仁德（“與命與仁”）所以，他談做人主要從人的有害毛病入手。

    孔子説，人有四大毛病，一是臆測，二是偏執，三是頑固，四是主觀。這些毛病高度概括了人先天性格和後天認知的主要缺陷，是老先生談做人的精華。他開的方子是人要克服這四大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就是不瞎想，不偏執，不頑固，不自以為是。

    用今天的話説，做人要靈活。做人，要原則性和靈活性兼顧。其實，靈活才是唯一的原則。孔子只是不這麼講。在老先生看來，做人主要看自己，“求仁由己”是最重要的原則。所以，他談做人是理想和道德感滿滿，而用道德感去面對現實，又通常會讓人感到有力無處使。

    現實世界是人與人關係的世界，是人與人利害相爭、不和即戰的世界。做人看自己，講的是道德，做事則要看對手，講的是手段。最厲害的手段是什麼？就是打仗！不難理解，我們在和平年代談做事也總不忘提“打仗”，做大事如誓師，老愛喊什麼攻堅克難，打個漂亮大勝仗的口號。

    孔子談做人竟顯學問，談做事，看《孫子兵法》比較靠譜。古人兵法，就是戰爭的藝術，做事的政治學。

    《孫子》裏有一段話講“將有五危”，指領兵打仗遇到的五種大危險。這段出現在十三篇兵法末尾部分的話是這樣説的：“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被《孫子》定性為“不可不察”高度的，不多。開篇第一句話提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是治兵、用兵，是國家至關重要的大事，不可不察。“將有五危”，將領犯五種致命錯誤導致的用兵結果，直接關係生死存亡，豈可不察。

    所謂“五危”，其實是五種性格缺陷或性格弱點，“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這和孔子談做人的切入口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點歸結起來也和四種毛病很接近，就是任性，偏執，走極端，不顧利害。差別在於，孫子着重談了這麼做帶來的嚴重後果。

    它們，每句話的前兩個字都是講將軍的性格特點，後兩個字都是講敵人怎麼對待他，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當然是被敵人玩弄於鼓掌。

    “必死可殺”，是説拼命三郎，不怕死，不但不怕，還一味求死。這還不容易，就等敵人如他所願。

    “必生可虜”，是説貪生怕死，但求苟活。這樣的人還等什麼？敵人會活捉了他。

    “忿速可侮”，氣鼓鼓、怒衝衝，心急火燎，按捺不住。這種人最經不起挑逗，折騰，敵人會故意玩他，逗他，羞他，辱他，成心氣死他。

    “廉潔可辱”，“廉潔”什麼意思不用多説了，對立面是“貪污”，本來是好詞，不是性格缺陷，但強調過分，自己把自己捆住，也是一種毛病。古人言：“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後漢書-黃瓊傳》），越是有稜有角，越容易受挫折，越是一塵不染，越容易被弄髒。

    以上這兩種人，經常是求榮得辱，死要面子活受罪，反而易落入敵人的圈套。

    “愛民可煩”，“愛民”本來也是好品德，但愛得過分也不行。那樣的話，敵人就會沒完沒了折騰你。比如美國，他不是特愛惜本國公民的命嗎，人家就用恐怖手段對付他。病毒也是。各國機場安檢，不勝其煩，全球繁華都市，萬巷騰空，就是代價。

    這些危險，不是來自敵人，而是來自自己。不是來自士兵，而是來自將軍。“危險”都由將軍一人所造成。

    正是戰爭——這種極端激烈的拼搏中——讓我們看到，做事對做人的殘酷挑戰。人生若如戰場，那麼一定要記住，戰場是個很殘酷的地方，是個專治做人毛病和缺陷的地方。

    四大毛病，五種缺陷，歸根到底是做人做事最不能有的兩點，一怕丟命，二怕丟臉。**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其實就兩條，一條叫不怕死，一條叫不要臉。**人，能不能過生死關，能不能過面子關，的確是兩道坎。

    孔子之語，孫子之言，談做人做事，講得都很好。前者重理想，後者很務實，但確實好鬥，易樹敵和假想敵。

    大道至簡。上面兩條再濃縮濃縮，比較恰當的就是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簡《語叢三》裏的八個字，叫**“有所不行，益。必行，損”**（簡9-16）。“有所不行”，有好處；非什麼不行，準吃虧。八個字，把緊張的頭腦和氣氛放空緩和了許多，不行也行，那真不是人乾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