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政治諮詢公司究竟幹啥的？為什麼成了印度選舉中的關鍵因素？_風聞

編者按

印度選舉的運作模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隨着政治諮詢公司的崛起，傳統的競選模式被逐漸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高度專業化、技術化且更具“美國化”特徵的競選策略。這些諮詢公司憑藉先進的數據分析、精準的選民定位以及強大的媒體運作能力，正在重塑印度選舉的格局。然而，這一變革並非全然積極，其背後隱藏着諸多值得警惕的問題。一方面，諮詢公司的介入使得競選活動更加高效和精準，但也削弱了政黨內部的民主機制和基層幹部的作用。權力的集中化趨勢愈發明顯，政黨內部的決策過程逐漸被少數高層和外部顧問所主導，原本作為民主基石的黨內民主和選民動員機制被邊緣化。這種趨勢不僅削弱了政黨與選民之間的聯繫，還可能導致政治生態進一步“去意識形態化”，使選舉淪為一場以個人魅力和技術手段為核心的競爭。另一方面，諮詢公司在選舉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引發了關於民主問責制的深刻反思。這些未經選舉產生的專業人士對政黨決策和治理過程的干預，可能削弱民選代表的權威性，並對民主制度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構成挑戰。當選舉策略被外包給商業機構時，政黨的核心價值和政策理念可能會被忽視，甚至被商業利益所左右。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美聯社

印度選舉上演了一場激烈的觀點對決。印度人民黨（BJP）向選民許下“雙引擎政府”的承諾，同時猛烈抨擊平民黨（AAP）治理不力及其層出不窮的腐敗醜聞。儘管平民黨試圖將話題轉向福利政策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衝突，但最終還是未果。然而，這些觀點背後的策劃者並不是什麼選區候選人，而是在幕後默默耕耘、為參選各方進行包裝籌備與專業化打造的政治諮詢公司。

印度與政治諮詢公司的攜手合作已非新鮮事。這一趨勢始於2003年創立的維普拉夫傳播公司（Viplav Communications），該公司為新一代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提供了有力支持。維普拉夫傳播公司憑藉在2009年奧里薩邦議會選舉中為納文·帕特奈克領導的比朱人民黨（Biju Janata Dal）精心策劃的競選策略而聲名大噪。當時，該公司創新性地使用了“超級呼叫者”（SuperCaller）等工具，每天向數十萬選民發送預先錄製的信息，這一舉措尤為引人注目。自此之後，包括民眾賦權網絡（Populus Empowerment Network，簡稱PEN）、秀時諮詢（Showtime Consulting）和JPAC形象顧問公司（JPAC Persona）在內的一批政治諮詢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在印度選舉中逐漸成為了舉足輕重的參與者。這些公司不僅為印度人民黨（BJP）、國大黨（INC）等全國性政黨提供服務，也為草根國大黨（Trinamool Congress，TMC）、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等地方政黨助陣。至於平民黨（AAP），其在新德里選舉中的競選活動則是由印度政治行動委員會（Indi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簡稱IPAC）一手策劃並主導的。

一、印度選舉的美國化

政治諮詢公司的崛起標誌着印度選舉活動日益呈現出“美國化”的趨勢。這些公司借鑑軍事作戰室的模式運作，匯聚了來自印度理工學院（IITs）、印度管理學院（IIMs）和國家法律大學（NLUs）的專業人士。它們側重於通過選民調查、社交媒體以及微觀定向的數字競選活動來收集數據。諮詢公司引入先進的競選技術，使政黨得以從傳統的實地動員轉向技術驅動的選民互動。

傳統上，印度選舉一直由政黨引領，政治理念與基層動員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近年來，一種以人物為核心的競選模式悄然興起，個別領導人的光芒逐漸超越了政黨本身。諮詢公司紛紛效仿美國總統競選的模式，圍繞個別領導人構建競選敍事，而非聚焦於政黨理念或集體領導。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助力印度人民黨贏得選舉中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國大黨持續依靠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為其選舉造勢，便是這一趨勢的生動寫照。

政治競選的性質已經轉變為一個更為持久且連貫的過程。政治領導人和政黨始終保持競選動員狀態，即便在非選舉期間也藉助社交媒體敍事、電視亮相以及頻繁的集會活動來保持選民的參與熱情。隨着對電視和數字媒體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政治顧問的作用愈發凸顯，而政治廣告、電影風格的競選視頻以及有力的公關活動也已成為印度選舉的顯著特徵。

二、政黨幹部的邊緣化

隨着政治諮詢公司在印度政壇日益穩固，其整合過程也映射出印度政黨內部更為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在民主國家中，政黨通常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橋樑，承擔着多重功能。它們通過與公民的互動，瞭解並梳理影響民眾的問題，進而通過政策宣言和解決方案來動員選民。然而，印度政黨的運作卻面臨着諸多挑戰與困擾。

眾多政黨，尤其是如人民黨（統一派）（Janata Dal United）、民族主義大會黨（the Nationalist Congress Party, NCP）和社會黨（Samajwadi Party）等地區性政黨，其高層領導往往權力高度集中，宛如家族組織，由黨魁掌控全局。從候選人提名到確定黨的基本立場和戰略等關鍵決策，無不體現出高層領導的意志，而非黨內民主集體決策的結果。隨着黨內幹部話語權的削弱、資金匱乏以及組織渙散，政黨在制度層面變得脆弱，形成了一個亟待填補的真空，而這正是政治諮詢公司大顯身手之處。一位參與2024年馬哈拉施特拉邦選舉的高級顧問坦言：“政治諮詢公司受僱於黨的高層領導，並直接與他們攜手開展選舉工作。”它們實際上承擔了政黨幹部應有的職責——向黨的高層反饋公眾意見，傾聽選民訴求，實施選民調查，以及為選舉設定議題等。

雖然政治顧問的介入可能提升政黨的選舉競爭力，但其潛在影響仍需深入審視。政黨依賴顧問來把握政治動態，這在某種程度上繞過了其內部幹部。此外，顧問的意見往往凌駕於黨員、地方領導人及立法會議員（MLA）的反饋之上。據一位近期參與德里選舉的顧問透露，這種做法已引發顧問與黨員間的摩擦，黨員感到自己的角色被“外來者”有意削弱。政治顧問的主導地位，加之個人崇拜政治的盛行，系統性地將幹部體系邊緣化，阻礙了黨內獨立權力中心的形成與發展。

隨着政治諮詢公司日益深入地介入政黨結構，民眾對於未經選舉產生的個人可能對本應由民選代表作出的決策施加過大影響力的擔憂逐漸升温。以西孟加拉邦草根國大黨與國際政治顧問公司（I-PAC）合作為例，有指控稱該諮詢公司在選票分配、關鍵選舉議題的選擇，乃至該黨執政後的治理策略上均發揮了重要影響。這一現象引發了關於此類公司在民主國家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對政黨影響深度的重要議題，亟需社會各界深入思考與討論。

通過將競選活動的核心職能外包給專注於競選流程本身、秉持政治中立或“無立場”原則的專業人士，政黨的意識形態平台往往被邊緣化。政治深植於複雜的意識形態之中，充滿了動盪與矛盾，這是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一旦將這些關鍵方面交由某家公司全權負責，政黨與選民之間原本緊密的聯繫便可能遭受削弱，進而影響民主進程的健康發展。

儘管政治諮詢公司對印度政治生態的具體影響尚未完全顯現，但已有令人憂心的跡象表明，它們可能借商業之名導致政黨制度化程度減弱。面對這一現實，作為這些公司客户的政黨不應迴避，而應積極應對。政黨需致力於強化制度建設，深化內部民主機制，並持續加強與公民的溝通互動，切實履行作為民主制度重要支柱的職責。從長遠視角審視，政黨還需重新審視並堅守其創立之初的基本原則，以確保民主根基的穩固與發展。

**作者簡介：**阿迪亞·納拉因（Aadya Narain），金達爾全球大學法學院學生。

諾提亞爾·迪維揚什（Divyansh Nautiyal），在位於海得拉巴的印度國家法律研究學院（NALSAR）學習。

本文編譯自《印度教徒報》網站2025年2月26日評論，原標題為How political consultancies are rewriting Indian elections，原文鏈接：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how-political-consultancies-are-rewriting-indian-elections/article69261953.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