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印經濟存在一個重大硬傷？這篇學術論文説清楚了_風聞

內容提要

近年來，西方輿論根據印度GDP增速及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五的縱向變化，過度宣傳印度經濟的未來前景。然而，從全球GDP佔比、全球財富佔比以及對標中國GDP增速等橫向變化來看，“印度經濟崛起論”尚不具備充分論據。特別是在英國和法國等國經濟增速減緩的情況下，印度經濟總量世界排名雖然不斷攀升，但規模和質量上升並不顯著。印度經濟發展存在難以跨越的三大硬約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財閥頑疾、無人技術進步下的人口紅利虛化、全球經濟低迷的大週期環境。為了應對經濟挑戰和保持增長速度，在中印關係緊張以及美西方重塑產業鏈供應鏈背景下，印度日漸將中國視為盤剝和利用的“工具人”、本土市場的“競爭者”與“打擊對象”以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位置的“可替代者”。在多重政策目標驅動下，印度近年來積極推進短期利用中國、長期與中國“脱軌”並與美西方“接軌”的“產業替代”政策。然而，這一戰略由於存在邏輯悖論，長期效果無法達到印度預期。而且，“印度製造”取代“中國製造”在可預見的時間週期內更是一個偽命題。

關鍵詞：印度經濟 印度製造 中印經濟關係 印度產業政策

印度GDP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圖源：statista

近年來，印度經濟表現搶眼，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智庫與學術界、新聞傳播界和評級機構廣泛關注。“印度崛起論”繼21世紀初的“中印共同崛起説”再次風行一時。目前，讚譽印度經濟增長成就並對其前景感到樂觀的文章與報道，主要依據來自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印度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五,大有“坐五望三”的可能；其次，近年來印度GDP增速及新冠疫情後的恢復速度較為可觀；最後，莫迪政府對印度經濟現狀與前景的自信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轉移之機相互吸引，彼此借力。然而，2024年在印度國內和國際輿論場對印度經濟成就一片盛讚並看好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競選前景的樂觀情緒下，莫迪第三次出任總理的努力卻遭遇了明顯挫折，非但未能取得預期的席捲七成以上議席的勝利，反而丟掉了60個席位，只能再度依靠競選聯盟地方性政黨維持執政地位。造成印人黨選舉挫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選舉的變數至少證明，近年來印度經濟近乎“完美”的數據並未受到印度選民的普遍認可，印度是否真如莫迪政府廣泛宣傳的那樣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是存在爭議的。印人黨遭遇的選舉挑戰可以被當作印度民眾對其經濟成就真實性或者説“含金量”的一次民意測試，而測試結果顯然無法讓印人黨及其國際宣傳者感到滿意。

一方面，莫迪政府的經濟數據搶眼是一個客觀事實，印度的確已經取得了全球經濟總量“坐五望三”的歷史性成就；另一方面，就在印度經濟規模快速擴大，工業化進程明顯加速的同時，執政黨的基本盤卻在用選票表達不滿。那麼，這一反差是如何出現的？“莫迪經濟神話”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在選舉不利中蹣跚起步的莫迪第三個總理任期，會不會像一些分析人士所預見的那樣調整其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內外政策取向，將精力集中在鞏固經濟發展成果之上？印度政府又是否會對其十年來日漸偏執的對華負面認知進行反思並做出積極調整，尋求與中國至少在經濟合作領域的相向而行？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討論。

一、對印度近年來經濟發展成就的再認識

莫迪政府上台以來，一直將經濟快速增長和印度教色彩濃厚的強勢內外政策作為自己的主要政績。很大程度上，此二者構成了“莫迪神話”的主要支撐。特別是印度在莫迪執政十年內從全球第十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五大經濟體，這一傲人成就在幫助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權完成國內民眾動員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本輪“印度崛起論”的討論中，國際輿論包括印度輿論在內，與更加傾向於強調中印兩國共同發展的中國輿論不同，往往將中國作為競爭參照對象，以印度正在爆發的發展勢能反襯中國“遭遇瓶頸”的現狀，預測中印經濟對比關係的變化。這種輿論造勢在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國際格局下起到了“唱衰”中國以配合西方“脱鈎”鼓譟的作用。在國際輿論場上，印度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是近年來國際輿論“唱紅”印度經濟前景的核心論據支撐。自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經濟總量大約增長了1.45萬億美元，超越英國、法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在中美競爭與全球產業鏈轉移背景下，印度經濟耀眼的表現成為美西方媒體和智庫界“唱衰”中國和“取代”中國的主要依據。

不過需要認識到，大國崛起需要的經濟支撐，不僅來自於縱向比較的自我發展，更取決於和其他經濟體橫向比較的相對位次變化。這是因為基於橫向比較的位次變化能更準確地反映國家綜合實力的相對關係。而且，縱向比較的結論在確定行為體經濟發展成就究竟是主要來自於單體差異性政策還是全球經濟發展週期的作用使然方面更具有説服力。觀測印度經濟發展數據時間軸不難發現，自1991年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以美元計價）不斷攀升，從0.27萬億美元增長至3.57萬億美元。在33年間，印度經濟總量增長了13.2倍。從縱向看，印度經濟發展速度的確令人矚目。但考察國家財富佔世界總量（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標準）的比重變動情況就能發現，印度綜合實力的增長並不像印人黨和西方媒體所宣傳的那樣顯著。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比重從1991年的1.13% 、2013年的2.39%上升至2023年的3.41%。按照這一數據，印度佔全球財富的比重僅擴大了3倍左右。在相同時期，被印度作為標的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從0.43萬億美元到17.66萬億美元的增長，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則從1.73%上升至17.20%，增長了近10倍（見圖1和圖2)。而且，中印兩國的增長質量不可同日而語。

圖源：“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此外，印度經濟世界排名升高的另一個助力則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經濟的下滑。通過對比英法兩個被超越者和印度的經濟表現可以看出(見表1)，印度經濟在增速和全球經濟總量佔比方面表現得相對平穩，並未出現明顯的曲線變化。印度能夠超過英法，固然得益於自身發展，但也與英法增速減緩有着密切關係。英法兩國長期經濟增長低迷，這為印度排名上升騰挪了空間。

圖源：“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近年來，印度經濟總量在全球位次的變化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位次變化並沒有帶來印度國民財富的巨大增加。2014-2023年的10年間，印度國內生產總值淨增長還不到一倍，與總量和世界經濟排名前兩位的美國和中國相比，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持續加大。這意味着印度在綜合國力競爭上的弱勢狀態並沒有得到改善。

作為印度的比較對象，中國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的速度和總量是印度目前無法比擬的。與印度相比，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優勢在於前期經濟增長速度的飛昇為後期財富佔比的擴大奠定了紮實基礎，在保證增速的同時實現了中國在全球財富佔比的持續且實質性上升。全球財富佔比的提高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深度影響了全球經濟格局和國際關係格局。雖然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經濟總量的差值仍然很大，但中國與其國內生產總值排名之後的國家之間的差距也非常顯著。因此，當下的國際經濟格局已經形成了“三區間兩斷層”的中美兩強之勢。在質差存在的情況下，每個斷層之後的段內排名競逐實際上並不具有重大意義。

綜合上述分析得出的基本判斷之一是，印度是否能通過經濟力量的增長改變中印間戰略態勢，並不取決於印度全球經濟排名的位次變化，而是決定於印度能否跨越斷層進入到與中國同一區間，實質性地縮小財富總量和綜合國力上的差距。基本結論之二則是，印度國民經濟增長是否能在印度國內給印人黨和莫迪政府帶來長期執政的穩定基礎，也不取決於印度經濟全球排名的位次變化，而決定於印度經濟成就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印人黨基本盤民眾（可以假定為印度國內佔多數的印度教信眾）的生活質量。顯然，這不但與印人黨政府的財富分配政策偏好有關，更也與印度政府能實際調動的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後者與印度國民生產總值的淨增加額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2023年，印度首次躋身世界前五大經濟體。印度進位全球第五取代的不是別國，恰恰是自己從前的殖民宗主國英國。英印易位對於竭盡全力推動“大婆羅多”理念以實現古印度文明覆興的印人黨及其基本支持者來説，其象徵意義和政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如此，印度用了和中國一樣長的時間從世界經濟體量前十進入前五，至少在這一數據上，印度“複製”了中國的成就。這也是一件可以讓印人黨贏得更多國內外讚譽的執政業績。理論上，2023年印度的經濟排名變化會給印人黨在次年舉行的全國大選帶來不可估量的紅利。然而，印人黨卻在謀求第三個執政任期的選戰中遭遇重大挫折。全國民主聯盟縮水了63個議席，其中60個來自印人黨。不僅如此，縮水最嚴重的地方不是少數民族少數教派低級種姓佔多數的邊遠邦，恰恰是印度教人口最集中的腹心地區。以印人黨重要票倉北方邦為例，2024年印人黨在北方邦贏得了33個席位，而在2019年為62個，2014年為71個。

邏輯上，耀眼的經濟增長數據沒有轉化為選舉優勢，要麼是由於選民的關注焦點不是經濟，要麼是選民對數據的真實性存在懷疑。前者往往是因為國家存在嚴重的政治危機或者安全挑戰，後者則更多源自於選民獲得感和經濟數據表現之間的落差。印度近年來國內政治穩定，外部安全形勢良好。選戰開始前，印人黨和競爭對手都沒有意圖將選民的關注焦點引向經濟以外的領域。那麼，印人黨此次挫折就只能歸因於選民獲得感和印人黨經濟數據記錄之間的反差。多年來，印人黨和國民志願服務團（RSS）鋪天蓋地的自我吹噓極大地提升了民眾的心理預期，而數字上的快速增長卻沒能給民眾帶來足夠的獲得感，這使得莫迪政府最終付出了一定代價。十年來，印人黨和莫迪政府不遺餘力地向國內國際傳遞印度已經崛起為與中美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的信息，但實際上，印度從世界第十大經濟體躍升為“坐五望三”卻並不是因為印度經濟規模和質量出現了鉅變，而是美國以外的老牌西方國家嚴重衰退，導致印度可以在國內生產總值十年增長不到2倍的情況下，連續超越歐洲老牌強國。而且，印度經濟總量的倍增並未改變印度人均國民收入在低收入國家區間徘徊的現實。直至 2023年，印度的人均GDP僅為2500美元，遠低於中國的人均GDP。

縱向對比，中國“十進五”的過程雖然同樣用了十年，但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倍(1995年為6萬億人民幣，2005年為18.73萬億人民幣) 。不同的增長質量，民眾的獲得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印度民眾沒有像中國民眾一樣隨着國力的提升，可支配財富明顯增加。這是印人黨執政十年後，部分民眾開始對莫迪感到厭倦的根本原因，也是2024年印度大選中，印人黨的實際成果遠未達到預期的一個關鍵因素。而且，恰恰是這次被印人黨事前寄予厚望並大加張揚的選舉及其遠不及預期的結果，促使人們認識到或許有必要對印度經濟增長的實際狀況進行再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對印度的經濟增長前景和中印經濟關係走勢進行再思考，以避免陷入國際輿論界特別是西方和印度輿論界多年來在相關問題上設置的話語陷阱。為此，本文將從印度經濟增長總量、速度和質量入手，分析經濟制度、技術進步和國際環境對印度經濟發展前景的硬約束作用。同時，在對印度經濟“祛魅”的基礎上，剖析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的多重心理，認清印度對華經濟行為的複雜心態。最後，針對印度對華產業利用、競爭、打擊和替代策略，提出相應的應對措施思考，以破解國際輿論場上盛行一時的印度即將甚至已經成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替代者的論斷。

二、印度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與挑戰

國內生產總值雖是一個廣泛使用的經濟指標，但其在衡量一國經濟增長時往往存在諸多不足。僅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映襯印度經濟前景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其經濟發展的真實態勢與未來趨勢。近年來，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保持較高增速，作為後發國家的印度在中美競爭和全球產業鏈轉移背景下迎來了時代機遇，有其發揮優勢與釋放潛力的可能。不過，作為大型經濟體的印度若想實現長期經濟增長，需要得到三個方面的支撐，分別是具有能夠促進增長且可持續性的經濟制度安排、有競爭優勢的國內經濟要素以及有利於增長的國際環境。目前從這三個方面來看，印度依舊面臨諸多約束和挑戰，甚至存在結構性問題，且有些領域是與印度的歷史文化傳統、國家基本制度嵌套在一起，僅僅依靠執政集團的經濟政策或者執政策略調整難以改變，需要進行深刻徹底的社會變革。

第一，印度的基本經濟制度仍然是財閥發揮核心作用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頑疾沒有且不可能因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路線而消除。作為遵循資本主義制度的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財閥現象，在莫迪推進印度國族構建的進程中，其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強。多年以來，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邏輯上，印度建立了一套以財閥制度支撐經濟發展的制度性框架。自英印政府時期，英國殖民者為了在種姓社會的印度控制管理成本，選擇高種姓羣體作為其商業、工業和地方行政事務的管理者，此時的印度已經形成了“親密”的政商關係的雛形。獨立以後，接管印度的主要成員大多是英印時期的管理者，他們從英印管理者以“舊人穿新衣”的方式成為了新國家的領導。英國引入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印度種姓社會結構中延續，限制了階層流動性。事實上，早在英國殖民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印度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斷層從未彌合，上層的特權在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加持下變得更加鞏固。由於以上歷史和社會因素，財閥或者説大資產階級在印度發展的過程中以符合民主制度的方式對政治經濟特權加以“繼承”並代際相傳，成為印度國家經濟發展方針、路線的實際決策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財閥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弊端，不僅沒有隨着印度的現代化進程而逐步淡出歷史舞台，反而在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始終發揮着關鍵作用。在莫迪執政的十年，財閥的地位甚至更加突出。

財閥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缺陷，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經濟結構不合理且人口眾多、社會固化的印度，財閥仍然是各執政黨在重要關頭能夠選擇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合作伙伴。看似短期內印度財閥集團能夠為執政者提供大量的財力及有效的發展能量，但財閥制度的兩大結構性頑疾依舊為印度經濟實現良性發展塗上了灰調色彩。一方面，財閥趨利的本性使得他們並不會真正致力於解決印度社會的貧困與不平等，其經濟特權對政治生活的侵蝕反而加劇了貧富差距。1991年拉奧政府開啓經濟自由化改革，本質上是在印度面臨外匯危機下的策略性選擇，從未將惠及普羅大眾作為主要政策目標。曼·辛格和莫迪的經濟政策也重點關注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經濟發展成果惠及範圍的擴大。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3/2024人類發展報告》統計，印度2022年人類發展指數（HDI）為0.644，世界排名第134位（共 193 個國家)，落後於其鄰國，包括孟加拉國（第129位) 、不丹（第125位) 、斯里蘭卡（第78位）和中國（第75位) 。同時，2022年印度的不平等調整之後的人類發展指數（IH-DI）為0.444，低於IHDI0.574的世界平均水平。從上述兩項數據可以看出，印度的IHDI數值與HDI數值差已達0.2，反映出印度不平等程度要遠高於世界GDP排名前十的國家。樂施會（Oxfam India）在《富者生存：印度的故事》報告中指出，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現在擁有該國總財富的40%以上，而底層人口在2012年至2021年總共只分享了3%的財富。該國的邊緣化羣體如達利特人、阿迪瓦西人、穆斯林、婦女和非正規部門工人，在一個優先考慮最富有者的制度中繼續受苦。與富人相比，印度的窮人繳納的税款不成比例地高，在必需品和服務上的支出也更多。這種不平等現狀與社會流動性弱交織，致使財富聚集情況愈演愈烈。在此循環中，貧困率的減少更像是門檻的降低，而非經濟發展帶來的實質性改善。根據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 計算，印度社會流動性在82個國家中排名第76位，一個出生在印度低收入家庭的人要經過近七代的努力才能接近本國平均收入水平。這正是財閥為了追求其商業利益，通過對政治和經濟權力控制和部署將極端貧困者“拒之門外”的結果。

另一方面，印度財團的買辦型特點決定了其很難與莫迪政府強調的“印度式自力更生”發展道路長久同行。具有買辦特質的印度財閥集團，常常會藉助親密政商關係和既有的資本積累獲取相關領域的政策性傾斜。這種傾斜很容易在印度追求經濟騰飛的進程中造成大量“尋租”行為。印度政商關係的實質就是財閥寡頭和民粹主義政黨的聯合，但這並不意味着財閥會遵循執政黨的民粹主張，恰恰相反，由於逐利天性，財閥更加關心的是家族財富的無限擴大以及對國民經濟的掌控。儘管莫迪認為“創造財富是為偉大的國家服務。讓我們永遠不要懷疑財富創造者。如果財富不被創造，它就不會被分配；若財富不被分配，那麼這個國家窮人的福利就不會得到改善”。然而，印度財閥集團卻絲毫沒有表現出在“創造”財富後對改善窮人福利的熱情。不僅如此，從全球化背景下審視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對國家經濟競爭的認識水平和責任擔當就會發現，印度財閥集團無意願建立一套獨立於西方的印度經濟體系，構建完整且自主的經濟體系從來都不是財閥的目標，他們反而認為和西方財團緊密協作甚至相互勾結，進而融入西方乃至接受西方經濟體系的控制才是印度財閥集團低成本獲利的最佳途徑。雖然不同國家的財閥之間也會有矛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本質上，他們依舊是國際資本主導下的金融全球化的忠實支持者。與美國的金融資本一樣，推動本國工業化發展、提升經濟體系的健全性和穩定性，從來都不是印度財閥對政府進行遊説的初始動機。財閥攫取社會財富的本質，決定了他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願意支持本國工商業特別是製造業的崛起。對印度財閥來説，這一點尤為突出，畢竟早在殖民地時期，他們就與西方特別是英美資本建立了蛛網纏結的利益關係，這給莫迪具有濃厚印度教色彩的自力更生經濟發展前景蒙上了濃厚的陰影。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預言，如果有一天印度的財閥發現莫迪與華爾街之間存在矛盾的時候，財閥們的選擇會讓印度人第一時間認識到什麼叫作“資本無國界”。

第二，在無人技術進步的大趨勢下，印度人口能否轉化為紅利有待考量。儘管在中美競爭、全球產業鏈轉移背景下，印度看似獲得了時代轉折機遇，但此次轉折所攜帶的無人技術改變了後發國家技術獲得的難易程度和發揮自身人口優勢的門檻。僅從人口數量來看,“唱紅”印度經濟的另一大論據是其龐大的人口數量與合理的人口結構，能夠為印度提供可觀的人才儲備和廉價勞動力，擁有較長時間的“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增長並不一定導致經濟增長，且“人口紅利”的實現需要具備勞動力規模較大和撫養負擔較小這兩個基本要素。就印度而言，就業崗位持續性吸納大量適齡人口在無人技術進步的背景下難度有所提升。就老齡人口數量來看，2022年印度65歲及以上人口共有97734540人，占人口總量7%(2014年僅為5%) 。老人撫養（佔工作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從2019年8%上升至2022年10%。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無法將適齡人口有效轉化為勞動力以提供可觀的財政税收，迅速增長的老年人口數量將給印度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險體系造成巨大財政壓力。在印度人口優勢尚未消失之前，此壓力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印度政府會在就業與老齡人口兩個方面皆面臨發展困境。

如果將印度人口數量置於無人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就會發現無人技術對印度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是複雜且多維的。它既帶來了就業結構的變化，也促進了技能需求的升級，同時還影響了勞動報酬和工作性質。牛津馬丁學院曾發佈了一項研究成果指出，隨着人工智能（AI）的發展，機器人變得越來越靈活，這可能導致許多以前被認為是不可自動化的任務實現自動化。這對想要通過製造業增加就業的印度來説無疑將產生不利影響。2018年，普華永道對印度的人工智能與就業評估也強調了自動化在印度經濟發展中對製造業的衝擊最大。除了對低端就業市場的衝擊，無人技術對教育的要求是持續性的，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對技能需求產生了顯著影響。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2022年印度完成中學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2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13.2%，完成碩士或同等學力教育的人口占2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3.2%。此外，教育成本對於印度家庭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2022年有一篇文章指出，印度普通高等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45.8%，而專業高等教育支出佔比為74.5%。對政府而言，根據《世界發展指標》數據計算，2019-2021年，印度政府教育支出總額佔政府支出百分比雖呈現下降趨勢，但佔比平均為14.79%，佔國家GDP的平均比重為4.28%。可以看出，目前印度的人才儲備和教育成本仍是比較棘手的問題。

在無人技術的工業應用成熟之前，人口超大經濟體可以通過發展低端製造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人工成本作為謀求發展的“第一桶金”。然而，隨着無人技術工業化應用的成熟，製造業成本在生產環節最終由能源、原材料和加工設備運行成本等因素共同決定，人力成本的影響將會下降，勞動力成本低雖是印度的比較優勢，但在無人技術應用規模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印度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發揮存在上閾阻擋，即勞動力成本優勢在無人技術的衝擊下逐漸縮小。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啓動工業化進程的奠基價值，在無人技術成熟以後將不可避免地明顯下降，即使依然可以大量提供有效的適齡勞動力人口，也無法保證工業化進程能夠在完成積累後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渡。

第三，全球政治經濟態勢將削弱印度藉助國際市場實現工業崛起的可能性。表面上看，受中美競爭加速與“印太戰略”影響，在全球產業鏈轉移開啓5.0時代背景下，印度依託其自身地緣政治優勢和發展潛力，高調扮演“民主國家關鍵合作者”“對華產業替代者”角色，並積極融入“印太戰略”以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通過加速雙邊談判提升貿易多元化水平，大力扶持製造業以爭取實現對華產業替代，頻繁推行對華經貿打壓甚至“脱鈎”。國內外部分學者和輿論認為，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過程中，西方國家尋求“中國替代”將為印度的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外部助力。一些關鍵數據如近年來印度吸引外資的數據變化也似乎表明印度把握住了機遇，以國內政策制定對接美西方國家實際需要，大力推行印度製造業發展，認真扮演全球產業鏈承接者角色，以快速經濟增長成功躋身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但是，通過數據分析就會發現，所謂的“戰略機遇”並未讓印度吸引到更多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印度自2015年開始推行的“印度製造”計劃也並未實現製造業的實質性進步。如表2所示，2019-2023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出現整體大幅下降。排除全球經濟疲軟的外部影響因素，對比周邊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增幅與佔比，至少能夠説明在此次產業鏈轉移浪潮中，印度並非完美的“承接者”。2023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資僅佔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3.22%，僅此就打破了全球戰略態勢推動印度經濟發展的絕對論斷。與其他主要承接國相比，有利的國際環境所帶來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於印度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小。同理，當下局勢對於印度製造業的推動作用似乎也並不明顯。如圖3所示，儘管具有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 策的支持，印度在“印度製造”口號下製造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22年下降至13.3%，2023年繼續下降至12.84% ,遠低於2022年（後修訂為2025年）實現25%的政策目標。

圖源：“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製造業的疲弱除了印度財閥的投資偏好以及印度製造業自身競爭能力相對低下以外，還需要從國際經濟增長的週期中尋求解釋。一方面，大型經濟體的長期增長總會受到全球經濟運行週期的影響。國際市場的客觀需求是不以國際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行為體的意志為轉移的。儘管美西方主導的對華“脱鈎斷鏈”之策，為印度發展本國製造業提供了機會，但全球經濟低迷使得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在生產要素方面從追求效率轉化為追求安全。這種泛安全化的思想賦予了第五次產業鏈轉移的一大特徵：雙向化，即中低端產業轉移和中高端產業迴流。在此前提下，印度是否被美西方國家視為“安全且可靠的轉移對象”，取決於其產業自主和技術獨立的程度。程度越低，對於美西方國家來説越可靠，但這與莫迪政府建設“自力更生的印度”的目標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從宏觀角度來看，美西方以最終消費者的身份控制需求端和技術端，進而推進實現對全球產業鏈控制能力的不斷提升。但全球經濟低迷，消費能力減弱，作為產業鏈控制者很難再如以往那樣為印度提供長期工業化的市場刺激。加之產業鏈轉移的雙向化，美西方在產業轉移地的選擇中政策趨於保守，本國的產業復甦優先於對印度的開放。或許，對印度有利的國際環境在經濟發展和技術帶動方面僅是一個相對概念。

綜上所述，在現有的國際環境下，印度作為後發國家和大型經濟體，其發展前景不僅在於自身優勢能否充分釋放，更取決於是否可以通過自身策略調整改變制度、技術和環境等方面的硬約束。依託以上框架進行簡要分析，可以看出印度的經濟增長雖然近年來表現搶眼，但從以上三個方面來看，印度取得的進步還難以被認為是顛覆性的，其經濟增長並未能滿足印度民眾的心理預期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印度對華經濟政策心理與策略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和國際關係學界流行着一種觀點，認為中印雙方都是發展中大國，有着廣泛的經濟合作基礎，中印經濟關係應該是兩國複雜關係當中比較具有建設性的部分。然而，不論中方如何強調自己的論點，一個基本事實是近年來隨着印度經濟增長至少是表面上速度的加快和質量的提升，印度對華經濟政策逐漸強硬，中印合作共贏的理想狀態並沒有體現在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的預期目標之中。自2020年以來，莫迪政府以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國家安全審查為由，積極尋求擺脱對中國供應鏈嚴重依賴的舉措，大力推進“印度製造”本土化和印度化的目標。在此背景下，印度將中國視為盤剝和利用的“工具人”、本土市場的“競爭者”和“打擊對象”，以及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位置的“可替代者”，積極推進短期利用中國，長期實現與中國“脱軌”轉而與美西方“接軌”的“產業替代”政策。

（一）

將中國視為盤剝和利用的“工具人”

由於客觀上存在印度本土製造業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印度並未採取完全與華切割的經貿產業政策，而是把中國當作可以短期盤剝和利用的“工具人”，加緊利用中國產業資源完成自主生產能力的提升。

第一，對印度的中資企業堅持“本土化”戰略和“共同成長”理念，不僅拒絕中國企業享受印度相關產業促進政策，還動輒對中企百般刁難。2017年印度商務部《對外貿易政策》明確提出，中國是印度在東亞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並鼓勵中國投資印度製造業。由於莫迪政府號召和承諾，加之印度向設立工業園的中企提供部分投資返還和税收減免等政策，中國企業紛紛到印度落實投資項目。然而，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投資企業相比，印度政府給予中資企業的優惠力度常常縮水或不予執行。2020年以來，印度陸續出台“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促進電子製造、電動汽車、光伏組件等激勵政策，中資企業即使符合相關指標和條件，也無法從中受益。以中國手機企業為例，印度財政部報告顯示，僅2021-2022年，包括傳音、Realme 、一加等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為當地創造了7.5萬個就業機會，並在印度各地僱傭了8萬名銷售和運營人員。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經營，為印度當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對印度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然而，這並未換來中資企業在印度享有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第二，印度政府逼迫中企合資化或通過製造業外包方式向印度企業讓利，稀釋中國企業在印度合資企業的股份。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度對在印中資企業採取了一系列不友好政策。2023年以來，印度變本加厲，企圖干涉中國企業經營，強迫其將製造業務外包給印度公司，以滿足本國手機制造商在獲得“生產掛鈎激勵計劃”獎勵後的製造需求。2023年6月，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與中國手機制造商舉行了會議，要求他們在當地業務中引入印度股權合作伙伴，任命更多印度高管擔任公司高層職位，向印度製造商提供更多合同以支持當地製造業，並僱用當地分銷商。在該項要求下，中企不得不與已申請PLI的印度本土企業進行股權合作。據《印度時報》2024年6月16日報道，塔塔集團正在加快推進面向Vivo的股份採購談判，擬收購Vivo在印度的多數股權。目前，Oppo也正在同印企洽談合資事宜。其中，印度本土電子製造商迪克森科技和卡邦公司是從中國企業獲得新業務的主要受益者，不僅獲得了大量的製造訂單，還獲得了部分零部件的獨家合作。據悉，Vivo還將啓用位於新德里南郊新歐克拉工業發展區(Noida）的新工廠，並且計劃在印本土採購攝像頭穩定模塊、OLED顯示屏、內存模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逐步打造穩定的印度本土產業鏈生態。進入印度市場的中企汽車品牌也陷入“要麼退出印度，要麼將多數股權出售給當地投資者”的兩難困境，比亞迪擱置了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建電動汽車工廠的計劃，長城汽車遣散了所有印度總部員工，暫時退出了印度市場。中國上汽集團的名爵印度公司從獨資變為合資，印度最大鋼鐵生產商金達爾西南集團(JSW）獲得新合資公司(JSW-MG Motor India）35%的股份，上汽名爵印度公司被迫“國有化”。

第三，印度對中企員工簽證實行雙重標準。一方面，印度政府限制中資企業關鍵崗位員工的工作和商務簽證。2020年初，印度取消了對中國人的電子商務簽證，並停止簽發商務和工作簽證。這導致在印度的中國員工無法輪換，高層管理和技術人員無法返回，致使公司縮減規模或關閉。另一方面，對有助於印度產業鏈、與印度或西方企業合資、願意分享技術的三類中企員工開闢“綠色通道”。例如，班加羅爾地鐵的首列無人駕駛列車於2024年2月6日從中國運抵印度後，由於迫切需要中國技術人員指導組裝，相關團隊人員簽證如期獲批。為實現必要行業中國技術人員的正常流動，莫迪政府已啓用面向生產掛鈎激勵（PLI）行業中國技術人員的短期商務籤審批網站，內政部正向相關部門培訓網站操作流程。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只歡迎對其有利的中國人員前往印度。

（二）

將中國視為本土市場的“競爭者”和“打擊對象”

長期以來，印度認為無論是想要扭轉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還是通過“印度製造”實現“產業興國”的目標，都必須與製造業大國的中國展開競爭。蘇傑生稱,“如果有一個像中國這樣的鄰國，印度必須學會競爭……如果印度加大力度發展製造業以促進經濟增長，就能擁有更多外交資源和工具，真正影響全世界。”作為回應，印度實施了一系列“定向制裁”措施，旨在遏制中國製造產品在印度市場的“氾濫”。

第一，印度政府部門修改或出台新規，限制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活動。如表3所示，印度政府慣用“泛安全化”手段，禁止或限制中企在印投資和生產，迫 使中企離開印度市場，給中國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失。

圖源：“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第二，印度通過原產地信息核查、加徵關税和貿易調查等手段，對中國產品設置更高的貿易壁壘。首先，對原產自中國的產品進行嚴格核查，支持抵制中國產品的行動。印度商工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要求私營在線零售商明確標明產品的原產國，並添加“中國製造”標籤。印度貿易聯合會（CAIT）公佈了500多種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清單，要求這些產品全部停止銷售，涉及快消品、耐用消費品、玩具、傢俱面料、紡織品、建築五金、鞋類、 服裝和廚房用品等。同時，該協會還發起了名為“Indian Goods-Our Pride”( 印度商品—我們的驕傲）的抵制中國商品運動，以減少印度賣家和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的行為。其次，印度上調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税並加徵反傾銷税。自2018年以來，光伏電池片和組件的基本關税分別提高至40%和25%，座椅、燈具和牀墊等傢俱的税率從20%上調至25%，並對98種中國產品徵收反傾銷税。受此影響，中國光伏、傢俱等產品在印度市場的出口份額持續下降。印度在“印度製造”戰略目標的驅動下，以各種措施強化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因此，印度一直是對中國進行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根據商務部中國貿易救濟網的數據統計，2019年至2024年，印度對華髮起了9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2023年發起了22起，超過美國成為當年全球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

第三，印度税務部門經常對在印中企開展大規模進駐式税務稽查，尤其將中企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由於印度沒有統一完善的外資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給印度稽查機構提供了針對中國企業“合規審查”的空間。尤其中印關係降温後，以在印中國手機品牌企業為例（見表 4)，印度税務部門常常以外匯管理和税務問題對其進行“突擊稽查”並開具“天價罰單”。近年來，印度對在印中企的懲罰行動不斷升級，不僅限於税務稽查和罰款，還包括指控其涉嫌洗錢、欺詐、逃税及經營空殼公司等行為。2023年12月，Vivo印度子公司兩位高管和一名顧問以涉嫌違反印度《防止洗錢法》為由被捕。2024年初，印度執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在新德里、昌迪加爾、哈里亞納邦、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的19個地點進行了突擊搜查，調查中資金融科技公司涉嫌洗錢的活動。上述嚴苛的税務稽查活動，不僅影響了印度的投資環境，還傷害了中印兩國經貿合作的信心。

圖源：“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三）

將中國視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位置的“可替代者”

在過去五年裏，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供應鏈危機以及日益強硬的產業政策等一系列動盪，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出口製造業版圖。美西方國家正積極推動建立“去中國化”的產業鏈供應鏈網絡，印度則趁勢實施與中國“脱鈎”轉而與美西方國家“接軌”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試圖以“印度製造”取代“中國製造”，謀求成為新的全球製造中心。

第一，印度加快與中國經濟的“脱鈎”步伐，以減少對中國關鍵原材料的依賴，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印度認為，以中國全產業鏈配套的集羣與成本優勢，如果印度不與中國脱鈎，就難以將“印度製造”推向市場。在退出《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RCEP）之後，莫迪政府以中印貿易逆差為由開始對華經貿脱鈎，加勒萬河谷衝突加速了這一進程。自2020年以來，中國企業赴印投資驟降。2020-2022年，印度政府收到382份來自中國的投資申請，僅80份獲得批准。2019年底，印度有超過1000家中資企業，到2021年10月，這一數字已減少至大約700家。截至2024年2月，這一數字進一步縮減至300家。與此同時，為了擺脱關鍵原材料的對華依賴，印度政府積極尋求新的合作伙伴。2024年3月10日，印度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簽署自貿協定，取消大部分工業產品進口關税，以換取EFTA國家對印度醫藥、機械和製造業等行業的投資，成立合資企業以幫助印度實現進口多元化。2024年1月15日，印度國有企業首次涉足鋰礦的勘探和開採領域，哈尼吉比迪什印度有限公司（Khanij Bidesh India Ltd.）與阿根廷企業簽署了一份價值20億盧比的鋰勘探協議，開發阿根廷5個鹽湖滷水型鋰礦區，推動鋰電池供應鏈多元化。過去幾年，印度在拒絕加入RCEP後，也積極與澳大利亞、阿聯酋等國簽訂雙邊自貿協定，以拓展雙邊自由貿易渠道。據印媒報道，印度與阿曼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與英國、海合會、東盟、歐盟等的談判進展也處於不同階段。

第二，印度利用美西方對華“脱鈎斷鏈”之機，配合美國、日本等打造所謂的“彈性供應鏈”，以承接從華撤出的產業鏈與投資，試圖以“印度製造”取代“中國製造”。一方面，印度通過劃撥土地、財政補貼等方式吸引開展“中國+ 1”戰略的企業赴印投資建廠。早在新冠疫情暴發之時，印度政府就積極聯繫超過1000家美國企業，準備提供多項優惠政策以吸引這些企業把海外分支機構遷往印度。印度政府將電氣、製藥、醫療設備、電子等作為促進製造業發展的重點領域，要求印度駐外機構加大上述領域引資力度。與此同時，印度政府已在全印範圍內劃撥總規模約為盧森堡國土面積兩倍的土地（此前多項外企投資因土地徵用問題而擱置)，用以吸引並安置從中國撤離的外國企業。通過莫迪政府的不懈努力，僅印度數字領域就吸引了谷歌、亞馬遜、Facebook等巨頭的長期投資。2020年4月下旬，Facebook、谷歌、英特爾、高通等企業向印度電信公司“吉奧平台”(Jio Platforms）投資約200億美元。其中，谷歌還承諾未來5-7年預計相繼投入100億美元以推動印度的數字化建設，是迄今為止谷歌在印度的最大一筆投資。亞馬遜公司和沃爾瑪則看中印度電商市場，向電商部門投資22億美元以支持印度中小企業參與線上銷售。日本政府也緊跟美企步伐，在2019-20財年的補充預算中，日本撥出2.21億美元用於補貼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公司。日本經濟產業省在第二輪申請中，將印度的公司新增至“日本-東南亞國家聯盟供應鏈彈性的名單”之中。另一方面，印度積極與美西方締結“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等雙邊產業技術框架，與其開展半導體科技合作，以此在西方企業打造“排華供應鏈”而從中獲利。在半導體行業，美印雙方就半導體供應鏈、技術研發和人才培養等展開了長期合作。美國和印度簽署了半導體供應鏈和創新夥伴關係諒解備忘錄，美國半導體協會與印度電子與半導體協會成立工作組，從政府和私營部門促進兩國商業機會和半導體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美國存儲芯片大廠美光、半導體設備大廠泛林集團和應用材料均宣佈了對印度實施新的投資計劃，美光公司還與印度合資建設了一座價值27.5億美元的半導體封裝工廠，計劃於2024年底投產；美晶片設備製造商應用材料公司(AMAT）計劃投資4億美元在印度設立新工程中心；泛林集團通過3D仿真平台提供虛擬納米制造環境，以幫助培訓印度的下一代半導體工程師。

第三，印度通過“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扶持印度製造，增強世界對印度供應的偏好。2020年，印度推出旨在為企業銷售印度製造產品提供激勵的PLI計劃。隨後，印度政府將PLI計劃擴大到14個行業，包括電信、白色家電、紡織品、醫療設備、汽車、特種鋼材、食品、太陽能光伏組件、先進化學電池、無人機和藥品製造業，包含了所有印度當前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針對中國處於出口優勢的電子移動設備行業，印度在 2021年底批准了一項針對電子行業的激勵計劃，提供100億美元以吸引大型全球半導體制造商在印度設立分支機構，從而將印度建設成為全球電子系統設計和製造中心,最終尋求“在全球移動電話生產市場上與中國和越南競爭”。印度為自己設定了到2025年電子產品生產達到3000億美元的目標，其中包括1000億美元的出 口。從國際市場來看，印度對中國的同位競爭和替代挑戰確有呈現。過去五年，印度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的贏家之一。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國的排名從第19位升至第17位，成為紡織、服裝、配飾、珠寶和眼鏡等行業的重要供應商。以世界最大的進口國—美國為例，2018-2022年，印度對美國的出口猛增230億美元，增長44%，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下降10%。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機械設備減少了28%，但從印度進口的機械設備卻增加了70%。根據2023年11月路透社的報道，沃爾瑪在美國市場進口的商品中，來自印度的佔比從2018年的2%上升至2023年的25%，而來自中國的佔比從80%降至60%。而且，此前超過95%的iPhone產品都在中國製造，但隨着蘋果三大供應鏈夥伴富士康、和碩以及緯創不斷加大對印投資，蘋果產量在印持續提升。蘋果公司不斷縮短印度與中國的“生產時差”，印度幾乎與中國同時生產最新的iPhone機型。2023-24財年，蘋果供應商在印度生產的iPhone價值達140億美元，佔全球總產量的14%，即全球每七部iPhone中就有一部來自印度。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例舉並不是站在中國視角批判印度對中印經濟合作的心態不健康或者不正常。莫迪政府的對華經濟心理及其行為是完全可以用實用主義動機和機會主義策略來進行解釋的。分析印度對華經濟心理的意義也不在於試圖解決中印兩國的對外經濟心理和行為誰對誰錯的道德觀問題，而在於明確一點，即印度對華經濟領域中的種種行為並不是印度政府的無心之舉，而是站在印度的經濟發展階段，從最大化印度利益的角度採取的階段性策略。這種策略莫迪政府已經執行了多年，2024年大選後出現調整的可能性是相當微弱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莫迪的經濟成績單未達預期，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外都已經確立了牢固的根基，成為莫迪政權的主要精神支柱。在沒有遇到強烈阻撓的情況下，印人黨和莫迪自然也無動力對印度教民族主義指引下的內外政策進行反思。可以預判，在莫迪第三個任期內，印人黨政府不可能對自己的政策包括對華經濟政策進行方向性調整，可能引發調整的變量僅僅只是印度政府的國內動員能力和對外行動能力。

當然，內外行動能力的變化是分析一個執政集團政策走向的重要參數。但是，首先需要看到，這種變化的方向性意義並不明顯。也就是説，執政集團不太可能因為能力下降而調整內外政策方向，充其量只會將手中的資源和預期目標重新排序而已。其次，還需要看到的是，政府的資源總是被優先用於解決國內問題，除非國家處在全面戰爭狀態之下，這使得用以實現對外目標的資源所佔比例總是有限的。印度政府和任何國家政府一樣，從未也不可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使用在對華或者對巴戰略上。這意味着莫迪政府即使出現政策資源不足、行動能力下降，首先受到影響的也是其國內政策而非對外戰略。更為重要的是，莫迪政府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調整其對外政策。需要認識到，莫迪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大選中的加分項，而不是減分項。不僅如此，從過去十年的執政歷程看，印人黨政權雖然在國內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遠不如外界和其自身吹噓的那樣炫目，但其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卻有目共睹，莫迪的確顯著地提升了印度的國際地位，並且其對鄰國充滿敵意的攻擊和挑釁行為也並未引發嚴重後果，更也沒有讓印度因之付出足以動搖其意志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沒有理由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

未來，印人黨將延續其已得心應手的煽動策略，在國際反華輿論的配合下，在印度國內外繼續大肆鼓吹所謂“中國威脅論”，以強化國內政治動員，並通過製造“他者”認知以完善印度教“大婆羅多”話語敍事，同時為自己從同樣反華的美西方陣營贏得更多支持。印人黨及其宣傳機器也將更加頻繁和肆無忌憚地利用所謂“中國威脅”與邊境問題的話題激起民憤，試圖通過表現對華強硬立場吸引更多國內外支持。印度一些政客會繼續借炒作涉華議題造勢，尤其是繼續拿中印邊界問題做文章，並圍繞邊境問題採取基建、增兵以及加大投入等一系列“造緊張”但又“壯聲勢”之舉，以服務於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外的政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莫迪政府在某一個時間段內釋放出的中印經濟關係緩和信號，並不能作為評估印度對華政策調整的重大指標，更不能據此對印度可能的對華政策走向懷有過高估計。

作者簡介：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所長、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南亞地區研究與中印關係

吳俊，中國社科院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印度洋問題與中印關係

張展毓，中國社科院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印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