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説三遍：美國之音不是媒體，不是媒體，不是媒體_風聞

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大筆一揮，宣佈關停美國知名的外宣管理機構國際媒體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連帶着這個機構下轄的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等專司意識形態滲透和對抗的所謂“媒體”一起斷了糧。這樣的事情，自然讓一批反華機構的擁躉破了防。例如同樣是脱胎自冷戰時期，美國在西德部署的心戰體系的繼承者德國之聲就説，關閉對外廣播是“否定美國80年來支持信息自由的歷史”。

很有趣，在之前美國國際開發署關停一事上，我們作為吃瓜羣眾，就已經看到了破防的羣體行為藝術。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其實或多或少都知道無論是國際開發署還是國際媒體署，都幹過見不得人的事。但具體這兩個機構有多麼罪有應得，或許知之寥寥。問題在於，它們一個偽裝成對外援助的機構，一個偽裝成所謂客觀、中立的媒體。如果你不去刨根問題地去看這兩個機構的歷史，還真的是人畜無害。

記憶中第一次知道美國之音，是上學時英語老師告訴我們如果想練英語口語和聽力，可以聽美國之音的節目。自然，美國之音的確有專門面向中國人的Special English，以及一系列“學英語”的節目。當時我也的確不知道這個機構應該算做什麼。哦對！應該叫廣播。所以，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回去根據老師的建議去聽美國之音的廣播，但這個廣播事實上不那麼容易通過“正常”的手段收聽到，而後來工作了，我終於知道了為什麼。

那有些人就要質疑了：你憑什麼説美國之音不是媒體？

憑什麼？答：憑它做的事，憑它的歷史，憑它從孃胎裏帶出來的東西。

美國之音不會主動在自己的歷史上講那些不光彩的事情，相反他們在自我介紹時會把自己打造成偉光正的天使形象，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之音的誕生本身就是美國心戰體系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管單位國際媒體署的前身，可追溯至專門用於情報和心理戰的戰時情報局（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或稱戰時新聞局。他們早期用於對德國的心理戰和信息戰。後來，納粹覆滅，蘇聯又成為了對手。這裏有個有趣的細節，美國人建立美國之音的初衷，源於對英國廣播公司的羨慕，他們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BBC。所以，美國之音初期的發展中，還得到了BBC的幫助，比如共享中波信號發射機。

1950年10月，為了發起針對蘇東國家的宣傳（Propaganda）攻勢，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授意下，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召集了一批美國學者組成了高度機密的研究小組，項目代號“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目的不言自明。而該計劃的一個重要目的，即找到把“真理”傳到“鐵幕”後面的理論和方法。而在杜魯門政府的統一部署下，美國公開進行了名為“真理運動”（Campaign of Truth），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一道，形成了一場總體的心理宣傳戰。這其中，就包括了指導“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等專門用於煽動蘇東國家內部叛亂的宣傳機器，突破蘇聯“干擾”的計劃。

根據特洛伊項目組的建議和主張，“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BBC）採取了一致行動反擊蘇聯的“干擾”行動，通過增加廣播的數量、頻率，以及一系列的技術加強和改進。1951年4月，“美國之音”將自己在蘇聯及東歐地區的收聽率由25%提高到了50%。

沒錯，這裏不僅有“美國之音”，還有“大（chou）名（ming）鼎（zhao）鼎（zhu）”的BBC。

更為有趣的是，“美國之音”經常標榜自己是個“媒體”，而美國駐華大使館更是在微信公眾號上堂而皇之地站台稱，美國沒有國有媒體，VOA和美國政府沒關係。

但是，美國學者理查德·昆明斯（Richard Cummings）在《冷戰廣播：美國在歐洲廣播的危險歷史，1950-1989》一書中在談到冷戰時期如何對蘇聯進行廣播宣傳的方式進行選擇時，明確提到了“從德國廣播”和從“官方的美國之音廣播”之間的取捨。而在該段落的最後一句，更是簡單明瞭：“1947年12月，公開的美國政府廣播站‘美國之音’開始用俄語廣播”。

就在同一本書中，昆明斯還提到“1948年7月，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給駐東歐和蘇聯的外交官們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他們允許在美國生活的‘鐵幕國家’政治難民在針對那些國家的廣播中發聲。”

而“美國之音”前副台長阿蘭·尼爾在其著作《美國之音：一段歷史》一書中也是這樣表示的：“我從1962年到1998年一直在近距離觀察美國之音。它是一個偉大的、有時又是英雄般的，值得美國人民更為廣泛認知且支持的，脆弱的，經常深陷險境的國家機構。”

對，國家機構。或者説，經常標榜自己是“獨立媒體”，但接受美國官方機構國際媒體署領導，完成美國國家目標的國家機構。這種“我不是，我不是，別亂説”的態度，不得不讓人更懷疑這個宣傳機構最真實的目的，更何況美國駐華大使館“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站台，反倒不如杜魯門時期大搖大擺地表明自己就是要搞顛覆來的更可信一些。

還有，現在西方媒體特別喜歡給中國媒體扣“Propaganda”的帽子。其實呢，在這位美國之音前副台長以及一些美國學者自己的文章中，美國之音也被毫不避諱地稱為“Propaganda Platform”。所以有句話挺對的，美國人經常拿自己做過的壞事去指控別人。

1953年匈牙利事件 美國失語？

針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有觀點認為，美國並沒有像其新戰略中宣揚的那樣，高調地“解放”匈牙利，而是採取了一種消極、審慎甚至是迴避的態度。而這也被解讀為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失語”。

但事實果真如此麼？ 也不盡然。

到1954年底，美國新聞署“被迫集中75%的廣播節目面向蘇聯、東歐衞星國、共產黨中國和其他共產黨控制的亞洲地區”。匈牙利事件期間，美國之音針對匈牙利的廣播活動更是愈發頻繁。具體包括：“美國之音”每天用匈牙利語向匈牙利播出總計1小時45分鐘的節目，這些節目在24小時內重播兩次，其中有從華盛頓播音室播出的兩個30分鐘的節目以及從慕尼黑廣播中心播音室播出的45分鐘的節目。

而美國新聞署的行為在事件漸漸平息後就收到了來自國內外的嚴厲譴責，而譴責的理由就是“他們煽動了匈牙利事件的發生！”

1956年11月9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指責“美國之音”和號稱“自由歐洲”的電台“每天都在號召推翻匈牙利的政權”。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特派記者弗蘭克·東河（Frank Donghe）也表示，“相當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不應該煽動人們徒手發起起義”。

儘管美國新聞署在蘇聯提出指責的當天，尋求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亨利·洛奇的幫助。但後者卻做出了令美國新聞署失望的選擇。美國新聞署轉而去尋求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但美國國務院也以“對一個外國政府在聯合國的指控，不應該尋求又單獨的政府機構或國務院進行回答”為由拒絕。

而關於美國宣傳機構在匈牙利煽動的歷史，我們在一篇研究自由歐洲電台在匈牙利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論文《美國的冷戰工具 ——自由歐洲電台研究(1949-1956)》中，找到了呼應。

文章介紹道，自由匈牙利之聲(The Voice of Free Hungary)是自由歐洲電台中專門針對匈牙利 聽眾的用匈牙利語廣播的一個頻道。在美國與匈牙利在外交與經濟上幾乎很少來往的50 年代，如果不是自由歐洲電台在匈牙利的播音，那麼大多數匈牙利人幾乎感受不到美國的存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居住在鄉村的大多數匈牙利人沒有短波收音機可以接收到西方廣播，但是自由歐洲電台在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中卻擁有數量穩定增長的聽眾，其節目特別受到匈牙利知識分子的青睞。

自由歐洲電台在匈牙利的宣傳對象主要是社會基層民眾。一位美國新聞署官員就曾説道:“我要的是知識分子的支持，如果你能讓他們都買你的東西，那麼就不用擔心普通老百姓不買你的貨。”

在匈牙利事件期間，自由歐洲電台有意無意地向匈牙利民眾傳遞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將會很快予以軍事援助的信息，讓匈牙利民眾誤以為堅持抵抗便會等到美國的軍事援助，這種煽風點火的行為無疑推動了局勢的惡化。艾倫·杜勒斯應美國政府的要求發佈了一份四頁報告，承認:“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在這場匈牙利人民的愛國運動中，確實超越了相關的政策指導範圍，同時還為起義者提供了某些戰術策略指導。”

根據事件後的一個調查，當被問及促使匈牙利人“起義”的原因，“40%的把效法波蘭放在首位”；“96%的人想獲得西方的援助，其中77%的人想獲得西方的軍事援助"。 當被問及是什麼讓你們產生期待西方援助? 93%的受訪者説外國電台是他們最重要的新聞來源，其中超過20%的人認為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讓他們產生了西方會提供軍事援助的想法。

戈爾巴喬夫曾在參加“自由歐洲電台”40週年的慶典上炫耀:“在蘇聯統治的黑暗時期，我的改革開始之前，自由歐洲電台一直試圖努力告訴人們真相。"

葉利欽也曾表示:“在接管戈爾巴喬夫政權的三到四天內，自由歐洲電台是少數能夠給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傳遞信息的媒體渠道，因為如今俄羅斯的大多數家庭都收聽自由歐洲電台的節目，這一點對我們來説相當重要。”幾周後葉利欽簽署總統令給予電台特殊的地位，第一次允許其在莫斯科正常開展“新聞”業務。

而上面的兩位歷史人物，都是給蘇聯黨和政府掘墓的“罪魁禍手”。

後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位名叫肖恩·哈佐爾·基思的學者專門以公共外交的視角談美國之音該怎麼進入中國的問題，他抱怨“為什麼美國之音不能進一步在中國發展？”

怎麼發展？難道要向肖恩在論文中聲稱的，讓中國人對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大使館持正面態度，理解美國的做法？沒開玩笑，肖恩在論文裏真這麼説的，並且他認為美國炸了就炸了，那叫“五八事件”，中國人不應該因此對美國持負面看法。

不過，最近幾年美國國際媒體署還真的搞出了不少專門針對中國人的東西，他們任用了大量在中國成長起來的“人才”，專門做針對性的節目，比如説“妖妖醬”，這個曾經在美國中文電視台不温不火的人，到了美國之音卻變成了明星產品。再比如自由亞洲電台蒐羅了一羣帶着民主黨鍾愛的buff的人，搞了一個所謂歪腦的節目，也很針對。

所以要是問我怎麼看美國國際媒體署關停，就兩個字：活該！

當然，我也認同底線思維近期發佈的復旦大學姚春博士在《一個講述美國故事的電台，美國國內卻“無福消受”……你仔細品品》一文中的觀點：當前讓美國之音噤聲並非是美國放棄了對中國展開認知塑造，而是美國之音的模式已不適用。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算法應用的深入、信息流動的管控、人工智能的介入、機器賬號的海量應用，未來我們的對手可能會遠比美國之音更難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