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刊文：是什麼讓愛爾蘭大饑荒如此致命？_風聞

What Made the Irish Famine So Deadly

愛爾蘭大饑荒是一場現代事件，它的形成源於這樣的觀念：窮人是自己苦難的製造者，並且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服從市場規律。

本文刊登於2025 年 3 月 17 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Indescribable”。

在19世紀30年代初出生在愛爾蘭的人中，大約每三個人裏就有兩人死於饑荒，或者加入了前往北美、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移民大潮。Photo illustration by Lucy Jones; Source photographs by Andrew Harnik / Getty; Brendan Smialowski / Getty; Bloomberg / Getty

在19世紀最詼諧的愛爾蘭戲劇——奧斯卡·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的第一幕中，圍繞着食物短缺發生了許多故事。可怕的奧古斯塔姨媽要來喝茶，但我們看到了無所事事的阿爾傑農吃光了男僕萊恩為姨媽準備的所有黃瓜三明治。當姨媽到來並期待着她的三明治時，男僕撒了個謊，從而化解了危機：“先生，今天早上市場上沒有黃瓜。我去了兩趟。” 阿爾傑農情緒激動地回應道：“奧古斯塔姨媽，沒有黃瓜這件事讓我非常苦惱，就算出高價也買不到。”

這部戲劇於1895年首次上演，副標題是 “為嚴肅的人而作的瑣碎喜劇”，而這一場景是將嚴肅問題瑣碎化的精妙體現。王爾德想象着，如果一場糧食危機發生在英國上層階級中，而不是在他的祖國，那會是什麼樣子。尋找食物卻一無所獲的恐慌和恐懼，被轉化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個關於一種營養價值相對較低的作物不存在短缺的虛假故事，以及一場表現出極大苦惱的鬧劇。這部喜劇如此輕鬆愉快，似乎完全擺脱了曾讓王爾德家族憂心忡忡的歷史的引力，也擺脱了一個叫做愛爾蘭的地方的影響，在那裏，不幸短缺的食物不是黃瓜，而是馬鈴薯。

1854年，奧斯卡·王爾德出生時，他的父親也在對饑荒的恐怖進行着某種昇華。威廉·王爾德是一位開創性的外科醫生和醫學統計學家，他擔任了1851年愛爾蘭人口普查的助理專員，那次普查記錄了在當時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中，約150萬人的消失。這些人死於愛爾蘭窮人用他們的母語稱之為 “An Gorta Mór”（大饑荒）的災難，或者因這場災難而逃離，而這場災難當時已經持續到了第六個年頭。

在奧斯卡兩歲那年，威廉將他深入研究的饑荒細節成果作為英國議會的官方報告發表了出來。這部兩卷本的作品名為《死亡統計表》。由於人口普查依賴倖存者提供的信息，因此沒有統計到許多全家都已喪生或作為絕望的難民離開愛爾蘭的受害者，實際上，它低估了大饑荒中喪生的人數。

儘管如此，威廉和他的助手們還是能夠建立起堅實的數據支柱，將大規模的死亡分解為離散的數字，以代表性別、年齡、地點、季節、年份以及死亡原因，這些原因包括飢餓、壞血病、痢疾、霍亂、斑疹傷寒和迴歸熱。死亡統計表佔據了數百頁的對開頁面，佈局清晰精確，堪稱典範。它們訴説着秩序、規律，以及維多利亞時代的治理能力對一切的理解。死亡率的驚人上升可能對統計學家們提出了非凡的要求，但他們勝任了這項任務。他們將災難製成表格，安全地將其限制在裝訂牢固的官方鉅著頁面上的橫豎線條內。其中沒有任何人的名字。

這項盡職盡責、嚴肅認真且毫無感情的工作或許也可以命名為《認真的重要性》，儘管沒有奧斯卡那種戲謔的諷刺意味。威廉那些安全地隱去了身份的數字，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和奧斯卡那些尖鋭有趣的虛構情節一樣沒有分量。在他那捲書的引言中，他使用了官方那種冷漠且客觀的語言：“專員們在這部分工作中的辛勞遠遠超過了與1841年人口普查中公佈的《死亡統計表》相關的工作，這主要是由於死亡人數的異常增加。” 似乎讀者的同情被喚起，不是為了這些統計數據背後的人，而是為了那些不得不努力對這些人死亡時的情況進行分類的專員們。

還有第三種用來掩蓋饑荒恐怖的語言：對未能阻止飢荒發生的英國當局的憤怒指責。碰巧的是，正是另一位王爾德——奧斯卡的母親、威廉的妻子簡，以充滿激情且極具煽動性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身份，用 “斯佩蘭扎” 這個筆名寫作，幫助創造了這種語言。1847年，她發表了一首關於饑荒的詩，詩中的聲音來自 “那些捱餓、被蔑視的可憐人”，他們警告壓迫者，他們的死亡將會得到報復：“但我們慘白的屍骨將作為證人，在你面前升起，從那些小屋和溝渠裏，成堆燒焦、未入棺槨的屍骨中升起，一支可怕的幽靈軍隊，在偉大的上帝面前，我們將站出來，指控你們是我們的謀殺者，我們土地的掠奪者。”

簡那種毫不留情的語氣被激進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所採用，對他們來説，饑荒是英國背信棄義的最終證明。但在她的詩中，受害者也只是被視為一個沒有區別的羣體。她筆下復仇的亡靈大軍，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和她丈夫表格中的數字一樣遙不可及。

寫關於大饑荒的文章的一個難點在於其規模。從絕對數量來看，有許多比這更致命的饑荒，但正如著名的印度饑荒研究學者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次饑荒中，死亡人口的比例都沒有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饑荒那麼高”。引發這場饑荒的病原體是一種類似真菌的卵菌，叫做致病疫黴。歷史學家帕德里克·X·斯坎倫對愛爾蘭饑荒進行了生動而引人入勝的新研究，其著作名為《腐爛》，這個名字就來源於這種病菌對馬鈴薯的影響。1845年夏天，這種疫病開始感染歐洲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區的馬鈴薯作物。在荷蘭，大約有6萬人死於隨之而來的饑荒——這是一場可怕的損失，但只是愛爾蘭死亡率的一小部分。奇怪的是，人們更容易在腦海中想象出目睹荷蘭那場悲劇的情景，而難以真正傳達出愛爾蘭所遭受苦難的嚴重程度。

另一個難點是，大饑荒不僅僅是愛爾蘭的事件。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自身的邊界，滲透到了其他英語國家的民族敍事中。在19世紀30年代初出生在愛爾蘭的人中，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會在自己的家鄉壽終正寢。另外三分之二的人要麼被饑荒吞噬，要麼加入了移民潮。在1845年至1855年間，近150萬人乘船前往北美，數十萬人前往英國和澳大利亞，這使得愛爾蘭大饑荒也成為了這些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核心事件。

長期以來，這場巨大的人類災難一直存在着某種難以言表的東西。在2012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愛爾蘭大饑荒地圖集》的序言中，愛爾蘭前總統瑪麗·麥卡利斯指出：“多年來，這一事件一直被籠罩在沉默之中，它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被掩埋或忽視了。”《地圖集》的編輯們注意到，直到最近，“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和其他一些人都奇怪地不願意去研究” 那些大量的檔案記錄。直到20世紀90年代，關於饑荒這一主題的學術論文的年發表率從未超過半打。

小説家科爾姆·託賓在1998年提出，問題 “可能在於災難與分析性敍事之間的關係。你該如何描寫饑荒？你該採用什麼樣的語氣？” 此外，他推測，大饑荒甚至在愛爾蘭人的意識中造成了巨大的分歧。他説，如果他要寫一部以他的家鄉恩尼斯科西為背景、發生在饑荒年代之後的小説，“我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因為那個地方會和他成長的地方很相似。但他會發現饑荒發生之前和期間的那些年 “難以想象”。

很容易理解這種困難。饑荒引發了一場人口減少的過程——即使在經歷了許多年的增長之後的今天，這個島嶼的居民仍然比1841年時少了100萬。它對説愛爾蘭語的人的影響尤為嚴重，造就了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愛爾蘭。它最終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的根本性改革，土地轉移到了一個新的天主教農民階級手中。一個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實是，愛爾蘭在其最貧窮的人民被消滅或流放時開始走向現代化——這一現實太過痛苦，讓人難以坦然面對。

甚至在馬鈴薯疫病爆發之前，愛爾蘭農村下層階級中就已經存在一定程度的飢餓，這似乎是一個正在消逝的過去留下的醜陋殘餘。1837年，在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出版《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兩年後，他的終身合作者古斯塔夫·德·博蒙前往愛爾蘭，這是他們兩人之前曾一起訪問過的國家。德·博蒙在1839年出版的《愛爾蘭：社會、政治與宗教》一書，與他朋友對大西洋彼岸正在形成的未來所抱有的大致樂觀的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一部令人沮喪的作品。德·博蒙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孫女婿，他明白，雖然他的祖先幫助建立的美國是他們和托克維爾極為欽佩的英國政治傳統的蓬勃發展的產物，但愛爾蘭卻是這些傳統結出的毒果。他寫道，美國是 “一個貧困是例外的國家”，而愛爾蘭是 “一個苦難是普遍現象的國家”。

問題不在於土地貧瘠：斯坎倫記錄道，“1846年，330萬英畝土地種植了穀物，愛爾蘭的農場飼養了超過250萬頭牛、220萬隻羊和60萬頭豬。” 但這些食物幾乎沒有一樣可供生產它們的人消費。這些食物主要是為了出口到英格蘭迅速發展的工業城市。因此，即使是擁有10英畝或更多土地、在當時會被認為是富裕的愛爾蘭農民，也只有在聖誕節時才吃肉。“如果一個愛爾蘭家庭宰殺了自己的豬，他們甚至會把豬的內臟和其他下水都賣掉，” 斯坎倫寫道。他引用了一位農民在1836年向議會委員會作證時的話：“他知道其他的佃户已經六個月沒吃過一個雞蛋了。‘我們現在把雞蛋都賣了。’ 他解釋道。”

斯坎倫指出，在19世紀中期，不到4000人擁有愛爾蘭近80%的土地。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英國和蘇格蘭定居者的新教後裔，這些人從17世紀對天主教土地所有者的大規模土地徵用中獲益。許多人一年中有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住在英格蘭。他們把土地租給農民，其中絕大多數農民是天主教徒。斯坎倫指出，在英格蘭，佃農可能只需支付其作物價值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作為租金，而在愛爾蘭，“租金往往相當於一個農場可銷售農產品的全部價值”。

地主能夠收取如此高的租金，是因為他們的佃户反過來通過將小塊土地（通常小至四分之一英畝）轉租給沒有土地的勞工來賺錢。整個體系之所以能夠存在，僅僅是因為有馬鈴薯。在大多數年份裏，那些小型農場能夠生產出足夠的這種神奇作物來維持一個家庭的生計。它提供了足夠的熱量來維持辛勤勞作的人們的生活，還提供了必要的礦物質和維生素。到了19世紀40年代，多達270萬人（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依靠他們在小塊土地上種植的馬鈴薯生存，這些土地不斷侵佔越來越邊緣的土地，分佈在沼澤地和石山的山坡上。

德·博蒙注意到，當這些勞動家庭的馬鈴薯儲備在夏天耗盡或者收成不好時，他們不得不忍受 “禁食的生活”，他理解這種情況的脆弱性。他最深刻的見解之一是，愛爾蘭貧困的極端殘酷性讓外界的人難以置信：“用來描述愛爾蘭苦難的‘饑荒’這個詞，在他們看來似乎是對巨大痛苦的一種隱喻表達，而不是用來準確描述真正捱餓並因純粹缺乏食物而死亡的人類狀況的恰當詞彙。” 他認為，尤其是在英格蘭，“人們樂於讓自己處於這種懷疑的狀態”。

然而，德·博蒙自己也覺得無法描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一切。語言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他採用一種不帶個人情感的第三人稱口吻問道：“他要講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嗎？——不。有些不幸遠遠超出了人性的範疇，人類的語言沒有詞彙可以描述它們。” 如果他要 “回憶起” 愛爾蘭土地貴族的財富與農村窮人的貧困之間的對比所產生的 “不祥印象”，“他會覺得筆會從手中掉落，而且他沒有勇氣完成他所承擔的任務”。

這種認為愛爾蘭的現實既令人難以置信又難以描述的感覺，幾乎成了對大饑荒的一種標準反應。在最早廣泛流傳的目擊者描述之一——科克的治安法官尼古拉斯·卡明斯寫給威靈頓公爵的一封公開信中，卡明斯在1846年12月進入斯基貝林外的一個定居點時，努力表達他所看到的情景。“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悲慘的小村莊似乎被遺棄了，” 他寫道。“我走進了一些小屋，想弄清楚原因，而呈現在我眼前的場景是任何筆墨或言語都無法傳達出哪怕一絲一毫的。…… 根本不可能詳述這些細節。”

阿塞納絲·尼科爾森是一位來自佛蒙特州的女性，她在1847年開始了在愛爾蘭的個人救濟行動。她記錄了這樣一個時刻：一個男人邀請她去查看一間小屋，裏面躺着一位母親、一位父親和他們的兩個孩子的屍體。“那個人喊道，求我往裏看。我沒有看，也無法忍受，隨着饑荒的加劇，這樣的場景…… 它們太真實了，而這些現實成了一種恐懼。”

對許多歐洲和北美的觀察者來説，大饑荒過於真實，因為它發生在了錯誤的時間和地點。它不是發生在印度或中國，而是發生在本應是大英帝國中心地帶的地方。它的受害者是白人、基督徒，而且（至少在名義上）是聯合王國的臣民，享有與漢普斯特德希思或滕布里奇韋爾斯的居民相同的權利。

這也冒犯了維多利亞時代自由主義者所堅信的進步是線性且不可避免的觀點。英國首相約翰·羅素勳爵在1847年1月向下議院表示：“這場饑荒是現代前所未有的；事實上，我應該説，它就像是13世紀的一場饑荒降臨在了19世紀的人口身上。” 英國統治階級無法理解的是，愛爾蘭大饑荒是 “現代” 的一種現象。正如斯坎倫令人信服地論證的那樣，它是一種特別惡毒的剝削性資本主義的產物，這種資本主義讓數百萬人完全暴露在土地短期租賃的不穩定、波動的糧食市場以及因勞動力過多而工作機會過少導致的工資下降的壓力之下。

激進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會追隨簡·王爾德的觀點，將饑荒視為大規模謀殺，因此將其歸類為後來所説的種族滅絕。在愛爾蘭裔美國人的壓力下，這甚至成為了紐約的官方教義。1996年，時任紐約州州長喬治·帕塔基簽署了一項州法律，要求學校將饑荒描述為 “類似於種族滅絕、奴隸制和大屠殺的侵犯人權行為”。

帕塔基宣佈：“歷史告訴我們，愛爾蘭大饑荒不是愛爾蘭馬鈴薯作物大規模歉收的結果，而是英國蓄意剝奪愛爾蘭人民生存所需食物的運動的結果。” 但這並不是歷史告訴我們的。愛爾蘭歷史學家彼得·格雷得出了一個更為準確的結論，他寫道，英國方面 “沒有蓄意進行種族滅絕的政策”。相反，格雷認為，英國政府的重大失敗在於意識形態方面——“固執地拒絕承認那些旨在‘鼓勵工業，[並] 與懶惰作鬥爭’的措施…… 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的”。英國人並沒有導致馬鈴薯在地裏腐爛。按照19世紀中期的標準，他們確實做出了大規模的努力來維持人們的生命，從美國進口穀物，設立施粥所，並建立公共工程項目來僱傭那些捱餓的人。但他們被偏見、無知以及對兩種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盛行的正統觀念的狂熱信仰所矇蔽：他們認為貧困源於窮人的道德缺陷，並且他們對所謂的自由市場深信不疑。饑荒之所以如此具有毀滅性，是因為在病菌使馬鈴薯腐爛的同時，英國的主流觀點也受到了一種認知上的毒害。

對外界來説，很明顯，愛爾蘭苦難的根源就是德·博蒙所描述的 “糟糕的貴族階層”——一小撮精英對土地的壟斷，這些人與他們的佃户沒有文化或宗教上的親近感，也幾乎沒有發展可持續農業的責任感。但是，英國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主要政治家自己在愛爾蘭也擁有大片地產，他們無法承認這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如果不是地主制度，還能怪誰呢？一定是愛爾蘭的窮人自己。正如斯坎倫所説：“集約化的單一作物種植使愛爾蘭的馬鈴薯容易受到疫病的侵襲。為緩解饑荒而提出的解決方案本身就是一種知識和政治上的單一文化的產物。在最初引發危機的市場之外，根本無法想象其他的解決方案。”

在一個巧妙的循環論證中，強加給勞動階級的條件成為了他們道德落後的證據。種植和收穫馬鈴薯相對容易——因此，那些這樣做的人顯然選擇了輕鬆的生活。“從這個角度看，愛爾蘭是聯合王國內的一種活化石，” 斯坎倫寫道，“在這個國家，大多數窮人懶惰、怠惰，不願也不能為了掙工資而努力，滿足於依靠土豆維持生計。” 或者，正如第一位出身於愛爾蘭天主教農民階層的重要英語作家威廉·卡爾頓帶着尖刻的諷刺所説的那樣，愛爾蘭窮人還沒有學會 “以一種開明的方式捱餓”：“當時的政治經濟學還沒有教會人們如何按照最科學的原則受窮。”

文明人吃肉——英格蘭的非官方國歌是《古老英格蘭的烤牛肉》。對肉食的渴望激發了人們的努力和進取心。因此，馬鈴薯作物的歉收，無論其短期影響多麼可怕和令人遺憾，都會讓愛爾蘭人轉而渴望吃肉，併成為合格的資本主義掙工資者，這樣他們就有能力購買肉類了。“當凱爾特人一旦不再以土豆為食，”《倫敦時報》的編輯們寫道，“他們就必須成為肉食者。” 讓他們吃牛排吧，雖然瑪麗·安託瓦內特沒説過這樣的話。

這種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愛爾蘭人對土豆並沒有特別的喜愛。他們原本多樣的傳統飲食以燕麥、牛奶和黃油為基礎，但由於經濟壓迫，已經縮減到只剩下一種塊莖作物。他們也並非不願意為掙工資而工作。許多人長途跋涉到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農場做季節性流動勞工來掙錢，而且愛爾蘭移民正在融入馬薩諸塞州的工廠和紐約的工廠中的資本主義貨幣經濟體系。

然而，儘管這種偏見無疑愚蠢至極，但它同樣致命。愛爾蘭人懶惰的觀念，與對市場規律近乎宗教般的信仰相結合，塑造了英國對饑荒的應對方式。在饑荒爆發的第一年，即1846年，羅伯特·皮爾的保守黨政府從美國進口了大量在歐洲被稱為玉米的穀物，以養活捱餓的人。政府堅持要出售這些玉米，而不是免費發放（免費的食物只會強化愛爾蘭人的懶惰），而且一開始，得到玉米的人幾乎不知道如何烹飪它。儘管如此，這個計劃在維持人們的生命方面還是相當有效的。

然而，人們普遍認為1845年的疫病是一次性事件。1846年7月底，情況變得極為明顯，疫病傳播得更廣了，摧毀了超過90%的新作物。到那時，大多數貧窮的佃户已經賣掉了他們所有的財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來抵禦飢餓。沿海的漁民們為了買玉米，把他們的漁網都典當了。隨後可怕的這一年在愛爾蘭仍然被銘記為 “黑色47年”，儘管事實上饑荒一直持續到了1852年。

在倫敦，人們意識到這不是一場暫時的危機，與此同時，一個對自由貿易有着深刻意識形態承諾的政黨上台執政。約翰·羅素勳爵領導下的自由黨人決心不再重複他們所認為的對自由市場的不正當干預。他們不再進口玉米，而是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公共工程項目來僱傭捱餓的人——對他們以及保守黨人來説，一個不言而喻的公理是，不能通過不勞而獲的方式來提升愛爾蘭人的道德品質。工資被設定得比體力勞動者本來就微薄的收入還要低，這樣勞動力市場就不會受到干擾。

結果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誕的景象：人們因飢餓和疾病而日益虛弱，卻還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掙到的工資卻不足以讓他們的家人活下去。與此同時，許多這樣的人被從家中趕了出來，因為地主們利用這場危機清除這些 “人類負擔”，以便將他們的田地空出來用於更有利可圖的牧場養殖。除了飢餓和疾病，遭受風吹日曬也成了大規模死亡的幫兇。

《腐爛》一書對託賓提出的 “在描寫饑荒時應該採用何種語氣” 這一問題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斯坎倫的敍述語氣冷靜，但絕非冷漠。這本書以對當代資料的深入研究為豐富支撐，深深紮根於歷史學術研究之中，沒有陷入將饑荒簡單地歸結為蓄意種族滅絕的陷阱。但一種恰當的義憤之情貫穿字裏行間，始終保持着強烈的情感張力。

最重要的是，《腐爛》提醒我們，愛爾蘭大饑荒是一場非常現代的事件，而且是由一種如今再度興起的心態所塑造的。窮人是自己苦難的製造者。即將來臨的環境災難的預警信號可以被忽視。嚴重的不平等是自然的，是上帝賦予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服從市場。關於愛爾蘭大饑荒，如今似乎只有一件事真正顯得不合時宜——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因為其他國家的接納而得以倖存。至少，這樣的事情現在不會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