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專訪鄭永年：如何抵禦“特朗普衝擊波”｜IIA譯文_風聞

　　譯者按**·  2025.03.19**

　　當下國際局勢波譎雲詭，美俄會談引發各界關注。本文指出，美俄若達成以犧牲烏克蘭為代價的和平協議，將對國際秩序產生巨大沖擊。同時，雖有對美 “聯俄抗中” 的猜測，但美俄間的歷史積怨使其難以形成真正聯盟。面對複雜形勢，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以太極之道應對 “特朗普衝擊波”，在台灣等問題上堅守原則，展現出強大的戰略耐心。

　　作者指出，“大國競爭不是一個大國打敗另一個大國，而是一個國家自己打敗自己，這種自我打敗本質上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在經濟與科技領域，特朗普經濟政策存在破壞全球貿易體系的潛在風險，而中國應把握開放機遇，推動民營企業發展，放寬監管，釋放創新活力，跨越 “中等技術陷阱”。同時，中國要重視外資與民企信心的恢復，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應對 “卡脖子” 困境。此外，在社會層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軟基建”，從而促進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美“聯俄抗中”的可能性　　

　　南華早報：

　　美國和俄羅斯正在就結束俄烏衝突進行協商。美俄關係突然解凍將對中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增加美國“聯俄抗中”的可能性？　　

　　鄭永年：

　　每個人都想結束戰爭，但如何結束是個問題。人們主要擔心的是，潛在的和平協議可能會以烏克蘭為代價，因為烏克蘭和歐洲方面都被排除在談判之外。這樣的協議可能會對世界造成損害，因為簽署如此協議等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後一擊”，也代表着18世紀和19世紀“強權政治”或“叢林法則”的迴歸。　　

　　有媒體報道稱，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建議美國與俄羅斯結盟以對抗中國。美國國內認為“中國是主要競爭對手”的共識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但現在不同於整個西方世界都反對蘇聯的冷戰時期。現在，如果華盛頓和莫斯科達成協議，歐洲的反應可能會成為地緣政治變化的新因素。　　

　　而且，美國右翼勢力的崛起有可能拉動歐洲右翼勢力，從而使世界陷入新的混亂。這是最壞的情況。　　

　　美國也有可能不會在和平協議中完全把歐盟或烏克蘭排除。即使北約不參與，歐洲也可以繼續支持烏克蘭。也有討論稱，如果北約不部署軍隊，歐洲可能以自己的名義在烏克蘭駐軍。　　

　　2025年3月1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與英國、烏克蘭以及歐盟委員會、北約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的領導人召開視頻會議（圖源：新華社）　　

　　中國不應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而應在戰後重建中發揮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印太地區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然而，**俄羅斯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根植於百年的競爭和歷史積怨，這不是特朗普個人所能改變的。**雖然特朗普可能會尋求某種程度的緩和來對抗中國，但這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賴仍是個問題。即使美俄關係有所緩和，也很難形成一種聯盟關係。作為霸權國家，美國不會允許自己的體系內出現一個強大的對手。　　

　　中國也不是蘇聯。簡單地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沒有自己的“華約”。　　

　　南華早報：

　　特朗普內閣對中國表現出強烈的敵意。**中美該如何控制風險並保持交流？**馬斯克作為特朗普的親密顧問和在中國擁有利益的億萬富翁，他能否在接觸中發揮作用？秘密聯絡渠道將如何發揮作用？　　

　　鄭永年：

　　我們絕不能幻想會出現另一個“基辛格”。我認為，即使基辛格今天還健在，他的角色也會大打折扣。馬斯克也不會成為另一個“基辛格”，因為權力結構與過去不同。　　

　　**對中國來説，更現實的做法是實行“單邊開放”，向美國公眾和資本開放。**如果美國公司能在中國獲利，就會有更多的“馬斯克”。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最重要。對等開放是幾乎不可能的，但如果我們能更加開放，資本自然會流入。就像免籤政策一樣，只要提供了便利，就一定會有人來。　　

　　南華早報：

　　有人認為，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削減將造成空白，而中國恰巧可以填補空缺。您怎麼看？　　

　　鄭永年：

　　這完全是誤解。　　

　　美國國際開發署是冷戰時期出於地緣政治考慮而成立的。它以前主要從事人道主義工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演變為干預其他國家。　　

　　**美國從全球舞台上的“退羣”並不意味着是中國的機會。**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擁有龐大的財政資源，説服其他國家，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持續性。　　

　　自從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發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之後，美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現在的形勢多嚴峻啊。如果中國想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就必須考慮清楚：我們想成為世界警察嗎？我們有能力成為世界警察嗎？能將這個角色維持多久？　　

　　我多次説過，中國一定要吸取美國的教訓，避免捲入外國內政。我一直很欣賞 “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與美國霸權主義不同的是，美國霸權主義對世界許多地區進行深度干預，以至於它不能輕易退出，否則就會造成這些地區的不穩定。而“朝貢體系”則不會如此深陷其中。　　

　　“朝貢體系”是靈活的，以不破壞當地現有秩序為原則，注重貿易和商業，就像絲綢之路一樣，不干涉他國內政。　　

　　2011年1月28日埃及開羅解放廣場的騷亂現場。美國多次介入或操縱中東歐、中亞以及西亞北非一些國家的“顏色革命”，導致當地社會矛盾衝突加劇，民眾被拖入災難深淵（圖源：新華社）

　　如何應對 “特朗普衝擊波”？

　　南華早報：

　　如何更好地應對 “特朗普衝擊波”？是否預想新疆、西藏和香港問題上緊張局勢會加劇？　　

　　鄭永年：

　　我們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　　

　　如果特朗普對中國產品徵收60%的關税，美國就會面臨高通脹，因為許多中國產品不容易找到替代品。美國資本還沒有準備好重新工業化在國內生產中低端產品；而美國消費者也沒有準備好接受新一輪的惡性通貨膨脹。　　

　　中國可以用中國的方式來應對，就像打太極拳一樣——當對方出拳時，我們不應該立即做出反應，而是應該先觀察。同時，應該思考如何與特朗普達成交易，因為他把“使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放在首位。　　

　　中國企業可以考慮將供應鏈和產業鏈延伸覆蓋到美國、歐盟和東南亞市場，在當地設廠，而不僅僅是賣產品。　　

　　**在台灣問題上，應該保持戰略耐心。**我們尋求和平統一，也不會放棄使用軍事手段。雖然説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我們應該高度警惕“去中國化”。我們還需要戰略思維。各方都在反思烏克蘭戰爭。但台灣不是烏克蘭，問題的本質也不同。我們不想成為另一個“俄羅斯”，台灣地區也不想成為另一個“烏克蘭”。　　

　　中國今天有 “一國兩制”，歷史也能提供豐富的啓示和反思。清朝在西藏和新疆有不同的管理制度，雲南和廣西也有不同版本的土司或 “頭人”制度。中國有句古話：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異而不爭。　　

　　以英國為例，從國內治理來看，英國採用 “一國一邦”（one nation, one state）的制度，但同時也面臨蘇格蘭尋求獨立等問題。當大英帝國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它所實行的是對它國的“分而治之”，對印度和南非等殖民地採取了這種做法，其遺留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更重要的一點是：**“國家”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人為創造出來，那將非常危險。當今世界上有多少國家可以真正稱得上是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是由許多民族組成的。台灣地區是不可能從中國分離出去的。　　

　　戰略定力同樣可以用在應對中菲在南海問題上的關係上。我們（中國）有能力接管在仁愛礁“坐灘”的菲律賓船隻，但我們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這一問題。美國不會為了菲律賓對抗中國。　　

　　我認為特朗普不會與中國開戰。美國社會在戰略思維上存在誤判，即從中東和歐洲撤退轉向印太地區。美國的利益深深植根於歐洲和中東地區。一旦減少在其中任何一個地方的存在，都會帶來混亂，進而適得其反，影響美國在那裏的利益。　　

　　中國有足夠的國防力量來保護我們的核心利益。我們的國防預算只是美國的一小部分。美國是全球霸主，但中國沒有這樣的野心，也不會在全球進行多樣化的軍事部署。　　

　　南華早報：

　　如何評估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鄭永年：

　　在經濟方面，有三個“不要低估”不容小覷。　　

　　首先，不要低估特朗普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潛在破壞。　　

　　**第二，不要低估資本“再全球化”的潛力。**資本是全球化的核心。正是資本及其生產要素、技術和人口流動推動了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　　

　　但特朗普的政策思維內部存在衝突。他希望放鬆對美國產業，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管制，希望資本遵循他的保護主義政策。但資本不能侷限於美國，仍然需要到海外去獲利。這對於歐洲的資本投資也是如此。只要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就仍然會流向全球。　　

　　**第三，不要低估中國的開放能力，中國的開放可以與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動完美結合。**資本沒有意識形態。政治家有。　　

　　**對於拜登來説，中美關係是意識形態的博弈，是無法交易的。對特朗普來説，中美關係可以比作美元對人民幣。**打個比方，就像國際交易需要匯率一樣。對特朗普來説，一切都是手段。他本人可能對意識形態沒有強烈的信仰，但如果意識形態有用，他就會用。這一點可能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不同。　　

　　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金融將得到更多的重視。他對加密貨幣和比特幣的政策不僅會影響中美關係，還會影響全球貨幣體系。歐洲可能也會感到擔憂。　　

　　中國一直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針對中國的金融戰也將波及全球。與此同時，許多國家已經開始為本國貨幣結算做準備。任何威脅都會加速 “非美元化”進程。　　

　　美元紙幣上的美國財政部大樓（圖源：新華社）

　　亞洲會成為“火藥桶”嗎？

　　南華早報：

　　您曾警告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並將亞洲稱為“火藥桶”。我們離亞洲的一場大規模戰爭還有多遠？　　

　　鄭永年：

　　這種風險確實存在。人類的記性非常差。對許多國家來説，戰爭似乎非常遙遠，但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已經感受到了戰爭的影響。現代戰爭與過去的戰爭截然不同。歷史上，任何地區只要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就會成為地緣政治鬥爭的中心。　　

　　過去四十年來，亞洲一直是最繁榮、最和平的地區之一。儘管該地區貿易往來頻繁，但我們也看到了政治信任的缺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抬頭。政治家們應更加謹慎，降低戰爭風險。　　

　　南華早報：

　　**您還提到了“東昇西降”命題的一些變化，其中的“東方”指的是印度。**那麼，中國的立場是什麼？　　

　　鄭永年：

　　印度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野心勃勃”的。它的目標是取代俄羅斯，在全球舞台上形成中美印三極，同時在七十七國集團（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中凸顯“中印俄三足鼎立”的核心地位。一旦印度趕上中國，它就會和西方發生衝突，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美之間的衝突一樣。未來幾年，由於特朗普的影響，國際力量將發生重大調整和分裂。而歐洲能否實現自治仍是一個大問題。　　

　　不久之後，特朗普就會對經濟和地緣政治帶來衝擊，我們需要密切關注。鑑於中國的市場潛力，我們需要加強重塑全球貿易體系的能力。

　　中美競爭的關鍵

　　在於哪種制度更有效率

　　南華早報：

　　2月17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引發了廣泛討論。這是否預示着民營企業的政策環境可能發生實質性變化？這次會議對民營企業會產生哪些影響？　　

　　鄭永年：

　　我始終認為，**大國競爭不是一個大國打敗另一個大國，而是一個國家自己打敗自己，這種自我打敗本質上是一個發展的問題。**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美國，而在於蘇聯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失敗。美國只是蘇聯解體外部環境的一部分。　　

　　實際上，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理念是有道理的，它主要解決的是國內問題。　　

　　中國也面臨着國內發展問題。民營企業的貢獻非常大，不容忽視。各部門已經出台了很多支持措施，這次會議就是要重申對民營的背書與支持。　　

　　南華早報：

　　您還提到，迫切需要為民營企業創造一個更加寬鬆和放松管制的環境。為什麼這很重要？　　

　　鄭永年：

　　中國也應該向美國學習，放鬆對企業的監管，下放權力，因為這關係到我們自身的復興。中國在高科技、生物製藥、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等領域監管過度，發展不足，相比之下美國正在放鬆對這些領域的監管。　　

　　我們的確需要設定紅線，如環境保護、勞工權利和 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原則），但不要阻礙技術向經濟活動的轉化。　　

　　如果我們不放鬆對地方官員的約束，而是繼續加重束縛，那麼就很難培養一個負責任的地方政府。正因如此，我支持馬斯克所倡導的改革，雖然目前美國精英們因既得利益受到威脅而無法接受其中的許多改革。　　

　　特朗普採取了行動削減官僚主義，他將其稱為 “深層國家”，而 “深層國家”確實相當腐敗，還披着民主和自由的外衣。　　

　　中美競爭的關鍵在於哪種制度更有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説，馬斯克是正確的。我們不應低估馬斯克推動的改革。　　

　　冷戰時期，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任命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改革國防部，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開始，麥克納馬拉的效能系統備受爭議。然而這種系統一直沿用至今。　　

　　技術進步不是由DNA或文化決定的。儒家文化也有無窮的創造力。國與國之間的科技競爭，其核心是人的競爭。人的潛能能否充分發揮，取決於體制和機制。　　

　　特朗普2月26日舉行其第二任期內首次內閣會議（圖源：新華社）

　　中國人工智能的崛起

　　對中美競爭意味着什麼？

　　南華早報：

　　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崛起對中美競爭意味着什麼？中國該如何創造更多“DeepSeek式”的科技驚喜？　　

　　鄭永年：

　　DeepSeek的出現，讓曾經壟斷、高度集中的發展可能變得“去中心化”。　　

　　這也説明了放松管制的重要性。杭州 “六小龍”初創企業的成功正是因為沒有政府幹預，民營企業得以茁壯成長。　　

　　中國的企業家們有充沛的創業精神，民營企業具有無限的自生能力。因此，最關鍵的是地方政府要為他們營造相應的發展空間。　　

　　南華早報：

　　您的一本書討論了“中等技術陷阱”。美國正在推動高科技與中國脱鈎，收緊 “小院高牆”的科技限制。中國該如何率先推動高科技發展？　　

　　鄭永年：

　　**關鍵在於技術進步。**任何經濟體，尤其是像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如果沒有科技推動產業升級，就很難成為發達經濟體。　　

　　“中等技術陷阱”是指我們在向高科技產業鏈上游移動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美國一方面在高科技領域對我們施加最大壓力，另一方面又在中低端製造業領域進行再工業化。　　

　　以芯片為例。中國可以大規模生產7納米的芯片。而美國可以生產更加先進製程的芯片，但產量很低，儘管它們非常重要。應用技術範疇中，我們處於低端。但我們不應低估中國在應用技術方面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能力。　　

　　此外，我們正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的技術發展與日本和韓國的模式基本相似。在工業化初期的幾十年裏，中國一直在模仿和應用西方技術。例如，起初日本產品質量較差，但後來日本的品牌發展得很好，甚至超過了美國。韓國也走了類似的道路，在汽車和技術等領域向日本學習了很多，然後才進行自主創新。　　

　　中國的技術發展道路與這一模式尤為相似。中國的生物醫藥從仿製藥起步，現在正逐漸生產出更多的原創藥品。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但中國的問題在於監管過度。　　

　　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獨角獸公司都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創辦的，他們得益於寬鬆管制的經濟。一到美國，他們不僅能獲得資金，還能立即將自己的創新成果產業化。這就是美國的吸引力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我説“美國製造”不是美國人制造的，而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在美國製造的。　　

　　中國的深圳、廣州和長三角擁有龐大的遊戲產業。但由於監管過嚴，許多公司難以立足，一些公司不得不遷往國外，如印度尼西亞。　　

　　同日本和韓國發展的早期階段類似，中國的技術發展已經上升到了創新的起點，但我們的體制尚未改革，或者説改革還不夠。這些改革勢在必行。否則，資源和人才將流向美國。　　

　　南華早報：

　　如何留住外資？　　

　　鄭永年：

　　如果中國的民營企業不能茁壯成長，外國資本也不會茁壯成長。　　

　　我認為，保障企業家的財富和人身安全至關重要。否則，外國投資者就不會對我們有信心。　　

　　對外資的影響與幾年前在房地產、互聯網和教育培訓行業採取的監管行動有關。這些行業是中國民營企業的大本營。要恢復外資的信心，首先要恢復中國民營企業的信心。　　

　　2025年2月17日，民營企業座談會現場（圖源：網信中國）　　

　　南華早報：

　　體制和機制改革也是應對美國控制中國的“卡脖子”戰略的一種方式嗎？　　

　　鄭永年：

　　是的，這正是釋放生產要素的希望所在。　　

　　過度的管制可能會適得其反。我們可以通過放松管制來刺激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從而發展私人船隻和生物醫藥等許多新行業。　　

　　我在新加坡、中國香港和波士頓生活過，那裏的家庭不僅有房、有車，還有私人船隻。以中國的造船實力，民營船業將比低空經濟更令人矚目。但目前對成為“海洋經濟強國”的理解似乎僅限於近海養殖，這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經濟學也受西方影響很大，沒有充分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了解中國消費者的心態。政府必須通過確保就業和工資增長來刺激經濟，這將有助於我們邁向消費社會。　　

　　中國的中產階級也相對較少。我們有4億中產階級人口，從絕對數字上看，這個數字很大，但從比例上看只佔總人口的30%。當這個比例上升到50%至60%時，可以肯定地説中國才成為一個真正的消費社會。　　

　　南華早報：

　　中國出現了多起對普通羣眾的惡意襲擊事件，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經濟放緩和社會福利制度的缺陷有關。您對此有何看法？　　

　　鄭永年：

　　需要加強我講到的“軟基建”，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這些基本方面必須管理好。　　

　　我對我的家鄉浙江提出過三項建議：設立保護社會基層的“安全網”；擴大中產階級羣體；對富人羣體不設定上限，鼓勵富人賺更多的錢，然後通過慈善事業回饋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可持續的社會。　　

　　當前，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問題。沒有發展，再嚴格的治安管理也難以有效解決問題。　　

　　*****本文的英文原文載於《南華早報》，譯者：周宇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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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對 | 王希聖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