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神片，居然翻車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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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我是影小妹
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嗎？
雖然解決不了一切，但至少可以解決99%的煩惱。
然而，當錢成為病毒，並且誰有錢誰就會嘎掉時，你還會想要那些賬户上的數字嗎？
來看看西班牙高概念電影——
《財富流感》
該片由西班牙導演加爾德·加茲特魯·烏魯蒂亞執導，延續了他一貫的暗黑風格與社會諷刺路線。
這部2025年上映的驚悚片以“財富即病毒”的高概念設定為核心，講述了一場僅針對富人的致命瘟疫如何顛覆全球秩序。
導演此前憑藉《飢餓站台》在Netflix上斬獲8200萬次播放量，其續作雖飽受爭議，但新作《財富流感》仍因大膽的腦洞和尖鋭的階級批判備受期待。
然而，影片上映後口碑卻從開分8.1跌至6.5分，暴露出高概念與執行力的巨大落差。
影片虛構了一種名為“財富流感”的病毒，感染者均為富豪榜上的顯赫人物，症狀從牙齒異常發白開始，逐漸引發癲狂直至死亡。
病毒傳播的致命規律簡單而殘酷——財富越多，死亡速度越快。
隨着病毒擴散，全球富豪陷入恐慌。
首富、石油大亨、皇室成員接連暴斃，社會秩序迅速崩塌。
富人階層為保命不惜拋售資產、炸燬遊輪、解散企業，甚至試圖將財富轉移給他人，卻因無人願意接手而陷入絕望。
底層民眾則趁機掀起暴動，將富人視為“行走的病毒”，街頭暴力與階級仇恨四處蔓延。
影片前半段通過一系列荒誕場景展現這場混亂：
私人飛機上的富豪因牙齒變白被同行者踹下艙門；
拍賣會上王室捐贈者突然抽搐身亡；勞拉的司機得知她身家十億後慌忙戴上口罩……
這些情節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將財富的象徵意義徹底異化為死亡的倒計時。
女主角勞拉是國際影視集團高管，典型的上流精英。
她精明傲慢，沉迷於名利場的虛榮，與丈夫分居後試圖用物質補償女兒，卻始終無法彌閤家庭裂痕。
病毒爆發後，勞拉的逃亡成為主線敍事，其過程被劃分為三個階段：逃往鄉下、遠赴非洲、最終流落原始部落。
在第一階段，勞拉帶着女兒投奔鄉下的母親，卻因富人身份遭村民驅逐。
母親作為反世俗的象徵，痛斥女兒“被金錢腐蝕靈魂”，直言上流社會的貪婪是病毒蔓延的根源。
第二階段，一家人乘船逃往非洲，途中遭遇武裝分子劫持和難民潮衝擊。
勞拉目睹赤貧者的生存掙扎，開始反思自身階級的罪惡，而丈夫為保護家人秘密轉移財產導致感染的情節，則將家庭倫理與財富原罪緊密交織。
第三階段，倖存的勞拉與女兒抵達與世隔絕的原始部落。
這裏以物物交換維持生計，定期舉行儀式警示物慾的危害。
當勞拉用第一份工資購買的手錶參與交換時，看似完成了從資本家到原始社羣的蜕變，但結尾處她偷偷磨貝殼試圖換回手錶，並露出詭異笑容的鏡頭，徹底撕碎了“人性救贖”的假象——
對物質的貪婪早已深植骨髓，所謂覺醒不過是生存本能下的暫時妥協。
影片前半部分堪稱反烏托邦敍事的典範。
病毒引發的連鎖反應被具象化為一系列視覺奇觀：
股市崩盤、白宮遇襲、富豪集體焚燒豪宅、平民圍攻隔離區……這些場景以快節奏剪輯和誇張手法呈現，既充滿娛樂性，又暗含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辛辣批判。
導演還巧妙植入藝術隱喻，如拍賣會上競拍的《梅杜薩之筏》複製品，影射了精英階層在災難面前的脆弱與虛偽；
勞拉母親家中懸掛的《堂吉訶德》版畫，則暗示對抗體制的徒勞。
然而，影片進入後半段後，敍事重心從社會寓言轉向家庭求生劇，導致結構嚴重割裂。
病毒起源、財富計量機制、牙齒變白的科學原理等核心設定始終未作解釋，使高概念淪為空洞噱頭。
當勞拉一家流落荒島後，電影徹底拋棄了前半段的天馬行空，轉而用紀錄片式的鏡頭展現採集、建造、部落衝突等生存細節。
這種風格突變讓觀眾產生“換了一部電影”的錯愕感，也暴露了導演在長片把控上的力不從心。
影評人尖鋭指出：“前半段是《飢餓站台》式的階級寓言，後半段卻成了《荒島餘生》的低配版。”
導演烏魯蒂亞始終致力於解構權力結構。
在《財富流感》中，他試圖通過病毒設定探討貧富差距、種族矛盾、殖民歷史、環境危機等多重議題。
勞拉逃亡非洲時遭遇的武裝分子，暗指西方對第三世界的資源掠奪；
原始部落的物物交換儀式，則是對資本主義貨幣體系的顛覆性想象。
但這些宏大命題並未形成有機聯繫，反而像散落的符號被生硬堆砌。
例如，病毒對教皇、君主的感染本可深入探討宗教與權力的共謀，卻僅作為背景新聞一閃而過；
勞拉女兒與部落孩童的互動試圖展現跨文化理解，卻因篇幅所限流於表面。
家庭線同樣未能逃脱工具化命運。
勞拉與丈夫的情感裂痕、與母親的價值觀衝突、對女兒的補償心理，本應構成複雜的人物弧光，但劇本僅用幾場爭吵和閃回草草帶過。
當丈夫因轉移財產感染病毒時，本該爆發的倫理掙扎被簡化為一場煽情告別，削弱了悲劇張力。
影片結尾勞拉緊握貝殼的詭異笑容，雖意圖展現人性貪婪的不可逆轉，卻因前期鋪墊不足而顯得突兀。
《財富流感》的口碑滑坡折射出當代高概念電影的普遍困境。
其開篇場景極具自反意味：
一羣編劇向製片人推銷離奇創意，暗示電影行業正陷入“越荒誕越吸金”的怪圈。
導演烏魯蒂亞用1400萬歐元預算和國際化團隊證明了西班牙電影的工業水準，但未能解決核心問題——
當獵奇設定耗盡觀眾的注意力後，如何用紮實的敍事與邏輯支撐主題？
《財富流感》如同一面稜鏡，映照出這個時代的財富焦慮與階級裂痕。
它未能成為又一部《寄生蟲》式的神作，但其對資本主義的尖鋭批判、對人性貪婪的冷峻審視，仍在當下的語境中擲地有聲。
或許正如片中那個未被解答的隱喻：
當富人被迫體驗貧窮時，世界並未變得更好——因為病毒從未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潛伏在每個人的慾望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