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百度“副總千金”開盒的女孩們_風聞

冷杉RECORD2025年03月21日 12:41:4136人蔘與10評論

文丨李一鳴 王思思 張倍嘉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再也沒有比這更準確的表達，來形容每一個普通人在網絡上的行為印記了。

尤其是在過去近10天，由百度副總裁之女“開盒”事件帶來的漫長討論，讓所有人再次意識到，隱私信息被公開傳播，是多麼輕易的一件事。

如今，“開盒”不再是個需要被過多解釋的詞語。它從對虛擬主播的“人肉搜索”，蔓延至對普通路人的無差別攻擊。如同一顆幹腐的石榴，在公共空間裏突然爆炸，帶着黴菌的孢子隨機散落在無辜者身上，想抖落它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個人信息近乎裸奔的年代，無人能從“隱私戰爭”中倖免。

“信不信我能馬上找到你？”

沒人想到，一場“獵巫行動”緣起於13歲的未成年女孩。

3月12日，有博主發佈微博記述韓國偶像張元英看秀當天往返，並將其稱作“魔鬼行程”。這句話引起了一名網友的異議：“12小時的飛行又不是她自己開飛機，頭等艙睡覺不要太舒服啊，還魔鬼行程，真是什麼話都説出來了。”

微博用户@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簡稱“眼眸”） 是引發風波的核心人物，她是張元英的粉絲。“眼眸”將這名網友的姓名、電話、住址、工作惡意曝光，詛咒、威脅、謾罵也緊隨其後。

被“眼眸”盯上有很多種方法，覺得張元英不累只是其中之一。

元歌是一名在上海的大學生，她僅僅是因為聲援被“開盒”的人，就捲入其中。3月15日中午，她打開微博好友圈，發現一個很少和自己互動的用户正在一條接一條地發微博。“母豬”“站街”“死婊子”……各種侮辱性的詞彙，赤裸地被拼貼在那人發佈的十幾條內容裏。

惡意一直指向同一個ID——被“開盒”的孕婦受害者，那個覺得張元英不累的人。元歌點進對方帖子中攜帶的詞條，發現惡意始於3月12日。三天時間內，網友們“已經罵了幾萬條”，包括對其腹中孩子的詛咒。最熱的一條帖子，有33萬點贊量。

惡意不止於流量。個人信息被曝光的同時，孕婦受害者本人和親朋好友陸續接到了騷擾電話和辱罵短信，甚至有人前往她的工作單位蹲守。

元歌看不下去了。她編輯了一條“張元英粉絲給素人孕婦道歉”的微博，並附上一些暴力言論的內容截圖，發送。很快她發現，辱罵孕婦的那些ID，將矛頭對準了自己，私信不停湧入各種謾罵，還有人讓她給被網暴的孕婦“出奶粉錢和避孕套錢”。

元歌為孕婦受害者鳴不平

一個微博賬號——根據內容被很多人認定為“眼眸”的另一個賬號——在微博羣裏公開了元歌的手機號。元歌是開盒受害者中，被開出信息最少的一位，僅僅只有手機號。這甚至讓加害者“有些失望”。“眼眸”沒有找到太多用來攻擊的點，就不斷髮出其他女孩的照片，再圈元歌賬號罵一句髒話，説她們長得一樣醜。

不止一位“開盒”受害者告訴《鳳凰週刊》，在粉圈，粉絲羣體之間罵戰、互相“開盒”非常常見，有人形容是，“稀鬆平常”“就像一個一個盒飛出了天窗。”

在“眼眸”的父親，百度副總裁謝廣軍後來的致歉朋友圈中，他將罵戰概括為“女兒在網上與人爭執”。但這種“爭執”不僅發生在3月12日後的那些天。有人發現，自己在更早之前就被“眼眸”開盒。

2024年底，因喜歡《名偵探柯南》裏的某個角色，白楊在微博上與迷戀不同角色的網友起了爭執。這在二次元圈子中很常見，白楊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轉折發生在某天夜裏。當兩個羣組的成員因一張圖的抄襲問題吵紅眼之後，白楊和幾位同陣營的網友，進到了對方的一個QQ羣中試圖理論。

在200多人的羣中，一個羣等級較高的女孩，“説話很兇”。白楊看不慣，多懟了幾句。“信不信我能馬上找到你？”對面警告道。這個攻擊性較強的女孩，自稱家裏很有錢，在國外留學，透露着優越感。

“説我們一輩子都趕不上她等這種沒有什麼營養的垃圾話。”看對方説話陰陽怪氣，且頻繁提到在國外的生活，白楊罵了句“崇洋媚外”。

事情從這裏開始失控。差不多兩個小時後，她發現自己的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户籍歸屬地等信息，被髮布到QQ羣中。是一個小號乾的。通過比對和自己罵戰的國外留學女生的QQ空間，白楊發現，兩個賬號為同一個人。

她同樣收到了無數條侮辱性消息，話術都差不多，包括對白楊喜歡的角色起黑稱，用侮辱性詞彙對她進行打擊。當時正值衞生巾醜聞頻發的階段，白楊被罵“劣質衞生巾用多了”，不少人還圍繞“月經“對她進行了羞辱。

成百上千條攻擊性的言論隨後又從QQ號轉移到微博。“那個時候我其實已經挺害怕了，但是還在嘴硬，跟她又這樣吵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後，我就把微博賬號註銷掉了。”當手機在當天夜裏不斷彈出驗證碼信息時，白楊陷入恐慌。十多分鐘後，她選擇了關機。

那場罵戰，被“開盒”後掛出個人信息的，還有5人。白楊聯繫過那些受害者，其中一個女孩照片被P成黃圖甚至遺照，“和墳地P在一起”。

幾天之後，白楊以為風波已過，重新註冊了一個微博賬號。沒想到，很快就被當初傷害她的小號再次圈出來辱罵。“原來她還在盯着，好像24小時在線。”

維權之難

白楊曾想找出盯着她的“眼眸”。

她嘗試翻閲多個疑似對方賬號的帖文和照片，憑藉抽煙、出入酒吧、嘴唇打孔及外貌特徵的整體形象，推測那是一位喜歡二次元和娛樂明星，愛穿超短JK裙的18至20歲成年女性。

對方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愛爭吵。“有時一天發十幾二十條跟人互懟的動態，總之是一個脾氣很兇很小太妹的形象。”白楊總結。

因此，當她從上熱搜的新聞裏得知“眼眸”只有13歲，白楊產生了頗多疑惑。“現在的賬號大多數都是實名制的，而且後面不是説她還未成年嗎？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微博賬號？”

她震驚自己的個人信息在網絡上居然如此透明。在被傷害的最初，白楊甚至想過用對方的開盒方式報復回去，但扒不到對方的信息。

白楊也是在這之後才瞭解到，除了自己和認識的人之外，被“眼眸”開盒的還有很多，“集中爆發是在2023年和2024年，都是在這個圈子裏，跟我們有共同愛好的人。”白楊還得知，有一段時間，“眼眸”每天會隨機抽取一個人進行身份信息的曝光。

對很多受害者來説，維權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成本是巨大的，甚至大於被開盒的影響。

以白楊為例，對方知道她住哪個街道，在哪個學校上學，她擔心激起對方“更激烈的下一步反應”。“比如説到我住的地方去找我，或者是到我家裏面去找我父母等等，我是比較害怕的。”聯想到事發一週後，她曾在學校收到一個沒有註明地址的空包裹，白楊懷疑，那可能是來自對方的一個警告。

另一位受害者玥玥，甚至在一開始都沒想過維權，她覺得光是在網上公開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就已經“心力交瘁”，需要不斷看手機，沒法集中精神去做別的事。

玥玥瞭解到大部分被開盒的人，最終都不了了之。她分析，開盒這個事情，如果沒有造成特別大傷害的情況，可能是不好告的，而且如果後續造成了損失，無法追責。直到現在，她都還在猶豫是否要報警。

也有較真的人。小可是“開盒風波”早期就站出來發聲的受害者之一，3月18日，她已向其所在地派出所報警。

小可還向律師諮詢過起訴。她得知，起訴的困難在於獲知被告的身份信息：“眼眸”身在加拿大且未成年，起訴其監護人也需得到其身份證號。而想要取得其父謝廣軍的身份證號，需要先起訴微博平台泄露信息，時間可能得幾個月，全權律師費大概5000元以上，最終大概只能得到輕飄飄的道歉。

小可説，如果這件事情沒有得到一個她認為“好的結果”，她後續不會再在互聯網上留下自己的實名信息，“如果開盒零成本，沒有相應的部門處置這些人，是否在鼓勵我們都成為開盒者？還有很多APP要我們的實名信息，是為了方便我們被開嗎？”

和小可一樣，元歌不想讓被開盒就這樣過去了。

她是維權者中收到較好結果的一位。她的哥哥是一名律師，事發後，有指導她先做公證，保留證據，之後再向警方報案。沿着這樣的行事步驟，元歌的維權起效了。在派出所，警方當着她的面，給所有對她攻擊性最嚴重的賬號所有者打去了電話。

也是那時，元歌才得知，攻擊她的人幾乎都是未成年人。年齡最大的剛過完24歲生日，最小的13歲，即將要讀中專。

截至3月18日，有8位微博用户在自己賬號上發佈了寫給元歌的道歉信。對於這些人，元歌不打算繼續追究，“希望她們是真心悔改，也希望所有受害者都能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得到應有的道歉。”

報警後，元歌收到的手寫道歉信

她還找到6個同樣因聲援那位被網暴的孕婦而被開盒的人，建起一個微信羣，並表示會和幾位羣友尋找更多的受害者，及開盒者違法的各項證據，之後聯名起訴。

讓元歌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在網絡世界肆無忌憚的人，在接到她從派出所打去的質問電話後，“一個個都嚇死了，説求求你千萬不要告訴我媽媽。”

平台信任危機

一直以來，圍繞開盒事件被廣泛關注的，是“眼眸”的父親百度副總裁的身份。

起初，公眾將信息的泄露指向百度，源自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眼眸”承認家長給她數據庫的截圖。而那張打了馬賽克、月薪近22萬元的收入證明，則加熱了網友對此的討論。

受害者中也的確有人因此忌憚，比如白楊。她的感受是，“眼眸”作為一個未成年在外國的公民，可以那麼快取得信息，再加上得知她父親的身份後，她感到“細思極恐”。

“眼眸”開盒出來的信息非常詳細，八字、星盤、結婚證，連月經期都能扒出來，這讓受害者元歌也覺得“已經不是普通人能開出來的，所以大家才會懷疑她的信息是不是爸爸給的。”

百度在3月19日發佈的聲明中稱此內容為不實信息，但並未澄清截圖內容是否為“眼眸”本人發佈。

公告稱，百度內部實施了數據的匿名化、假名化處理；數據存儲和管理實行嚴格隔離和權限分離，任何職級的員工及高管均無權限觸碰用户數據；百度安全部門反覆調取了相關日誌，並查驗當事人權限。結果表明，開盒信息並非源自百度。

但一紙公告似乎並未完全平息公眾對百度的質疑。在互聯網平台上，許多網友留言中，都表達了把保護信息安全的希望寄託於平台的擔憂。

3 月 20 日下午，百度再次針對事件調查過程及結果進行現場説明，百度安全負責人陳洋表示，確認開盒信息並非從百度泄露，排除謝廣軍泄露嫌疑，其女兒透露“開盒”渠道，是通過海外搜索路徑很進入社工庫。

某社工庫平台提供的“服務項目”

以及，針對此前網上流傳的“當事人承認家長給她數據庫”信息內容不實，事實為博主收到家人紅包後，在平台曬出紅包截圖，博主回覆“我家長給的”，本意是想説明紅包的來源，與“開盒”無關，事件發生後的大量傳播信息均為不實。

“過去幾天，因為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我們發現這個社工庫今天(20 日)早上暫停了這個結果也是保護了一些人。”陳洋表示。

事實上，從2016年“魏則西事件”開始，百度的公共形象就蒙上一層陰影。過去十年裏，伴隨着輿論爭議中的虛假廣告、競價排名、貼吧詐騙信息，再到近期的開盒風波，百度似乎總置身於公眾對平台的信任危機中。

百度公司上一次表達對互聯網信息安全的關切，是在2019年。

當年8月，新華社曾發表一篇題為《記者“卧底”騷擾電話源頭企業，內幕觸目驚心》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撥打騷擾電話的電話營銷團隊的一名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司掌握的列有公民詳細個人信息的名單資料，就來自百度等一些知名互聯網企業。一名知情的推銷員稱，點開百度頁面廣告中的推廣信息後，用户的個人信息就可能流入相關公司的數據池中。

報道發出的第二天，百度發佈聲明表示“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信息屬於法律禁止行為，百度堅決抵制這種行為，也絕不會開展此類業務”。

更早之前，在信息安全方面，CEO的一次演講，也曾讓百度被“主動”捲入爭議話題。

2018年3月26日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李彥宏在這一論壇發言時提及數據與隱私的關係，稱“中國人對隱私問題的態度更開放，也相對來説沒那麼敏感。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就願意這麼做”，並強調百度在數據使用上遵循“用户受益且自願”的原則。

後來，這段發言的觀點被簡化為“中國人願用隱私換便利”“中國人不在乎隱私”，引發公眾批評。半年後，全國人大公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其中《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一併列入第一類項目立法項目。

對於公司或平台來説，輿論風口的討論遲早會過去。但對至今還陷在開盒事件中的受害者們來説，影響的餘波未平。

作為一開始就站出來的受害者，小可一直在積極推進維權，一邊報警，爭取立案，一邊接受多家媒體的採訪。她所在的受害者羣內，大家也都在彼此幫忙收集證據。

“對我們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他們公開道歉，公司、學校開除相關涉事者並將其行為記錄在案，推動法律整治開盒亂象，”小可説，“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訴求。

裸奔的隱私，隱秘的灰產

對更多的普通人而言，開盒事件是一次警醒，這並非只是侷限在飯圈或小眾文化裏的現象。百度的聲明，將個人隱私泄露的罪魁禍首明確指向了一個詞——“社工庫”。

“社工庫”全稱為“社會工程學數據庫”。簡單來講，就是網絡黑客將泄露的用户數據進行整合分析，然後集中歸檔的數據庫。如果説開盒是某種攻擊手段，那麼社工庫，就是開盒者的武器箱和“買兇”服務平台。

《鳳凰週刊》在不同的網絡平台中搜集到多個社工庫“服務商”。根據其廣告宣傳，客户能通過他們，瞭解公民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於通話記錄、定位軌跡、家庭成員、微信好友、銀行存款等方方面面的“用户畫像”。

只要一個信息，就能在社工庫查到你在互聯網上的所有痕跡

在或長或短的服務列表明細中，支付幾百元至幾千元的價格，再等候1至3天的時間，就能獲得對應量級的個人隱私信息——而最基礎的電話號碼、地址等信息，甚至免費就能獲取。

服務商之間還會卷價格、卷數據時效性、卷信息渠道。“我們是刑偵的系統”“全球社工庫”，一家“老牌實力平台”這樣自我介紹。

事實上，社工庫的存在，和其背後衍生出的信息交易黑色產業鏈，並非新鮮事物。市場隱秘而龐大。

2018年，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人民法院曾審理一起犯罪嫌疑人利用搭建社工庫實施犯罪的刑事案件。該案判決書顯示，當事人所搭建的社工庫包含84億餘條公民個人信息。公訴機關的指控稱，根據該社工庫的文件夾分類，這84億餘條信息包括某品牌酒店入住者身份、某市中小學學籍、某省圖書館等。

該案當事人使用其搭建的社工庫提供付費查詢服務。經審理查明，該社工庫被查獲時，成功查詢次數共計1316471次。該案被告人被認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

除了利用黑客技術盜取的來自快遞、外賣、酒店等各大平台數據，社工庫的信息來源還可能是擁有某些系統數據權限的“內鬼”。

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秦旭東留意到，近年來，開盒逐漸從信息曝光演變為“人肉搜索＋系統性暴力”的結合體，“法律貌似完備，但現實不容樂觀，一個關鍵問題是對個人信息的過度收集。”

“各種市場主體特別是金融機構、網絡平台和賓館酒店等行業，由於合規的要求嚴苛，特別是落實各種實名制要求，都傾向於多收集個人信息。而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一是為了方便管理，二是隻重視所謂安全而忽視權利保護，更是習慣性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秦旭東認為，前者在監管和風控壓力下，一般都有加強信息保護的動力；而後者不僅動力不足，技術和投入也往往比市場主體差，更關鍵的是它掌握的個人信息更敏感、更繁雜。

3月20日，央視《新聞 1+1》 針對“開盒掛人”的報道中提及，根據《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規定，涉及未成年人違法開盒，如果未成年人的年齡很小，即使不用去承擔刑事責任，相應的民事責任也將由監護人來承擔。

回到這場事件的主人公“眼眸”身上，開盒風波延續至今，這個年僅13歲的女孩曾短暫迴避，但關於她自己的個人信息，也在短短數天之後被陌生人扒了出來。就像她曾對別人做的那樣。

（文中小可、白楊、玥玥、元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