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浙江村”到“杭州六小龍”：浙江的40年財富接力賽_風聞

杭州，這些年來，風頭很勁。

從阿里巴巴到海康威視，從DeepSeek到宇樹科技，杭州持續刷新着它科技融合發展的成績單。

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任何發展，沒有充足的原始積累，其他都白費。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的自然稟賦其實相當一般，輕撥時鐘，你還能看見那個拓荒年代的勤勞與野蠻、奮進與飢寒、希望還有欺騙，既坎坷，又曲折。

北京天安門往南僅6公里，曾經是著名的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是當時長江以北最大的服裝集散市場。

巔峯時期，整個商業區域內有服飾、紡織品、鞋帽等綜合市場24家，各類商户7000多個，從業人員4萬人，總營業面積24萬平方米，每年總交易額300多億元人民幣。

但為了疏解非首都職能，2021年10月底，大紅門市場徹底關停，一個時代和一羣人都就此翻頁了。

可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這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浙江村”。

已經成為歷史的北京南中軸線標誌建築“大紅門服裝城”

它既不是一級有編制的行政單位，也不是自然村落或社區，而是指進京經商的浙江人（其實基本都是温州人）形成的聚居地。

其實不只一處，還散落在北京朝陽、豐台、海淀各區，但以南邊大紅門一帶的為最大最集中。

他們以服裝加工為主業，經常晝夜不停地響着縫紉機，進料、打板、加工、定樣都在這裏，生活、娛樂、子女的教育無一不是在這裏。

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浙江人的數量幾乎以每年50%的速度增加，1994年10月的統計顯示，該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動人口11萬人，而當地北京農民也只有1.4萬餘人。

因為政府對“浙江村”的掌控力度極其有限，實際常住人口可能遠高於這個數字。

他們在北京卻又不屬於北京，同鄉人自成一體，甚至還形成了一個灰色的標籤——“盲流”。

現在年輕人，已經很難想象，為什麼他們要背井離鄉來到這裏？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鬆動，農村人地矛盾巨大，根據測算，在1995年，約有3.96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

而不誇張地説，在早先工業不佔優勢、經商不被允許的浙江，人均GDP（181元/人，1960年）低於全國平均值（221元/人，1960年），甚至比寧夏低，比西藏低，比安徽低。

温州尤其嚴重，那裏是紅壤地區，主糧以秈稻、小麥、紅薯為主，質、量都低。

北京“浙江村”中大概有40-50%的人來自樂清縣虹橋區（當時行政區劃），全區21萬人，耕地只有9萬1千畝，最少的一個村人均耕地不到2分，最多的平均不到1畝。

這就難怪等到改革春風吹滿地時，浙江人成羣結隊地分散到全國各地，拼命去討生活。

話説，温州樂清縣清江區（鎮）雁芙鄉尚與山村，有對農民個體户兄弟盧氏，本來在內蒙包頭一帶做服裝買賣。

在1983年在撤回樂清途中轉到北京，把隨身帶來的一些襯衣、外褲等“積壓貨”，擺在前門、王府井等繁華地段的地下通道口，掛在路旁的樹枝上叫賣。

這兩個日均客流量超過50萬人的流量入口，讓這些“積壓貨”頃刻間售空。

盧氏兄弟受到了刺激，在意外感覺到北京市場的巨大潛力後，他們改變了原先回家的打算，來到京南的海户屯，各租了一間當地農民院房，重新擺下縫紉機，搭起裁剪台。

後來他們又在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大柵欄口瑞蚨祥綢布店的門口租了一個櫃枱。

雖然也有其他版本的説法，但一般認為是這兄弟二人最早給“浙江村”奠了基，開啓了隨後二十年裏浙江人踩着縫紉機“北伐”的故事。

北京當年幾個主要的“浙江村”位置，其中以豐台區南苑鄉大紅門一帶規模最大、歷史最長

服裝行業，是浙江人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起點。

一個姓鄧的浙江人，在1984年來到北京鄧村，1985年接來妻子，1986年又招來兒、女、兒媳、女婿和四個弟弟。

親帶親、鄰招鄰地“滾雪球”，他們把温州的經營模式搬到了北京：千家萬户裏都是車間，全“村”又因分工協作而成為一個大工廠；設備簡易、技術傳統、產品以仿製為主；低廉的成本是他們主要的競爭力；薄利多銷是主要聚財手段。

當時北京的市場氛圍還沒那麼濃厚，國營門店佔大頭，900多萬北京市民對普通輕工業品，特別是物美價廉的服裝有着迫切需求。

温州工商户正是抓住了本地時裝高檔化、精品化，普通消費者的巨大市場卻相對被冷落這個契機，在北京撕開一道口子。

温州人又用他們驚人的吃苦精神與“螺螄殼裏做道場”的能耐，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

當年“浙江村”裏的店鋪門頭

一位姓朱的老闆在王府井、西單等四處租有店面，兼營零售、批發，僱員達30餘人，生意忙時一天銷2000餘件衣服。

村裏有5家家庭工廠與他進行“聯營”，即由朱老闆提供原料、款式，對方負責加工，朱老闆負責包銷成衣，一年營收能達到將近兩千萬元。

一個人忙起來時，常常三四天不合眼，辛苦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而“浙江村”裏生意人虧、平、賺的分界全在能不能及時掌握市場動態、把握最新信息。

那會兒還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年代，信息不透明，膽子大就有錢賺。

在東單經營時裝的李老闆，具體業務由親戚代理，自己往返於主要大城市間，隨身帶着大哥大、照相機蒐集設計樣式，隨時告知廠裏。

當年“浙江村”裏的車間

1992年秋天，東歐陷入經濟動盪，獨聯體國家的“洋倒爺”到北京，一時還沒摸清門路時，“浙江村”裏的一個經營者已經在國際倒爺出入的賓館裏包了專間，公然把皮衣樣品掛出來接受訂貨，一天賺了四五十萬。

錢掙得辛苦，也激動人心，一部分人成功完成最早的原始積累。

他們很少在北京消費，賺到錢就會匯回浙江老家。

據社會學家項飈（當時就讀北大社會學系）當時的統計，僅1993年春節前後，就有上億元款額從北京匯回當時的樂清虹橋。

美西方站在道德教師爺的位置上，指責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時，他們隻字不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的暴力、掠奪與道德崩塌。

歐洲的殖民掠奪如此，圈地運動如此，奴隸販賣如此，美國的西進運動依靠戰爭和欺詐條約，把原住民的祖地劃為“無主荒原”，更是如此。

中國人做不了這種事。

從1984年到1999年，浙江實際利用的直接外資（160億美元）甚至都不到廣東的五分之一，要翻身發展，就只能在夾縫中先苦着自己，走出第一步。

但既然是“摸着石頭過河”，就不可避免摻雜着混亂、無知和野蠻，是原始積累階段所避免不了的。

“浙江村”裏街道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浙江村”裏的生意是一種“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狀態。

不少生產户沒有拿到證照，原始投資往往是從温州借來的高利貸，或者向互助會、“抬會”求助，類似地下錢莊，成本高，風險大。

根據一項調查，用工也不規範。

至於房屋租賃、買賣合約，以至於滿足衣食住行的日常服務，基本都處在管理的空白區。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些人行走江湖，一靠傳統親友宗族的內部互助、監督，二靠自身多加小心。

“浙江村”裏的菜市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浙江村”幫派勢力橫行，賭博是村裏的日常，兇殺搶劫是難免的犯罪行為，村民多數是靠民間自衞來保護生命財產。

篤信“愛拼才會贏”和“富貴險中求”的一代人，就在這樣的環境裏摸爬滾打，積累財富。

掙到錢了就萬事大吉了？

不，或許還有全新的麻煩在等他們。

2009年5月4日下午，一個名叫劉曉人的傳奇老闆，在湖州市德清縣主動投案，承認自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涉案超過2億。

在此之前，德清縣許多大小老闆不停地給劉曉人送錢，期待他這個“能人”可以幫他們代持股份，能在“即將上市”的項目中獲得高回報。

因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2007年阿里巴巴B2B業務在港上市，讓軟銀獲得高達71倍的投資回報。2007年，寧波服裝大佬李如成（雅戈爾集團）通過參股中信證券、廣博股份和寧波銀行等，獲得股權投資回報170多億元。

造富神話在江浙滬人盡皆知，浙商們更是津津樂道。

辛苦完成財富積累的浙商們，爭先恐後投身創業投資的大躍進中。

早在“劉曉人案”之前，全民創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們把創投公司看成是最時髦、最便捷的創富工具。2008年前的高峯時期，浙江平均每個縣興起近百家投資公司，僅在杭州註冊的就有800多家。

杭州最豪華的寫字樓——公元大廈成了創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領袖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也聯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但劉曉人身邊的老闆們，聽不懂“電子商務”、“股權融資”這些大詞，甚至很多人都不會用電腦，但很興奮，也覺得他很厲害。

打動這些創一代不難，結果是最土的錢以最洋的名頭，做成了幾十年來未變的拆借生意，甚至連股權協議都沒有。

劉曉人被稱作“天使大哥”，暗地裏做的仍是拆東牆補西牆的高息拆借生意，如果真有項目想要投資，比如當時的“共合網”，他在自己還沒進入時，就先拿着項目在傳統老闆中間兜售代持股份，高低一張嘴，全憑信息差。

暴雷是遲早的事。慾望疊加無知，讓劉曉人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羣像的寫照。

結果就是，幾乎整個德清縣大小老闆都深陷其中，有人説：劉曉人案讓當地的經濟倒退5-10年。

根據北大法寶數據庫的統計，浙江省以975件位列近九年的法院一審集資詐騙案件數量首位，其次是上海和河南。

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對浙江做什麼負面評論，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草根起家，原始積累得夠早，錢夠多，夠活躍，才有更多的機會暴露問題。

從混沌走向秩序，從激情走向理性，從新手村走進決賽圈，何其不易！

2008年，杭州浙江大學，幾個研究生湊在一塊鼓搗一套外掛炒股軟件。

牽頭的年輕人就是梁文鋒，他一邊積累市場行情數據，一邊探索全自動量化交易。

2015年，梁文鋒在杭州成立九章資產；2016年，在寧波成立幻方量化，同年推出第一個AI模型，實現了所有量化策略的AI化轉型。

他立志要用數學和人工智能打造一個世界頂級的量化對沖基金。

雖然量化交易在中國已經合法化，但因為算法暗箱和密集高頻的交易特點，全世界主要國家對於量化交易基金都呈現一種“嚴格但不扼殺”的基調。

2021年，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Tower Research Capital利用高頻策略操縱期貨市場，欺詐性地下達了成千上萬的虛假訂單，對其罰款6740萬美元。

而在中國散户眼裏，妖魔化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好在浙江有先行先試的傳統，對新生事物足夠寬容，對財富足夠寬容。

宇樹Unitree Go2四足機器狗

此前網傳DeepSeek預訓練費用只有557.6萬美元，且沒用外部一分錢，但那只是V3模型的預訓練費用。如果把買卡、搭服務器、人員高薪、軟件系統、冷卻系統都算進去，四年的運營成本大約要到26億美元。

根據2024年行業調研，規模在百億以上的幻方量化，主要客户為機構投資者及超高淨值個人，並且客户中約60%來自長三角地區（上海、杭州、蘇州），寧波人、温州人等一直是主場作戰。

從這個角度説，浙江創一代老闆們，也算間接扶持了中國的開源大模型。

在社會財富逐漸積累的同時，當地政府也開啓了國資對風險投資領域的探索。

早在1993年，浙江就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風投公司浙科投（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當時IDG才剛剛進入中國市場。

杭州資本現在手握三大千億基金，從“投早、投小、投科技”到產業併購，形成覆蓋全生命週期、全產業鏈條、總規模超3000億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羣。

在“六小龍”科技企業中，杭州資本投資、服務了其中四家企業，包括雲深處、宇樹科技、強腦科技和深度求索（DeepSeek）。

如今的浙江營商環境、商業基礎設施都是頂級，出口額穩居全國第二，高科技企業蓬勃發展，“敢於冒險，樂於投資”是這裏經濟活動的主基調。

腳踩縫紉機數錢、雞毛換糖掙錢的景象不再了，草台班子亂投資的景象也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浙江創投足夠民營化，敏鋭、專業、高效，對中國創新創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良性的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就像接力賽，沒有1就不會有1後面的0，浙江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秀課代表。

● 參考資料：

1.《北京有個“浙江村”——社會轉型中一個自發城市化羣體的初步研究》項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2.《浙商新一輪悲劇：劉曉人畸變的創投生涯》創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