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浙江村”到“杭州六小龍”:浙江的40年財富接力賽_風聞
正解局-正解局官方账号-解读产业,发现价值。产业/城市/企业。31分钟前

杭州,這些年來,風頭很勁。
從阿里巴巴到海康威視,從DeepSeek到宇樹科技,杭州持續刷新着它科技融合發展的成績單。
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任何發展,沒有充足的原始積累,其他都白費。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的自然稟賦其實相當一般,輕撥時鐘,你還能看見那個拓荒年代的勤勞與野蠻、奮進與飢寒、希望還有欺騙,既坎坷,又曲折。

北京天安門往南僅6公里,曾經是著名的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是當時長江以北最大的服裝集散市場。
巔峯時期,整個商業區域內有服飾、紡織品、鞋帽等綜合市場24家,各類商户7000多個,從業人員4萬人,總營業面積24萬平方米,每年總交易額300多億元人民幣。
但為了疏解非首都職能,2021年10月底,大紅門市場徹底關停,一個時代和一羣人都就此翻頁了。
可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這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浙江村”。

已經成為歷史的北京南中軸線標誌建築“大紅門服裝城”
它既不是一級有編制的行政單位,也不是自然村落或社區,而是指進京經商的浙江人(其實基本都是温州人)形成的聚居地。
其實不只一處,還散落在北京朝陽、豐台、海淀各區,但以南邊大紅門一帶的為最大最集中。
他們以服裝加工為主業,經常晝夜不停地響着縫紉機,進料、打板、加工、定樣都在這裏,生活、娛樂、子女的教育無一不是在這裏。
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浙江人的數量幾乎以每年50%的速度增加,1994年10月的統計顯示,該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動人口11萬人,而當地北京農民也只有1.4萬餘人。
因為政府對“浙江村”的掌控力度極其有限,實際常住人口可能遠高於這個數字。
他們在北京卻又不屬於北京,同鄉人自成一體,甚至還形成了一個灰色的標籤——“盲流”。
現在年輕人,已經很難想象,為什麼他們要背井離鄉來到這裏?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鬆動,農村人地矛盾巨大,根據測算,在1995年,約有3.96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
而不誇張地説,在早先工業不佔優勢、經商不被允許的浙江,人均GDP(181元/人,1960年)低於全國平均值(221元/人,1960年),甚至比寧夏低,比西藏低,比安徽低。
温州尤其嚴重,那裏是紅壤地區,主糧以秈稻、小麥、紅薯為主,質、量都低。
北京“浙江村”中大概有40-50%的人來自樂清縣虹橋區(當時行政區劃),全區21萬人,耕地只有9萬1千畝,最少的一個村人均耕地不到2分,最多的平均不到1畝。
這就難怪等到改革春風吹滿地時,浙江人成羣結隊地分散到全國各地,拼命去討生活。
話説,温州樂清縣清江區(鎮)雁芙鄉尚與山村,有對農民個體户兄弟盧氏,本來在內蒙包頭一帶做服裝買賣。
在1983年在撤回樂清途中轉到北京,把隨身帶來的一些襯衣、外褲等“積壓貨”,擺在前門、王府井等繁華地段的地下通道口,掛在路旁的樹枝上叫賣。
這兩個日均客流量超過50萬人的流量入口,讓這些“積壓貨”頃刻間售空。
盧氏兄弟受到了刺激,在意外感覺到北京市場的巨大潛力後,他們改變了原先回家的打算,來到京南的海户屯,各租了一間當地農民院房,重新擺下縫紉機,搭起裁剪台。
後來他們又在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大柵欄口瑞蚨祥綢布店的門口租了一個櫃枱。
雖然也有其他版本的説法,但一般認為是這兄弟二人最早給“浙江村”奠了基,開啓了隨後二十年裏浙江人踩着縫紉機“北伐”的故事。

北京當年幾個主要的“浙江村”位置,其中以豐台區南苑鄉大紅門一帶規模最大、歷史最長

服裝行業,是浙江人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起點。
一個姓鄧的浙江人,在1984年來到北京鄧村,1985年接來妻子,1986年又招來兒、女、兒媳、女婿和四個弟弟。
親帶親、鄰招鄰地“滾雪球”,他們把温州的經營模式搬到了北京:千家萬户裏都是車間,全“村”又因分工協作而成為一個大工廠;設備簡易、技術傳統、產品以仿製為主;低廉的成本是他們主要的競爭力;薄利多銷是主要聚財手段。
當時北京的市場氛圍還沒那麼濃厚,國營門店佔大頭,900多萬北京市民對普通輕工業品,特別是物美價廉的服裝有着迫切需求。
温州工商户正是抓住了本地時裝高檔化、精品化,普通消費者的巨大市場卻相對被冷落這個契機,在北京撕開一道口子。
温州人又用他們驚人的吃苦精神與“螺螄殼裏做道場”的能耐,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

當年“浙江村”裏的店鋪門頭
一位姓朱的老闆在王府井、西單等四處租有店面,兼營零售、批發,僱員達30餘人,生意忙時一天銷2000餘件衣服。
村裏有5家家庭工廠與他進行“聯營”,即由朱老闆提供原料、款式,對方負責加工,朱老闆負責包銷成衣,一年營收能達到將近兩千萬元。
一個人忙起來時,常常三四天不合眼,辛苦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而“浙江村”裏生意人虧、平、賺的分界全在能不能及時掌握市場動態、把握最新信息。
那會兒還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年代,信息不透明,膽子大就有錢賺。
在東單經營時裝的李老闆,具體業務由親戚代理,自己往返於主要大城市間,隨身帶着大哥大、照相機蒐集設計樣式,隨時告知廠裏。

當年“浙江村”裏的車間
1992年秋天,東歐陷入經濟動盪,獨聯體國家的“洋倒爺”到北京,一時還沒摸清門路時,“浙江村”裏的一個經營者已經在國際倒爺出入的賓館裏包了專間,公然把皮衣樣品掛出來接受訂貨,一天賺了四五十萬。
錢掙得辛苦,也激動人心,一部分人成功完成最早的原始積累。
他們很少在北京消費,賺到錢就會匯回浙江老家。
據社會學家項飈(當時就讀北大社會學系)當時的統計,僅1993年春節前後,就有上億元款額從北京匯回當時的樂清虹橋。
美西方站在道德教師爺的位置上,指責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時,他們隻字不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的暴力、掠奪與道德崩塌。
歐洲的殖民掠奪如此,圈地運動如此,奴隸販賣如此,美國的西進運動依靠戰爭和欺詐條約,把原住民的祖地劃為“無主荒原”,更是如此。
中國人做不了這種事。
從1984年到1999年,浙江實際利用的直接外資(160億美元)甚至都不到廣東的五分之一,要翻身發展,就只能在夾縫中先苦着自己,走出第一步。

但既然是“摸着石頭過河”,就不可避免摻雜着混亂、無知和野蠻,是原始積累階段所避免不了的。

“浙江村”裏街道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浙江村”裏的生意是一種“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狀態。
不少生產户沒有拿到證照,原始投資往往是從温州借來的高利貸,或者向互助會、“抬會”求助,類似地下錢莊,成本高,風險大。
根據一項調查,用工也不規範。
至於房屋租賃、買賣合約,以至於滿足衣食住行的日常服務,基本都處在管理的空白區。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些人行走江湖,一靠傳統親友宗族的內部互助、監督,二靠自身多加小心。

“浙江村”裏的菜市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浙江村”幫派勢力橫行,賭博是村裏的日常,兇殺搶劫是難免的犯罪行為,村民多數是靠民間自衞來保護生命財產。
篤信“愛拼才會贏”和“富貴險中求”的一代人,就在這樣的環境裏摸爬滾打,積累財富。
掙到錢了就萬事大吉了?
不,或許還有全新的麻煩在等他們。
2009年5月4日下午,一個名叫劉曉人的傳奇老闆,在湖州市德清縣主動投案,承認自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涉案超過2億。
在此之前,德清縣許多大小老闆不停地給劉曉人送錢,期待他這個“能人”可以幫他們代持股份,能在“即將上市”的項目中獲得高回報。
因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2007年阿里巴巴B2B業務在港上市,讓軟銀獲得高達71倍的投資回報。2007年,寧波服裝大佬李如成(雅戈爾集團)通過參股中信證券、廣博股份和寧波銀行等,獲得股權投資回報170多億元。
造富神話在江浙滬人盡皆知,浙商們更是津津樂道。
辛苦完成財富積累的浙商們,爭先恐後投身創業投資的大躍進中。
早在“劉曉人案”之前,全民創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們把創投公司看成是最時髦、最便捷的創富工具。2008年前的高峯時期,浙江平均每個縣興起近百家投資公司,僅在杭州註冊的就有800多家。
杭州最豪華的寫字樓——公元大廈成了創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領袖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也聯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但劉曉人身邊的老闆們,聽不懂“電子商務”、“股權融資”這些大詞,甚至很多人都不會用電腦,但很興奮,也覺得他很厲害。
打動這些創一代不難,結果是最土的錢以最洋的名頭,做成了幾十年來未變的拆借生意,甚至連股權協議都沒有。
劉曉人被稱作“天使大哥”,暗地裏做的仍是拆東牆補西牆的高息拆借生意,如果真有項目想要投資,比如當時的“共合網”,他在自己還沒進入時,就先拿着項目在傳統老闆中間兜售代持股份,高低一張嘴,全憑信息差。
暴雷是遲早的事。慾望疊加無知,讓劉曉人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羣像的寫照。
結果就是,幾乎整個德清縣大小老闆都深陷其中,有人説:劉曉人案讓當地的經濟倒退5-10年。
根據北大法寶數據庫的統計,浙江省以975件位列近九年的法院一審集資詐騙案件數量首位,其次是上海和河南。
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對浙江做什麼負面評論,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草根起家,原始積累得夠早,錢夠多,夠活躍,才有更多的機會暴露問題。
從混沌走向秩序,從激情走向理性,從新手村走進決賽圈,何其不易!

2008年,杭州浙江大學,幾個研究生湊在一塊鼓搗一套外掛炒股軟件。
牽頭的年輕人就是梁文鋒,他一邊積累市場行情數據,一邊探索全自動量化交易。
2015年,梁文鋒在杭州成立九章資產;2016年,在寧波成立幻方量化,同年推出第一個AI模型,實現了所有量化策略的AI化轉型。
他立志要用數學和人工智能打造一個世界頂級的量化對沖基金。
雖然量化交易在中國已經合法化,但因為算法暗箱和密集高頻的交易特點,全世界主要國家對於量化交易基金都呈現一種“嚴格但不扼殺”的基調。
2021年,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Tower Research Capital利用高頻策略操縱期貨市場,欺詐性地下達了成千上萬的虛假訂單,對其罰款6740萬美元。
而在中國散户眼裏,妖魔化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好在浙江有先行先試的傳統,對新生事物足夠寬容,對財富足夠寬容。

宇樹Unitree Go2四足機器狗
此前網傳DeepSeek預訓練費用只有557.6萬美元,且沒用外部一分錢,但那只是V3模型的預訓練費用。如果把買卡、搭服務器、人員高薪、軟件系統、冷卻系統都算進去,四年的運營成本大約要到26億美元。
根據2024年行業調研,規模在百億以上的幻方量化,主要客户為機構投資者及超高淨值個人,並且客户中約60%來自長三角地區(上海、杭州、蘇州),寧波人、温州人等一直是主場作戰。
從這個角度説,浙江創一代老闆們,也算間接扶持了中國的開源大模型。
在社會財富逐漸積累的同時,當地政府也開啓了國資對風險投資領域的探索。
早在1993年,浙江就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風投公司浙科投(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當時IDG才剛剛進入中國市場。
杭州資本現在手握三大千億基金,從“投早、投小、投科技”到產業併購,形成覆蓋全生命週期、全產業鏈條、總規模超3000億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羣。
在“六小龍”科技企業中,杭州資本投資、服務了其中四家企業,包括雲深處、宇樹科技、強腦科技和深度求索(DeepSeek)。

如今的浙江營商環境、商業基礎設施都是頂級,出口額穩居全國第二,高科技企業蓬勃發展,“敢於冒險,樂於投資”是這裏經濟活動的主基調。
腳踩縫紉機數錢、雞毛換糖掙錢的景象不再了,草台班子亂投資的景象也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浙江創投足夠民營化,敏鋭、專業、高效,對中國創新創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良性的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就像接力賽,沒有1就不會有1後面的0,浙江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秀課代表。
● 參考資料:
1.《北京有個“浙江村”——社會轉型中一個自發城市化羣體的初步研究》項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2.《浙商新一輪悲劇:劉曉人畸變的創投生涯》創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