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顧抗美援朝戰爭（609）抗美援朝中的金融工作_風聞

面對抗美援朝戰爭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國內財經、金融工作主要以“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工作方針為指導，即使是在新中國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上，依然支撐起龐大的軍費支出，穩住了金融物價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守住在遠東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橋頭堡，政治霸權、經濟霸權、軍事霸權的陣地，迅速對朝鮮半島形勢作出反應，於6月27日，派出海軍和空軍入侵朝鮮領海、領空，進攻朝鮮人民軍，對朝鮮城市狂轟濫炸；與此同時，趁機派出第七艦隊火速向台灣海峽出動，意圖將台灣當作其“不沉的航空母艦”，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7月7日，美國提議“聯合國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為制止武裝進攻並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援助”，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借聯合國名義，組織“聯合國軍”參戰，以集體安全為理由制裁朝鮮，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1950年9月15日，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在距漢城最近的仁川港登陸，佔領漢城，隨後北上，於10月7日越過三八線，並推進至中朝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國土安全。9月30日，毛澤東同志決定，以周恩來總理的名義向美國發出嚴正警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衞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恃強凌弱、霸道霸凌的美國根本無視中國人民的鄭重警告，氣焰愈發囂張。10月初，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統一”朝鮮的提案，派出重型轟炸機、作戰飛機，將戰火從朝鮮燒到中國，對我國東北邊境城市進行頻繁的轟炸和掃射，襲擾山東半島的青島、煙台等地。

朝鮮戰爭帶來的危機迫使中國人民必須挺身而出，維護自身的安全與和平。毛澤東同志在對各種可能性作出縝密研判後，以大無畏的革命氣勢，力排眾議，決策帷幄，誓與美國這個不可一世的世界頭號強國直接較量。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決心“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朝軍隊苦徵惡戰，與敵軍艱難對決五次戰役，把敵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三八線附近，終使朝鮮戰局大體穩定下來，戰事進入相持階段。五次戰役的勝利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增加了世界民主陣營的聲勢，加劇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和裂痕，並逼使美軍於1951年7月主動提出停戰談判。在談判期間，“聯合國軍”對中朝軍隊連續多次發起攻勢，製造事端，談判的較量須臾未離血與火的戰場，以打促談伴隨多輪激烈的談判交鋒，終於到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訂，結束了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全世界的人們驚呼奇蹟，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贏得了長久、寶貴的國際和平環境。

面對抗美援朝戰爭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國內財經、金融工作主要以“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工作方針為指導，即使是在新中國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上，依然支撐起龐大的軍費支出，穩住了金融物價，奇蹟般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重任，併為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做好了周全準備。

一、防止金融物價波動

經濟對戰爭高度敏感，朝鮮戰爭爆發後，我國國內首當其衝的是金融物價波動問題。1950年6月，美入侵朝鮮、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後，國內金融物價出現不同程度的波動，上海紗價從530萬元（舊幣）漲至540萬元，進口的工業器材及原料大幅上漲；天津股市開始出現恐慌性拋售，開灤、啓新股票在28日和29日跌落了28%-30%；金銀、美元價格反應更為敏鋭，漲勢明顯、波動頻繁。但國內主要物資影響較小，主要是因為國營貿易公司掌握大量存貨，牌價可控，主動權在國家之手，而私商自然無法在市場上進行投機操作、興風作浪。整體來看，最初帶來的是國內金融物價的有限波動，僅限於進口貨物和金銀、美元。

但凡一國有捲入戰爭的風險，總會出現搶購物資、抬高物價、出逃資金的現象。中財委時刻警惕並嚴密注視着金融物價的波動，勢將漲價之風遏制於萌芽之中。6月29日，中財委果斷髮出《關於穩定金融物價的指示》，提出“放手拋售物資，對一切投機搗亂分子給予打擊，把這一可能到來的金融物價風潮打下去，繼續穩定物價”，具體措施上，要求各地貿易公司、合作社，按照中央貿易部規定的牌價放手拋售一切存貨，不得惜售，不得抬價；要求中央貿易部，迅速、穩當、有步驟地購買國內市場上缺乏的五金器材、染料、化學藥品等進口品，以保證進口品價格的平穩；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匯牌價適當調整，以利於進口；並對私人供匯適當放寬尺度……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及財委，加強黃金、銀元的管理，防止抬高黃金、銀元價格，擾亂市場；對於可能發生的物價波動嚴密注意，若有波動，組織力量堅決擊退，給投機者以沉重打擊。中央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各級人民政府及財委、各地貿易公司、合作社等多個部門協同行動，《指示》的行動部署效果卓然，國內金融物價波動一度得以平息。

美軍接近並越過三八線前、後時間，物價波動風潮又起。棉紡織業部門、茶商等都在爭相囤積棉紗。在農村，雖然普遍豐收，但有些地區出現人心浮動，不少羣眾囤存小麥的現象。

物價關係重大。在志願軍入朝參戰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7日，中財委再次緊急下達《關於防止物價波動問題的指示》。時隔不到四個月，中財委先後兩次要求“穩定物價”，提出的解決方案側重點也各不相同。“六月”指示重在全面部署，而“十月”指示則重在根據對商品的掌握情況不同，提出針對性更強的舉措：對於實物充足、力量雄厚的商品，如有波動，即堅決大量出售，以資平抑達到穩定；對於掌握力量很不充足的個別商品，採取有計劃有步驟地上提價格，以避免後力不繼，造成物價波動；對於掌握力量不十分充足的商品，主要是紗、煤油、工業器材及其他進口物資，分別採取增加生產、增加進口，並主要配售用於工廠生產需要而不在市場出售。尤其對於“物資缺乏而又關係人民生活重大的商品”，《指示》中規定將“採取統購統銷及配售禁賣辦法”。“統購統銷及配售禁賣”無疑是應對戰爭引發的軍需緊缺或是物資變數而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政策。中財委於1951年初對紗布採取了統購統銷的措施。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前後的一個多月，還發生存款短期內被大量提走的嚴重問題。當時國家銀行共吸收存款18萬億元（舊幣），90%是公家存款，部隊、機關、團體不斷向國家銀行提款，10多天內提出6000億元（舊幣）。如續提之勢不減，事態將十分嚴峻，金融會陷入混亂的局面，財政將捉襟見肘，轉而迫使國家銀行不得不透支發行貨幣。為加強管控，繼“十月”指示之後，中財委於11月3日發出《關於凍結現金和穩定物價措施的指示》，決定凍結部隊、機關、團體存款，緩購農產品；凍結期限一個月左右。但凍結存款並非長久之計，統一、協調部署財政、經濟、金融迫在眉睫。

二、抗美援朝初期財經工作、金融工作方針：“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

朝鮮半島的戰火是否會燃至邊境，致使國內兵連禍結？抗美援朝戰爭將是曠日持久還是速戰速決？財經工作、金融工作當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局？

黨中央深謀遠慮，籌謀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時，對時局曾作出三種估計：一是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是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是鄰境戰爭，敵人在國內海口登陸，全國捲入戰爭。1950年11月初，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劣勢裝備，經過13個晝夜艱苦作戰，殲敵15000多人，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到清川江，首戰告捷，初步穩定了朝鮮戰局。接下來國內的財經、金融工作如何應對各種可能，必須提早謀劃。

第二次全國財經會議召開。基於戰場初戰告捷的有利局勢，1950年11月15日，第二次全國財經會議迅即召開，分析、研判1951年財經工作方針。起初，會議討論以第二種局勢（即鄰境戰爭，國內被炸）為基點，普遍認為，財經工作應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維持市場，求得金融物價不要大亂，其次再考慮帶投資性的經濟和文化的支出。首要目標是服從戰爭，而為何將穩定市場居於第二目標？“因為我們已佔有全國，交通恢復，財經基本統一，市場物價會對生產和人民生活產生全局影響；且我們物資儲備薄弱，經濟基礎不鞏固，如果平抑不了物價，政治上不利，軍事也受影響，危害很大，這是我們的弱點。力爭市場物價穩定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盡力削減以至消滅赤字。”財政金融平穩，市場物價的平穩才有基礎。對這個事關戰略全局的問題，陳雲同志在會上作出了詳實深入的詮釋。戰事並不明朗，為何還要考慮帶投資性的支出？對此，陳雲同志又進一步指出，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財政方針上，都不可能又戰爭又建設，不可能兩者並列，兩頭兼顧。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戰爭第一的觀點表現在財政上，就是在預算上要儘可能滿足戰爭的需要。對直接與戰爭有關的軍工投資，對財政收入直接有幫助的投資，對穩定市場有密切關係的投資，應該予以滿足。戰爭結束以後，才能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但我們現在可以做各種準備工作。

黨中央基本上同意會議討論的1951年財經工作方針，只將“戰爭第一”的提法改為“國防第一”，對會議研討的內容予以明確：財政增收的重點，在於幫助農民銷出農副土特產品，這是國家取得税收的前提，也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市場穩定的着力點，在於穩定金融，保障金融穩定的關鍵是財政收支要平衡，儘量不發或少發票子。同時要加強物資供應、加強運輸工作、實行紗布統購統銷，為穩定市場提供保障；縮減經濟和文化投資。如何處理好“穩”與“建”的關係，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權衡利弊得失，決定在兩者中把穩定市場物價放在優先地位。

第二次全國財經會議後，一系列有關財政、金融、市場、生產的具體政策緊隨其後出台。12月1日，《政務院關於決算制度、預算審核、投資的施工計劃和貨幣管理的決定》通過，建立國家決算制度、預算審核制度，加強投資的計劃性和貨幣管理。12月25日，中財委批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管理實施辦法》和《貨幣收支計劃編制辦法》，主動掌握與調劑貨幣流通，使屬於國家的但分散在各單位的資金充分集中統一有效使用，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中巨大資金的需要，為促進國家經濟核算及計劃的執行，作出政策準備。12月29日政務院批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公佈，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於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這一政策在當時國家財政緊張的緊要關頭出台，有益於凝聚國內私人資金力量，彌補和支持國家建設資金的不足，鞏固“四面八方”政策。

“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出台。朝鮮戰爭威脅着新中國的安全與和平建設。可喜的是，1950年經濟建設經費達到17.36億元（新幣），佔當年國家財政支出的25.6%。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23.4%。其中，工業增長36.4%，農業增長17.8%。糧食增產16.9%。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狀況大有改觀。這在當時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市場持續穩定，戰爭有可能引發的金融物價波動已不足為慮。

1951年的前後兩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相繼取得第二次、第三次戰役的勝利，1951年1月，“聯合國軍”被趕回“三八線”以南，朝鮮戰局大體上穩定下來。抗美援朝三次戰役連戰連捷，中國人民勝利的信心和底氣倍增。籌劃建設新中國，迴歸到黨中央的中心議程。1951年1月29日，毛澤東同志經過深思熟慮，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很慎重地對“恢復國民經濟”作出謀劃和部署∶“今後大計，應該是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所謂三年準備，應當是從一九五〇年算起。各級領導同志都應該心中有數，有一個計劃，有步驟地去進行工作”。國內充盈着抗美必勝的決心，“三年恢復國民經濟”的戰略部署透露出信心百倍、躊躇滿志之氣勢，國民經濟的恢復未曾停滯，繼續如火如荼地層層推進。

中財委在1951年首季度從金融、貿易、財政、基本建設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部署。貿易方面，出台了外貿方式由結匯改易貨，由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大部物資如鋼鐵、化工、電材逐漸轉靠蘇聯、東歐供給，國外損失國內補，全力加強國內城鄉交流等應對舉措；財政方面，政務院於3月29日頒佈《關於1951年度財政收支系統劃分的決定》，實行中央、大行政區、省三級財政體制；金融方面，在第二次全國金融會議明確的1951年工作任務基礎上，交給金融的主要任務新增以下幾項∶“一是發行貨幣；二是現金管理；三是審查業務計劃，掌握存款取款”，“要在一年內摸索出鈔票流通的規律”等。

1951年4月22日，抗美援朝戰爭規模最大的戰役——第五次戰役打響，交戰雙方投入總兵力達100萬人，戰況膠着，激戰長達50天之久。軍費開支越來越大，財政面臨沉重壓力，6月上旬，軍費開支已突破3月財政概算，財政赤字由9萬餘億猛增到26萬億元（舊幣）。

國家財政的保障離不開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全力支持。年初部署的“城鄉交流”成為了充盈財政四兩撥千斤的關鍵一招，避免了銀行透支，活躍了國民經濟，支撐和保證抗美援朝的財政支出。中財委指導各地財委全力落實中共中央3月22日發出的《關於召開土產會議加強推銷土產的指示》。一系列土產產銷會議、土產展覽交流大會在各地組織召開，形成了全國城鄉物資交流高潮。1951年，城鄉物資交流大會共簽訂1.4萬餘份合同與協議，成交總額達人民幣10萬餘億元（舊幣），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城鄉交流”的效果立竿見影。

三、抗美援朝中財經工作、金融工作的主要方針：邊抗、邊穩、邊建

確立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方針。1951年7月10日，朝鮮戰場開啓曠日持久、邊打邊談的停戰談判。1951年10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提出要求∶“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至此，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方針正式明確，毛澤東同志從戰略全局着眼，在戰爭與建設之間運籌有度，三項任務並未區分先後、層次。新中國邊抗、邊穩、邊建地度過了1951年。戰爭並未將中國拖垮。抗美援朝中邊抗、邊建的決定果斷、明智，1951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國家財政狀況的好轉，取得關鍵性突破。1951年經濟建設的投資超過清朝、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三個時期的任何一年，重點投向水利、鐵路、紡織行業，經濟建設經費總計35.11億元（注：文中以下內容所涉人民幣金額均按1955年3月發行的新人民幣單位計算），佔到財政支出的28.7%，財政不僅沒有發生赤字，反而有0.6億元結餘；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存款總額增加將近1.5倍，放款增加2.5倍之多，全國私營工業户增加11%，私營商業户增加11.9%，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9%。

停戰談判並不意味着休戰，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戰爭仍在繼續。美軍在朝鮮戰場不斷製造事端，1952年1月起又展開“絞殺戰”和“細菌戰”。能戰才能和，以打促談成為此後的常態。美軍一次次的攻勢被粉碎，到1952年5月，談判五項議程中四項已達成協議。此後，毛澤東同志牢牢掌握邊打邊談的主動權，運用談與打、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智慧，針鋒相對，贏得與美國停戰談判的有利局面。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着手考慮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醖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

開展“愛國儲蓄、增產節約”運動。為繼續堅持抗美援朝正義之戰，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同志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特別強調，我們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至此，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轟轟烈烈全面鋪開。這次運動使全國增產節約總值達31.7億元，其中增產總值11.6億元，生產和基本建設降低成本節約13.7億元，流動資金節約6.4億元。金融系統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開展節約儲蓄、愛國儲蓄業務，一場“愛國儲蓄、增產節約”運動迅速席捲城市中的大街小巷，編制印刷品進行廣泛宣傳，舉辦多種形式的節儲活動，組織流動服務組深入政府企業，實行連帶上班制，方便儲户存取款；發行愛國有獎定期儲蓄存單、貨幣定額儲蓄存單等等，鼓勵羣眾踴躍存款，為抗美援朝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以資金組織的計劃化，促進國民經濟計劃化。根據黨中央“邊打、邊穩、邊建”的“三邊”方針，周恩來同志在1952年5月19日國防工業會議上提出，“建設費高於軍費，軍費開支，能節省就要節省”的要求，軍費支出位列第二。中財委於1952年5月21日至6月5日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會議決定將“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目標迅速付諸於科學的謀劃之中，根據“建設第一位、軍事第二位、行政第三位”的要求，制定1952年財政預算編制，並即着手編制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資源計劃可控、調度可控是預算編制可行的基礎和關鍵。1952年銀行的任務重點轉向為組織資金合理使用，貫徹增產節約運動而努力。具體來講，主要通過掌握現金出納計劃、放款計劃、國際收支計劃的“三大計劃”，以金融調配的計劃化鞏固金融物價穩定，促進國民經濟計劃化。

建立中國人民志願軍隨軍銀行。1952年，為適應部隊流動性大、機密性強的特點，籌建隨軍銀行機構提上日程。7月16日，中央軍委和中央財委共同簽發《關於加強軍事系統貨幣管理及建立隨軍銀行的決定》，將加強軍事系統的貨幣管理，在保證軍事供給的原則下，逐步實行軍事預算的出納執行制度，從軍事經費的預撥制度逐步過渡到根據預算通過人民銀行隨用隨取的制度，除在各級人民銀行內部建立軍事貨幣管理部門外，要求逐步地迅速地籌建隨軍銀行機構。

按照《決定》要求，總後勤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於1952年10月頒發《關於建立隨軍銀行的幾項原則指示》，着眼於明確建行的方法步驟、幹部調配和制度手續等原則性規定，令各大軍區和志願軍依規籌建。中國人民志願軍隨軍銀行將常駐部隊，隨軍行動，專為戰鬥部隊服務。其主要任務是：辦理部隊中一切經費的支領、下撥；按貨幣收支計劃，監督預算之支出、結算和結存上繳；代理與管理軍隊之現金出納；辦理部隊中的個人儲蓄及匯兑業務；代理保管部隊作戰中繳獲之金銀外幣、貴重物品。經過一段時間籌備，1953年2月初中國人民志願軍隨軍銀行在出國部隊中正式成立，至1953年6月，在志願軍各分部、軍、師普遍建立了隨軍銀行中心支行和支行；各大軍區所屬部隊隨軍銀行至1953年下半年先後組建。隨軍銀行按照軍隊編制不同設置機構：師設支行（後改稱野戰金庫），軍和分部設中心支行，志願軍後勤司令部設隨軍銀行分行，負責統管出國部隊隨軍銀行中心支行和野戰金庫的工作。組建後的隨軍銀行出色地保證了出國部隊的經費供應，加強了作戰狀態下的貨幣管理，積累了一套寶貴的戰時金融經驗，一直持續到1954年10月從朝鮮撤回安東。

到1952年底，國家財政收入達183.7億元，總支出176億元，財政盈餘7.7億元。銀行信貸資金來源、資金運用各為118.8億元。資金來源中，各項存款年末餘額93.3億元，其中城鎮儲蓄存款8.6億元；企業存款33億元。資金運用中，各項貸款年末餘額108億元，其中工業貸款9.5億元，商業貸款93.8億元，農業貸款4.2億元。年末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達到27.5億元。

四、對美金融戰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遭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1949年11月，美國策劃成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的國際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這一美國手中的冷戰工具被利用，以封鎖、禁運的手段，對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也成為封鎖、禁運的重點對象。不過起初美國實行的是戰略物資許可證制度，有限度的而非全面對華禁運。我國對外貿易對象主要還是美英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950年，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總額為7.67億美元，佔當年對外貿易總額的67.6%。對外國際貿易結算和國家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1950年8月25日，國家外匯儲備達1.57億美元，其中美元為6610萬元。

美國對華封鎖、禁運制裁政策迅速升級。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擴大了對華封鎖、禁運範圍，步步升級貿易、金融管制，緊密配合其軍事入侵。1950年6月29日，推出《1950年輸出統制法令》，規定煤油、橡膠、銅、鉛等11種貨品除非有特別輸出許可證，不得輸往中國大陸和澳門。7月20日，宣佈撤廢輸往中國的貨物出口許可證，持有人須一律交還重新審查。8月，頒佈《1950年特種貨物禁止輸出令》，其中包括金屬母機、非鐵金屬、化學藥品、化學用器材、運輸器材、電訊器材、航海設備等十餘大類，同時規定輸往蘇聯、中國及東歐國家的貨物，不論價值如何微小，均需領取出口許可證。9月，公佈對棉花輸出的管制，宣佈禁止鋼鐵、鐵道用品等20餘種物資輸出。運往香港、澳門一律需領許可證。10月，對銅及銅製品、鋅及鋅製品，以及鉛的出口也採取限額辦法。11月，美國商務部將管制的戰略物資由600餘種增加到2100餘種。1950年12月初，美國《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加強命令》《港口管制法令》相繼出台，對輸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物資加強管制，企圖扣留到中國的物資。日本、比利時、法國緊隨其後也宣佈對華出口管制。12月16日，美國發布《凍結中朝資產條例》，對中國及中國公民在美國境內資產及權益實施凍結，包括金、銀、貨幣、債券、銀行存款、匯票、信用證（含購買證）、股票、貨物等，未經美國財政部批准，不得進行取得、轉移、出售、擔保等交易活動。美國財政部同時頒佈《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將所有我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私財產一律加以凍結，寄往中國大陸和港澳的郵包也必須領取“特種許可證”。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禁運”的提案，致使36個國家對華禁運。195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1951年共同防禦援助管制法》（“巴特爾法案”），不許接受美援國家與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以停止美援相要挾逼迫這些國家就範。1952年8月，“巴黎統籌委員會”內專設“中國委員會”，施以“中國差別”，全面對華封鎖禁運，企圖換取朝鮮停戰談判的條件和優勢。

針鋒相對反擊美國貿易、金融制裁。美《凍結中朝資產條例》生效時，中國在境外的美元資金，已被美國凍結或有被凍結風險的金額為8641萬美元，其中主要為公私貿易進口購買證項下的備付金就有7240萬美元，約佔84%。美國對華貿易的全面管制、金融資產的凍結，影響到我國進口原料器材價格不斷上漲，出口英美的土產無法出售換匯；致使我國在1950—1953年直接損失即達5691萬美元，其中被凍結的資金為4182萬美元，被扣物資價值約335萬美元，船隻到港口前被劫的損失大約1174萬美元。

美國一系列花樣百出、野蠻霸道的制裁，企圖以“封鎖、禁運”扼住中國經濟命脈，牽制朝鮮正面戰場。剛剛誕生的新中國雖面臨強敵，卻並未選擇閉關與偏安，而是堅決予以反制，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依據形勢，與美展開政治、軍事、經濟的正面較量，制定反“禁運、封鎖”鬥爭策略，採取靈活的應對措施，將貿易重點轉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積極尋找對外突破口，拓展西方國家和亞非國家貿易，推動經濟互通、民心相通，以國內經濟穩定發展、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的雙勝利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徹底勝利。在此期間，國內金融系統在黨中央和政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搶抓時機保存國家在美金融資產，努力爭取進出口貿易結算的主動權，全力保障外匯調度暢通，消弭美國對華貿易封鎖、金融制裁的不利影響。

（1）有效防範和應對資產凍結，針鋒相對凍結美國在華資產。自1950年7月起，中財委緊急組織進口物資，至12月中旬，針對已訂購約2億美元的各類物資，搶運了其中的三分之二。為設法將損失減少到最小限度，應對日趨明顯的全面封鎖，1950年12月12日，中財委爭分奪秒地提出應對之策：(1)即令各地停開一切向美、日的購買證和許可證；(2)貿易部限期退購一切已開出的美、日兩國的購買證，將撤回之外匯，經轉存別國後，立即搶購物資運回；(3)裝運在途之美貨，着手與原代理行接洽，由銀行擔保，轉運遠東其他口岸或委託其轉售，退回外匯；(4)爭取時間儘速搶運從聯邦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訂的貨物及從英鎊區域所訂的貨物，否則撤匯或改買其他現貨立即裝回；(5)在中立國的存款，亦應購貨運回；(6)除易貨外，一律暫停簽發出口許可證，以免出口外匯遭受凍結；(7)今後國際貿易方式一般採取易貨辦法，凡須現匯購買者，須貨到付款或付貨，否則寧願不訂，儘量減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結算差額。當務之急是搶運回物資和採取易貨貿易，最大限度避免損失。以上七條對策成為此後一段時間內我國貿易、金融反制的重要思路。

12月28日，繼美國公佈《凍結中朝資產條例》，中國政務院針鋒相對，發佈《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命令》揭露了美國對華金融管制的險惡用心和卑鄙行徑，是“企圖繼其武裝侵略我台灣、襲炸我東北、炮擊我商船之後，進一步在經濟上來掠奪中國人民的財產”。鑑於美國政府這種日益加劇的侵略和敵視行為，《命令》決定，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一切財產，由當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並進行清查，並即行凍結所有銀行的一切美國公私存款。

接到命令後，各地積極響應，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對美國在滬115家企業採取軍事管制；廣州市中國、新華、上海、金城等銀行的美國存款立即被凍結；天津、武漢、杭州等市對美國企業管制，凍結美國公私存款；武漢市金融業同業公會要求各會員行莊徹底清查存款户內的美國公私存款；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對美商美孚等公司辦事處實行管制，要求各公私營銀行將美國公私存款予以凍結；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凍結美國公私存款，清查前美國領事館及美孚公司倉庫。

（2）擴大進口降低美元儲備，千方百計減少美元頭寸。美國對華採取金融貿易管制後，繼續使用美元，將面臨凍結制裁和貶值危機，必須搶抓時機，千方百計降低美元儲備、減少美元頭寸。國家銀行與貿易部門協同行動，增加國營進口公司進口用匯安排，放寬對私營進口商的用匯審批，使用大量美元用於擴大進口；同時，通過購買黃金，將美元頭寸轉存至蘇聯、瑞士或香港銀行，將美元換出瑞士法郎、英鎊或港元，委託外商指定銀行轉存其香港、瑞士聯行等方式，千方百計避免美元資產的損失。

（3）對外貿易重點轉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掌握國際支付結算主動權。1951年初，美、日已禁止對我國出口並凍結資產，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繼續出口的可能性尚在，1951年1月15日，貿易部決定堅持“先進後出”為原則，以直接易貨、記賬易貨、聯鎖易貨、對開信用證等四種方式展開易貨貿易。中國人民銀行為此專門下發《在易貨貿易中銀行的扶助工作》，要求各地銀行對易貨貿易給予支持。作為外匯專業銀行，3月27日，中國銀行配套制定《中國銀行辦理易貨貿易清算規則》。6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緊急召開第一屆國外業務會議，統一對反禁運鬥爭形勢的認識，進一步明確外匯業務的鬥爭策略。

當時我國對資本主義貿易主要有私商分散貿易、國營公司與外國商人集團合同貿易，以及政府間貿易協定（雙邊或三邊）三種方式，由於政府間貿易協定形式還佔少數，美元被凍結後，多數貿易必須通過英鎊、瑞幣這兩種國際性貨幣支付，其中英鎊及英鎊區貨幣佔收入98%以上，但用途很有限，瑞幣雖可用於在歐洲購買必需戰略物資，瑞幣收入卻僅佔1%-1.5%，加之英鎊與瑞幣都無法擺脱美國壓力下日益加緊的外匯管制，我國面臨的國際結算環境極其嚴峻。解決的辦法是主要依靠開展雙邊、三邊及轉口貿易及支付協定，多用對方國家貨幣，易貨與結匯靈活運用，不僅可以越過英鎊與瑞幣管制，縮小瑞幣收支差距，還可增加貿易收入。針對英鎊賬户管制，採用經東歐兄弟國家轉出口並委託兄弟銀行代收歐洲可轉移英鎊的辦法。針對“瑞士各銀行不能付款給與中國進行貿易之商人銀行管制”，主要依靠兄弟國家銀行調撥支付，也會選擇有邦交的國家的銀行（如芬蘭、瑞典等），以及在我國國內的外商銀行（如東方匯理、華比銀行等）。

對外貿易的重點開始轉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1950年4月，中蘇兩國簽訂貿易協定，使用蘇聯盧布計價結算。與此同時，在發展同亞非國家、地區的貿易關係上積極尋找突破口。1952年12月18日，中錫（斯里蘭卡）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橡膠和大米的五年貿易協定《米膠協定》。《米膠協定》規定雖以英鎊計價，但按匯率摺合雙方本幣計入賬户，這是一次極具示範帶動效應的協定，在亞非國家間產生了積極影響。

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陸續與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簽訂協定，貿易結算均參照中蘇易貨結算方式進行。中國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發展非常迅速，1951年，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總額為10.34億美元，佔貿易總額比重從1950年的32.4%上升到52.9%，1952年佔比上升到71.9%。亞非國家所佔的比重已超過了西方國家。

美對華封鎖與禁運的政策倒行逆施，徹底違反各國人民利益。在抗美援朝期間，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荷蘭、法國、瑞士、比利時、芬蘭、意大利、日本、聯邦德國、智利等13個國家，紛紛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協議合同，1952年底，協議總值達2億美元以上。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結束了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一國曆經戰爭，經濟盈縮、民生消長，最能反映其綜合實力。美國的貿易禁運和金融管制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並沒有造成實質影響。抗美援朝中，我國出口額從1950年的5.52億美元上升到1953年的10.22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1949年中國國民收入總額為358億元，到1952年已增至589億元，1950—1952年三年的經濟增速分別達到了19%、16.7%和22.3%，到1953年，發出貸款134.8億元，在1952年的基礎上增長24.8%。隨之而改變的還有進出口貿易領域所有制結構，國營企業在貿易總額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66.53%上升為1952年的93.02%，私營企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33.47%下降到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