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中國經濟難題不在於缺乏創新 應利用特朗普上台契機修補與西方關係_風聞

“中國經濟現在出現嚴重的困難，顯然不是因為它沒有繼續創新。”

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黃亞生，在談到中國經濟現狀時，首先這樣回答。

黃亞生娓娓解釋他的邏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電動車、高鐵……有很多這方面的產品，它在規模生產、商業模式、用户體驗的方面，確實是非常傑出。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整體現在出現嚴重的困難，比如消費不足和就業困難；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全要素生產力出現相當程度的下滑，顯然中國經濟和技術之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關係。”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中國在2023年的發明專利申請位居全球第一。對此，黃亞生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也指出，許多學術研究都表明，如果對質量嚴格把關，就會發現中國的專利並不特別傑出。

他分析，中國投入大量資金來開發建設設備，建設基礎設施等來實現量產，但“顯然沒有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也顯然沒有創造很多收入的增長，另外也沒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力。”

“所以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經濟增長當然要靠技術推動，但是總體上，經濟增長是要靠全體社會的收入增長，然後增加消費。中國經濟在這一方面，可以説是非常不成功的。”

對於外國人驚歎的中國產品價廉物美，外賣等生活服務無微不至，黃亞生認為，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因為這背後是提供服務的快遞員極大的付出，“如果一個經濟體制僅僅是強調低成本，而沒有增加收入的話，它絕對是一種畸形的發展。中國是這一個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果有人説中國有低成本的優勢，那中國也就有低收入的劣勢，就是這麼回事。”

他説：“劣勢就是人很窮嘛，你生產這麼多東西，他買不起你的東西。”

一般人會將龐大的人口規模視為中國低成本現象的原因。黃亞生則是從制度與結構上看到其他情況，比如農村土地廉價轉化為工業用地，成了對工業的極大補貼。他也看到有調查數據表明，中國地方政府徵地的成本可能是賣地收入的1%到10%左右，巨大價差成了地方政府的的財政收入。與此相對，農民人均的年財產性收入只有300多元人民幣（60新元），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相等的社會保障，導致中國農民羣體難以像其他經濟體的農民一樣，成為有消費力的羣體。 黃亞生説：“去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兩位是我在MIT（麻省理工大學）的同事，講的就是一種掠奪性的經濟制度，它會在一段時間取得進步，但是早晚會出問題。”

不過，黃亞生並不贊同國際上隔一陣即泛起的“中國崩潰論”，他在1995年代還寫過文章，題目就是“中國為什麼不會崩潰”。199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全球化還是國際主流，世界相對和平，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大力推進對外開放，中國國企進行私有化，學術界與媒體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黃亞生還描述説，當時北京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也不是那麼強調，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問題上不那麼咄咄逼人，當時的中國雖然也面臨許多問題，但還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今天的中國繼續面對各種問題，但他看不到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和意圖，加上外資大規模撤退、中美關係緊張還在加劇經濟壓力。黃亞生表示，他不認同美國對中國的定性與打壓，不認為中國有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不主張中國發生激烈的政治變革，馬上成為像“台灣、韓國一樣的民主體制”，但他相信中國大陸完全可以成為“温和、理智、務實的一黨制度”，政治改革可以循序漸進，甚至比較慢。他擔憂的是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全面地走回頭路，“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原籍湖北的黃亞生出生於紅色世家，祖父黃負生是中共成立時最早的57名黨員之一，父親黃鋼是紅色報告文學作家和劇作家，黃亞生則選擇以不同方式履行知識分子的使命和公共責任。他1981年留學哈佛大學後留美，曾經在世界銀行工作，之後在哈佛完成博士學位。

黃亞生經常公開發言，對美國與中國的現狀都直言不諱地做出批評。他重實證研究，學術論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曾被英國《經濟學人》評為2008年度最佳圖書之一。他的《EAST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與科技如何帶給中國成功，又為何可能導致其衰退》入選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23年度的最佳圖書。黃亞生還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創辦了中國和印度實驗室，幫助兩個國家的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

他相信，經濟和政治的關係相輔相成，經濟的完全自由與政治的完全獨裁不可能在一個國家長時間同時存在，經濟自由遲早會推進政治自由的提升；過去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做了政治改革的嘗試。

儘管對於中國“走回頭路”感到擔憂，他依然有樂觀的理由，那就是：“中國畢竟不是北朝鮮。中國人已經知道經濟發展的時候，中國是什麼樣子，這個是最大的區別。”

此外，中國執政黨的認受性與合法性，來自於推動經濟增長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龐大的中國政府也需要經濟增長來維持政府自身的開支。黃亞生説：“我的判斷是，接下來兩三年，這種現狀不會這麼持續下去，something is going to change（必然會出現改變），比如有一個辦法就是：與西方改善關係。”

應抓住契機改善與西方關係

黃亞生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對中國而言，是讓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契機，畢竟是新政府上台，何況特朗普可以用交易方式“買斷”。 他也對中國喊話説：“如果你停止支持俄國，基本上就改變歐洲對你的看法。東南亞這邊，對菲律賓的那些……你就稍微地收斂一點。你可以説水域島礁都是你的，但不要去拿水槍噴人家。東南亞總的來講還是比較傾向於中國的，它不願意跟中國作對，但你得給他個台階下。”

這個主張的原因在於，中國提振內部消費是非常漫長的過程，外部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而非市場，如果改善與西方和美國的關係，中國經濟的現狀可以緩解，至少不會更糟。

他也提醒，中國自身與外界的“捧殺”者應有清醒認識：算人均GDP，中國是美國的大約15%；算人均居民家庭收入，中國只相當於美國的8%，這種情形下中國如果挑戰美國，靠什麼？為什麼？

“原始的民族主義者非常會做乘法，人口乘以人均GDP得出一個很大的數；理智的民族主義者在考慮中國的發展時，是做除法。民族主義本身沒有錯，但是你應該考慮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　

看好東南亞的機遇

黃亞生近年把目光投向東南亞，而且是以他一貫重視實證的方式去進行研究。三年前，他在麻省理工大學開設了該大學史上第一個關於東南亞的課程，授課方式特別，學生不是通過考試滿足學分要求，而是讓學生到東南亞，為當地企業做諮詢。

他評估，過去幾十年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是不發達國家的巨大的機會，中國抓住了機會，而其他國家沒有抓住機會。

“現在等於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説得精確一點的話，是逆中國化。這個時候又得去看哪些國家能抓住新的機會，我對東南亞是蠻看好，新加坡在這裏面應該起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