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尼姑庵驚現“禿娼”：佛門清淨地如何淪為風月場？_風聞

在清代，妓女出家，不乏其例。如四川華陽妓女韓巫雲，能歌善舞，名重一時，後出家為尼。她所賦《詠鈴兒草》雲：“眾芳燦爛獨青青，賺得明皇仔細聽。寄語流鶯今且去，春風系遍護花鈴。”顯然已有自悔風塵之意。此為妓化為尼的典型例子，但並不能藉此證明娼妓與尼姑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兩者的結緣，大抵還是佛教世俗化的產物。為示説明，不妨先引白衣庵尼姑為例，作為論證清代出現娼尼的引子。從史料記載可知，白衣庵為“優尼之所棲”之處，以庵內供奉觀音大士得名。名為尼庵，實為“淫媾之區”。庵內眾尼，雖“色皆平等”，僅有一尼“豔絕”，但從庵內闢有密室可知，這些尼姑所做的盡是皮肉生意，屬於名副其實的“禿娼”。然正是如此如同淫窩的白衣庵，其檀越（指施主）卻均是一些“大力者”，其行為甚至得到了官府的“左袒”。

當然，庵中豔尼，或為尼姑之私生女，或為官宦大家之妾，但更多的還是因為從小父母雙亡，無可依賴，才被尼庵中的住持尼姑收養。不妨試舉幾例如下：一是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湘公庵的阿巧，本為農家女，七歲喪母。湘公庵某尼，與其母為姊妹行，憐憫阿巧幼無依靠，就將她留養於庵中。二是洞庭東山湘公庵尼妙雲，本為常州小家之女，家有姊妹五人，妙雲年最幼。其母因為難以照顧提挈，於是在妙雲二三歲時，將她寄養在常州一座尼庵，她後輾轉流入湘公庵，當時年僅八九歲。三是湘公庵尼姑愛寶，則為庵中某位尼姑的私生女。四是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淨明庵尼姑小金，黎裏鎮人，父母很早就已亡故，家貧無所依靠，在年幼時就入裏中西庵為尼。五是蘇州淨蓮庵有一位尼姑，為某位鄉紳之妾。當鄉紳亡故後，就攜帶剩餘家貲，投淨蓮庵出家為尼。

照理説來，佛門原為清淨之區，豈可藏污納垢；尼姑以修行為願，怎容賣俏誨淫。然一至清末，江蘇之無錫、金匱、太湖等處尼庵，專有一種所謂“師姑”，“妄託香火因緣，居然青樓面目。招引少年子弟，盡入迷途；頓教禪院莊嚴，化為穢地。傷敗風俗，端人鹹切痛心；褻瀆神靈，菩薩亦當怒目。甚而釀成命案，尤應嚴速驅除”。為此，江蘇巡撫丁日昌專門下令，將這些縣的尼庵查封。當時被查封的尼庵，無錫境內有上映山庵、下映山庵、寶珠庵、清寧庵、永凝庵、玉泉庵；金匱境內有青林庵、青蓮庵、圓通庵。此外，在洞庭東山，亦有多達20餘所的尼庵，陸續被查禁封閉。

如此眾多的尼庵，頓成青樓面目，且已化為傷風敗俗的污穢之地。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然其普遍性並非僅僅限於江蘇一地。仔細考察清代史料，娼尼首推吳越兩地，其次為泰山姑子，再次為廣東。此外，蘇北的徐州、湖廣的黃州府，亦有零星出現娼尼的例子。下面依次分述之。

吳地娼尼，大多集中於蘇州一府，著名者有下面數處：

其一，蘇州吳縣洞庭山，分為東、西兩山，均有尼庵，尤以東山居多。在東山尼庵中，其中又以湘公庵最為著名。史稱洞庭東山尼庵，與別處尼庵大有區別。一般説來，別處尼庵，“或為鄉里雛鶯，因貧而賴以育養；或為人家別鵠，因寡而藉以清修；或為貞潔不字之閨娃；或為伉儷不睦之怨耦”。在這些尼庵中，雖然間或也會出現一些不守清規的尼姑，但並不普遍。而洞庭東山的尼庵，則已公然賣笑。換言之，東山各庵尼姑，雖有出家的名號，卻一方面並未祝髮，仍是霧鬢雲鬟；另一方面，則又未曾放足，尚為蓮鈎羅襪。這就是説，東山尼庵中的尼姑，纏足梳髻，不御道服，與民間女子並無差別。更有甚者，她們還濃妝淡抹，各擅勝場，徵歌侑酒，只要纏頭擲到，任憑客人所為。在東山湘公庵中，更是藏有很多佳麗，環肥燕瘦，美不勝收。諸如妙雲之蕩逸飛揚，愛寶之孤高坦率，各享盛名，尤其是阿巧，更是風致嫣然。

其二，蘇州吳江縣之黎裏鎮、震澤鎮、盛澤鎮，亦以盛產娼尼著稱。史稱黎裏鎮，“風俗淫靡，諸尼多污點”。清末人俞樾亦云：“吳江黎裏鎮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猶青樓也。”吳江震澤鎮的女僧，雖號稱剃度，但僅在頂心剃髮一圈，前後尚有發覆於四周，後面的頭髮，正好與頸相齊，自垂髫時至30多歲，莫不如此。至於衣裙襚襟，猶如俗家裝束，且緣飾甚華，只是襟領並非圓領，而是直領。盛澤鎮以產絲綢聞名，風俗淫靡，而其中的比丘尼更是著稱於時。

其三，蘇州崑山縣風氣淳樸，無聲色之樂，卻頗多尼庵。尼庵中的尼姑，無論是不剃髮而裹足着裙之人，還是剃髮而善自修飾之人，大都青年妙齡，丰姿楚楚，伊蒲之饌，無不精美。遊人可以在庵中設酌，但“不及亂而已”，這顯與一般的娼尼稍有區別。光緒年間，崑山城中某庵之尼卻塵，更是神清骨秀，風雅宜人。

吳地的無錫，亦堪稱娼尼叢集之處。尤其是無錫的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菴舍精雅，其門題榜，或有或無，有時甚至不稱尼庵，而是打出“某某山莊”的旗號。庵中尼姑，“多俗家裝束，無異勾欄，舞衫歌扇，且亦纏足”。

越地娼尼，則集中於杭州、嘉興兩府。杭州女尼分為兩類：大約居城內者，多帶髮修行；居城外者，則多剃髮。尤其是城內的木庵，屋宇宏深，結構精雅，洞房曲室，幾如迷樓。嘉興女尼，自昔就頗負盛名，如元之慧秀，明之娟娘、惠容，無不以能詩善畫聞名。到了清代，流風未泯。在嘉興鴛鴦湖畔，禪宇頗多。按照嘉興的地方習俗，每年的七夕之期，煙雨樓遊人叢集，挾妓之外，甚至還有遊客“挈尼而遊”。嘉興城內的尼庵，較為著名的有觀音堂、送子庵。觀音堂位於城南門內報忠埭。庵中女尼五六輩，“皆有豔名”，尤以尼姑清全最具特色。史稱清全性蕩甚，楊花水性，裏中諸少年“趨之若鶩，酒食喧呶無虛日”。清全善歌，絃索之聲，達於户外。於是，佛門清淨，變作歡場；禪榻淒涼，成為鬧市。烏程縣屬的南潯鎮，富室甚多，有“九牛”“十二虎”“百二十閹狗”之諺，藉此形容富室之多。南潯鎮致富之人，或憑藉絲綢業，或憑藉販鹽，不乏擁資超過千萬之人。豪富必生淫慾，於是那些紈絝子弟，恣為嬉遊，尼庵就成了他們喜歡的冶遊之地。南潯鎮上的尼庵，院宇深邃，陳設華麗。若是嫖客想梳弄一個幼尼，須付出數千金的纏頭。此外，名流雅集，亦多選尼庵，因其飲博皆宜。還有介於嘉興、湖州之間的烏鎮，鎮上亦有很多尼剎，“半作魚元(玄)機，如都中皇姑寺”，可見不乏娼尼。其後，烏鎮“猺光獄起”，據審察，烏鎮尼庵得到了同知的兒子庇護，而道台的女婿“亦染指焉”，導致此案“一獲三狐，並及禿鴇”。“禿鴇”一稱，堪與“禿娼”作對，大抵説明尼庵猶如娼樓。

在清代同治、光緒年間，被那些冶遊好奇之士嘖嘖稱羨的尼庵，除江、浙尼庵之外，當數山東泰山尼庵，堪稱別樹一幟。為此，“泰山姑子”，著稱一時。所謂姑子，其實就是尼姑，大多天足，卻好自修飾，“冶遊者爭趨之”。凡是到泰山頂禮之人，下山時必定前往尼庵，稱之為“開葷”。這是因為朝山時人人持齋，到下山之時，則可享受山珍海錯之奉。客至尼庵之後，“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齡者以次入侍，酒闌，亦可擇一以下榻”。至光緒末葉，泰安知縣下令讓差役將尼庵查禁，“逐其人，使他徙，封其廬為學舍”。

在廣東的尼庵中，亦頗多娼尼。如潮州普濟庵尼姑妙姑，其色相號稱“南州百八十庵之冠”。“客之訪妙姑者無虛日，至輒費數十金，顧其對客殊落落然。”尤其是廣州的慈雲庵，因為內供觀音大士，所以香火極盛。庵內比丘尼甚眾，綰髻纏足，衣飾與大家閨閣無異。可見，此庵雖託名清淨法場，其實色界情天，較勾欄為尤甚。“少年美男子無意獨身誤入，必使身登佛國，生還無望也。”慈雲庵的內室佈置，亦相當精緻，內室中牀奩陳設，珍麗異常，爐中焚燒的是龍涎、百和一類的名貴香料，薰腦襲髓。庵中有36位尼姑，在當時號稱“三十六花禪”。庵中尼姑，隨時出應鹽商的招嫖，“作珠江之遊”。庵中還有“秘傳內視法”，而且收藏了不少秘戲圖，一冊為“元宮演楪兒圖”，上面六字為文徵明所書；又有周臣工筆所畫秘戲圖36冊，上面有徐高陽所書“三十六宮皆是春”七字。

在清代的娼尼中，除吳越尼僧、泰山姑子、廣東娼尼之外，蘇北的徐州、湖廣的黃州府，亦多產娼尼。如徐州有一座著名的尼庵延壽庵，庵中女尼十餘人，均來自山東，這些女尼無不妙年俊俏，妖豔無倫，帶髮修行，不加剃度。她們晝則誦經禮佛，鍾魚並奏，鐃鈸齊鳴，儼然如一尼姑；夜則改裝易服，蛾眉蟬鬢，粉膩脂香，則又儼然娼妓。那些青年子弟，都視此庵為温柔之鄉。起初此庵尚是暗藏春色，其後“賄通官吏，恃為護符”，於是“公然為妓也”。且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演劇之能，歌扇舞衫，音樂悉備，隨之“禪關幽靜，不啻歌舞之場焉”。又如黃州府觀音庵尼姑妙蓮，“雖皈依優婆，而心懷六慾。與裏中諸無賴惡少徵逐，每夜必開無遮大會，堂皇無忌，不避人言”。可見，這位尼姑儘管“龍宮落髮”“佛殿齋身”，卻是“未斬情絲”，先墮慾海，致使佛門清淨之地，竟成一處“淫窟”。    

結束語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説法，或者用佛家的話頭，晚明是一個“末法”世界。生活在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遊族姓”亦即與大族婦女交通，當然是一種大眾化的習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説《西湖二集》中，對尼姑曾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不妨引述在下面，作為全文的結束語。按照他的説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麼？當然，尼姑中盡有修行學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論。隨後，周氏話鋒一轉，對尼姑敗壞婦女風氣的危害性直言道出。他認為，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於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説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裝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內房深處，毫無迴避，不唯“竅”己之“竅”，“妙”己之“妙”，還要“竅”人之“竅”，“妙”人之“妙”。那些婦人女子心粗，誤信了她至誠老實，終日到尼庵燒香唸佛，往往着了道兒。還有的男貪女色，女愛男情，幽期密約，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漢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婦女好入尼庵，定有姦淫之事”。周清原的這種擔心並非孤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為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使之成為文學作品刻意描摹的範型人格。這或許是那些文人士大夫為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誇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這有史料可以證實。如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並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後，人人大悦，尼姑無不願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確實存在留戀世俗的情結。

儘管在尼姑羣體中不乏具有戀世情結之人，有些甚至與僧相通，但從總體來説，佛門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規，過着安靜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禎年間，兵科給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此疏被人誤讀，一時鬨然訛傳，認為朝廷不日將推行“僧尼匹配”政策，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偶僧為懼”。就尼姑“以偶僧為懼”的心態而言，尼姑的戀世情結顯然僅僅存在於部分的尼姑之中，尚未構成尼姑中的普遍現象。換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為儘管已經較為風行，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然已經出家，就不再留戀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論與和尚結為配偶！

清代尼姑對世俗生活的崇尚，以及居積求利之風的形成，乃至花禪娼尼的勃盛，固然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徵，然究其實質，尚有明清遊冶文化開始轉向的另面相。通觀明代的遊冶文化，儘管不乏以土窠子為代表的私妓，然尚以秦淮名豔為代表的官妓文化為主流，進而形成名噪一時的秦淮遊裏文化。入清以後，秦淮名豔，雖有遺存，遊風卻已不熾。繼之而起者，則是私妓的勃興。反觀清代的私妓文化，則是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為代表的花禪異軍突起。所有這些，大抵證明清代士大夫的遊冶趣味甚或遊冶文化，明顯開始發生歷史性的轉向。隨之而來者，則是佛教更趨世俗化。 

本文經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大學問 授權，文摘自 陳寶良 著《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