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產業轉移的“兩個終結”, 是否意味着中國喪失“世界工廠”的優勢？_風聞

蘇慶義

新疆財經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

​桂子豪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導讀】在全球化變局的影響下，全球產業分工正在出現大的調整，尤其是中國。近年來，我國部分產業向東南亞轉移的趨勢明顯提速。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產業轉移趨勢？中國會不會喪失“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又該如何定位自己接下來的角色？

本文對這些問題作出了充分的分析與回應，文章指出：我們過去理解產業轉移的經驗可能並不適於用這個時代，因為這一輪產業轉移將不由市場機制主導，而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大國戰略競爭影響的全球產業遷移。本輪產業轉移對產能分佈和產品價格的影響將引發兩個終結：第一，從產能分佈來看，類似中國這樣的單一工廠時代終結，未來將形成“中國+N”的多工廠佈局。印度、墨西哥、東盟都將在此輪產業轉移中受益，但它們難以達到中國曾經擁有的巨大生產規模，也就無法完全替代中國。第二，從產品價格來看，廉價勞動密集型產業時代將終結。

在東亞、北美、歐洲三大區域產業鏈中，中國需要重點關注新一輪產業轉移背景下東亞產業鏈的新趨勢。東盟是當下產業轉移中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將在本輪產業轉移中獲益最多。一方面，東盟地區經濟體類型豐富、勞動力優勢顯著、政治穩定、基礎設施完善；另一方面，東盟也能在中美博弈之中受益。東盟內部，老撾、柬埔寨、緬甸、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這六個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最有潛力承接產業轉移併成為世界工廠。東亞地區的整體產業格局將由日韓-中國-美歐模式轉變為中國-東盟-美歐模式。第一，中國將與日韓競爭東亞地區的價值鏈上游地位。第二，美國將增加從東盟進口的最終品。

對中國來説：中國仍具有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綜合優勢，除東部產業轉向中西部外，還應轉變思路，利用東部縣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中國可以積極利用東亞產業鏈發展的機遇共享發展紅利。最後，中國應擴大消費，逐步替代美歐的終端消費市場，讓世界工廠真正擺脱對美歐的依賴。在這個意義上，擴大內需不僅是宏觀政策，還是區域戰略。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中國會否喪失世界工廠地位？——國際產業轉移新趨勢與中國的政策選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會否喪失世界工廠地位？

——國際產業轉移新趨勢與中國的政策選擇

近年來中國部分產業鏈外遷至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引發了對中國是否會喪失世界工廠地位的擔憂和爭論。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貿易的潛力徹底釋放，出口呈現爆炸式增長，成為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在2008年，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潛力基本釋放完畢。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外遷跡象，加工貿易比重也開始持續下降。近年來，隨着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的產業鏈外遷似乎呈現加速趨勢，引起了更大的關注。關於產業鏈外遷的案例時常見於國內外媒體，比如，有報道稱，全球第二大筆記本電腦廠商——惠普，計劃在2024年將其工廠從中國轉移至墨西哥、泰國和越南。對產業鏈外遷的研究不僅成為學者的熱門主題，還成為券商報告的重要主題。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非常想了解全球產業鏈的未來趨勢，也都很擔憂產業鏈外遷帶來的挑戰。

產業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轉移影響各國經濟發展。對於中國而言，尤其擔憂產業轉出引發就業和增長問題。那麼，本輪產業轉移的新特點是什麼？帶來的影響是什麼？中國依託的東亞產業鏈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於把握全球產業鏈新趨勢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進而提出中國的應對之策。

相比歷史上的多輪產業轉移，本輪產業轉移的重要特點是，大國博弈成為新的影響因素。本輪產業轉移對產能分佈和產品價格的影響將引發兩個終結：第一，從產能分佈來看，類似中國這樣的單一工廠時代終結，未來將形成“中國+N”的多工廠佈局。在大國博弈背景下，非市場因素與市場因素交織，東盟（老撾、柬埔寨、緬甸、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墨西哥等都將成為與中國同等重要的世界工廠。第二，從產品價格來看，廉價勞動密集型產業時代將終結。中國生產成本低且產能規模大，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同時從成本和規模兩個方面完全替代中國。隨着產業轉移不再完全由市場因素主導和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將不可避免地上升。

中國是東亞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極大依託東亞產業鏈，需要重點關注東亞產業鏈。在本輪產業轉移中，東盟的發展優勢將助推東亞產業鏈規模的增長。與此同時，東亞產業鏈也將發生結構性變化，東盟將逐漸替代中國為全球提供最終產品，而中國則將替代日韓扮演為東盟提供中間品的角色。東亞產業鏈的規模增長和結構變化將提升大國在此區域的博弈強度。對於中國而言，一方面需要順勢而為，藉助產業轉移實現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也要應對大國博弈帶來的挑戰。

**▍**大國博弈是本輪產業轉移的新變量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曾經歷多輪產業轉移與變遷。首先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發起工業革命，大機器生產開始替代工廠手工業生產，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的城市化和技術創新，英國成為全球產業和國際貿易中心。其次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經歷的第二次產業轉移。美國大力發展了運輸業、製造業、鋼鐵業、電力和石油產業等，一戰、二戰的爆發也進一步助推各產業佈局向美國轉移。然後是20世紀中期日本經歷的第三次產業轉移。經過二戰後的重建，日本將發展路線重點由軍事技術轉為民用技術，並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將出口重心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等高附加值產業。最後是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間亞洲四小龍經歷的第四次產業轉移。從承接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發展到今天，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已成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而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也成為電子元件等製造業的重要基地。

過往的產業轉移具有一些相似特徵。第一，每次產業轉移都不是產業鏈部分環節的轉移，而是完整產業的轉移，比如紡織業、服裝業、鋼鐵業及汽車業等。原因在於，當時產業主要在一國完成，還沒有發展到各生產環節分割的程度。第二，產業轉出的國家或地區都已成為發達經濟體。這些國家或地區在產業轉入之前往往就已在各個領域取得一定的發展，並擁有一定程度的基礎設施、技術和勞動力；產業的轉入使得其產業更具競爭力，資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制度也更加完善，國民經濟水平進一步提升；在順利躋身發達經濟體之後，才向外轉出產業。第三，產業轉移都是基於市場規律進行的。承接產業轉移的經濟體往往具有更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綜合生產成本，相較其他經濟體更具價格優勢，且可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符合市場追求生產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經濟規律。

改革開放後，中國趕上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積極承接發達經濟體的產業鏈遷入，並大力發展本土製造業；至2010年，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國，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成為事實上的“世界工廠”。

當前，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還在繼續，中美博弈將長期存在。基於此，全球正發生新一輪產業轉移。不同以往，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大國戰略競爭影響的全球產業遷移。之前的數次產業轉移，本質上均是市場驅動，誰的綜合成本低，並能大規模生產，產業就會向誰遷移。然而在本輪產業轉移中，效率最大化不再是國際生產安排的唯一目標；相反，美國更加強調工人利益、國家利益等非市場因素（政治、戰略、軍事等因素）。基於此，自由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抵制和衝擊，美國轉而傾向於構建“公平貿易”的全球貿易和產業鏈分工體系——通過提升與多國的關税和簽訂新的貿易協定，緩解美國在貨物貿易的不足，同時積極引導美國本土的產業發展，以推動供應鏈本土化、提升美國在生產端的地位；中國則是其國際貿易安排的最大目標。前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更是直言，中國是美國自獨立戰爭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此外，受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疊加影響，西方國家普遍開始強調供應鏈“去風險”，以儘可能規避此類非市場因素對國家生產和經濟貿易的影響。雖然從綜合成本角度分析，目前仍無國家能夠明顯承接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但各國仍奉行多元化戰略，將產業鏈從中國向第三方國家遷移。而這與美國力推的國際貿易體系安排不謀而合。對於企業自身而言，中美博弈帶來的不確定性，也直接導致其投資風險增加，進而增加其在中國投資、生產的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直接受到美國的政治壓力，被迫將產業轉移至其他更具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的地方。

**▍**全球產業鏈面臨兩個終結

對於本輪產業轉移的影響，有兩個主要的問題需要被探討：一是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否會被取代？也就是未來世界工廠的佈局會怎樣。二是世界是否還能享受到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就是產品的價格會怎樣。本文認為，在大國博弈與產業轉移背景下，全球產業鏈面臨兩個終結。

從產能分佈來看，類似中國這樣的單一工廠時代將會終結。首先，部分產業鏈確實有遷出中國的長期趨勢。在本輪產業轉移中，諸多產業鏈佈局都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美國正積極按照自身利益訴求去重新塑造全球產業鏈與國際分工。具體而言，美國主張將大部分產業鏈佈局於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友岸”“近岸”地區，減少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其所謂的“去風險”實質是“去中國化”。東盟、印度、墨西哥等經濟體均在此次轉移中獲益。其中，印度和墨西哥出於發展利益與對中美關係的考量，均堅定地支持美國的全球產業鏈佈局。東盟則表現得相對中立。這一區域長期奉行“安美經中”（安保靠美國，經貿靠中國）的發展戰略，通過維繫與中美兩國的平衡關係，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進而維持其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中心地位。東盟有部分國家參與美國的產業佈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文萊等，均加入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中國同樣將東盟作為重要的地緣政治發展對象，主張構建有利於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並積極推進“一帶一路”、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瀾湄合作等。在各方支持下，部分容易遷出中國的產業鏈將逐步外遷。

考察上述主要產業遷入經濟體的發展條件，東盟相對更具備生產成本優勢，而印度和墨西哥則在非市場因素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東盟在勞動力、資本、生產效率、基礎設施、開放政策等方面都更佔優勢，在產業鏈受中美博弈影響被迫遷出中國時，可以依靠自身較低的綜合成本承接更多產業鏈。而印度，作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參與美國多個國際合作框架和產業鏈合作協定，也積極參加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美國主導的小型全方面合作機制。但印度在資本、生產效率、基礎設施、開放政策方面並不具備優勢，且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國內政局也不甚穩定。綜合來看，印度並不具備承接中國產業鏈轉出的物質條件。墨西哥作為美國的南部鄰國，承接了大量對美產品生產的產業鏈，在經濟上與美國關係緊密，並於2023年第一季度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其在美墨加協定等美國主導的貿易協定中也與美國保持基本一致。但另一方面，墨西哥也面臨與印度類似的問題，在毒品問題和治安問題上遲遲得不到有效進展，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外資對墨投資以及產業鏈的遷入。

但無論是具有相對成本優勢的東盟國家，還是在非市場因素方面具有一定優勢的印度和墨西哥，都難以達到中國曾經擁有的巨大生產規模，也就無法完全替代中國。除印度外，墨西哥和東盟的總人口合計為7億，儘管印度人口超過14億，但其在諸多方面均有較大限制。同時，中國國內的廣大縣域仍然具有一定的綜合成本優勢，通過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等多方面的優勢，仍可以與東盟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經濟體進行生產競爭。目前仍看不到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有能力完全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併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比如，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佔世界的份額在2013年達到39.2%的頂點之後，在隨後的五年下降7個百分點，下降的份額被越南、孟加拉國、緬甸、柬埔寨等國分攤。因此，未來的全球產業鏈格局將呈現為“中國+N”的多工廠模式。

從產品價格來看，廉價勞動密集型產業時代終結。大國博弈影響產業鏈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去市場化”。隨着市場因素不再成為主導因素，資源配置也無法達到最有效，全球產業鏈的成本將不可避免地上升，廉價勞動密集型產業時代將走向終結。

從生產成本角度來看，所有可能扮演世界工廠角色的國家的成本都在上升。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勞動力成本優勢已逐漸消失。中國勞動力年平均工資自2000年至2022年已翻了12倍，生產成本逐漸增加，中國生產的產品價格亦逐漸上升。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要遷入國，印度、墨西哥以及東盟與中國相比，也並不具備明顯的成本優勢。印度在基建、資本等方面的條件遠差於中國，除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外，其他條件均相對較差。墨西哥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相對於印度較好，但其勞動力成本並不低，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難以發展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整體來看，東盟相對而言有一定優勢，但東盟整體規模不大，僅能承接部分產業鏈。同時，東盟相較於中國的縣域地區，其成本優勢並不顯著，產業鏈轉移至東盟，其生產成本也可能有所提升。東盟在大國博弈背景下的不確定性和東盟內部的派系矛盾，也可能進一步抬升東盟的生產成本。有研究表明，2017~2022年，隨着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份額下降5個百分點，美國從越南和墨西哥進口商品的單價分別增加9.8%和3.2%。

從國際分工來看，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程度正在下降。受單邊主義擴散、全球化放緩等因素的影響，全世界對產品本地偏好均有一定的強化；再加上新工業革命的影響，全球範圍內以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的傳統比較優勢對全球化的推動有所減弱，全球生產陷入“逆全球化”。不僅美西方國家大力助推供應鏈“去風險”與產業本土化，中國同樣強調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戰略，中美兩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也分別自2010年和2011年開始下降，其餘主要經濟體也同樣呈下降趨勢。在這一背景下，各國資本不再以降低成本、增加產量為首要考量，而是着力於投資穩定的本土化產業鏈。生產不再根據效率在全球配置的結果，就是最終品的價格上升。

從產品貿易成本來看，美國加徵關税將導致貿易品成本不可避免地上升。中美貿易戰之前，基於全球化思潮的影響和貿易便利化的要求，各經濟體均積極簽訂一系列雙邊、多邊自貿協定和貿易框架，以減少貿易壁壘、降低關税。但隨着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税，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同時越來越多的排他性貿易框架的建立，也將增加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成本，而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國，因此全球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將明顯上升。

**▍**東亞產業鏈的規模增長與結構性變化

中國是東亞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極大地依賴東亞產業鏈。因此在東亞、北美、歐洲三大區域產業鏈中，中國需要重點關注新一輪產業轉移背景下東亞產業鏈的新趨勢。另一方面，從市場因素來看，東盟也是當下產業轉移中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將在本輪產業轉移中獲益最多。東盟對產業鏈的承接不僅將提升東亞產業鏈的規模，也將深刻影響東亞產業鏈的結構。

（一）東盟優勢助推東亞產業鏈規模增長

在東亞、北美、歐洲三大區域產業鏈中，東亞區域產業鏈的獨特優勢是經濟體類型更豐富。區域產業鏈的發展潛力主要取決於梯次結構，即區域內不同經濟體處於產業鏈的不同位置，形成產業種類和不同環節的互補性。按照各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所處工業化的階段和產業鏈的位置，可以將其劃分為如下四類：第一類，工業化待啓階段；第二類，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產業鏈低端）；第三類，工業化完成階段（產業鏈中端）；第四類，工業化完成階段（產業鏈高端）。在北美區域產業鏈中，美國和加拿大屬於第四類，墨西哥屬於第三類。在歐盟區域產業鏈中，東歐國家屬於第三類，西歐國家屬於第四類。很顯然，北美和歐盟區域產業鏈均缺少第一類和第二類經濟體。在東亞區域產業鏈中，老撾、柬埔寨、緬甸屬於第一類，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屬於第二類，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屬於第三類，日本、韓國屬於第四類。文萊比較特殊，依賴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成為發達國家。新加坡既可以劃歸為第四類，也可以將其視作提供高端服務業支撐的發達經濟體。這意味着東亞區域產業鏈的產業種類、分工深度和發展潛力都優於其他兩大區域產業鏈。

東亞區域產業鏈中的東盟具備很多發展優勢。首先是勞動力優勢顯著。與印度等勞動力素質較低的國家相比，東南亞地區的勞動力素質較高，工人技能和教育水平普遍較好，具備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同時，與墨西哥等勞動力素質較高的國家相比，東盟的勞動力成本又較低。這一雙重優勢，使得東盟在勞動力資源方面成為世界工廠的理想選擇。其次，相比非洲和南美等地區，東盟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也是其吸引力的重要方面。最後，東盟擁有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為企業提供了更便利的生產和物流條件。在過去幾十年，東盟政府在發展產業的同時，也在基建方面投入大量資源，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礎設施水平，有利於減少生產和運輸的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不過，東盟內部也有分化。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文萊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很高，無法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老撾、柬埔寨、緬甸、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這六個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才是最有潛力承接產業轉移併成為世界工廠的地區。由於產業轉移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佔比情況，來對東盟六國進行具體分析。隨着東盟六國經濟增長，其外貿出口值穩步上升，同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在增加（圖1）。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佔比持續下降，已從1999年的接近40%下降至2022年的近20%。與此同時，對於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國而言，勞動密集型產品始終佔據或開始佔據重要位置，當前佔比均超過20%。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老撾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佔比雖然還不高，但主要源自其尚未釋放發展這類產品的潛力，未來有望提升其比重。

此外，東盟與中美兩國聯繫緊密，其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相對中立的地位，也使其從大國博弈中受益。首先，中美共同塑造着東南亞的經濟格局和未來發展方向。從東盟的外貿來看，中美在該地區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是該區域的主要經貿夥伴，佔東盟外貿比重的26%~50%；並且中國在該區域的外貿影響力顯著高於其他國家，與中國接壤且為內陸國的老撾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最高。其次，域外大國出於經濟考量均願與東盟維持良好的經貿關係。中美與東盟的經貿結構存在差異，美國的終端消費市場、中國的中間品供應，共同推進着東南亞地區的產業發展。美國作為主要終端消費市場，在該地區的出口發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後，儘管背後的動因和目標存在差異，出於戰略考量，中美同樣支持東盟積極承接產業轉移。相應地，東盟也正積極參與多個區域與全球協定，如RCEP、CPTPP、IPEF等，以更好地承接產業轉移，發揮本地區優勢。

（二）東亞產業鏈將發生結構性變化

隨着本輪產業轉移的持續推進，整個東亞產業鏈也將發生結構性變化。基於中國產業鏈持續向東南亞轉移的判斷，東亞地區的整體產業格局將由日韓-中國-美歐模式轉變為中國-東盟-美歐模式。

第一，中國將與日韓競爭東亞地區的價值鏈上游地位。中國正放棄產品生產最後期的裝配環節，轉而向東盟提供中間品，由東盟地區負責完成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的裝配環節。這可以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時，避免美西方國家對中國製造最終商品的制裁。這在越南等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對美國的出口額持續增加中也有所體現。中國對越南的中間品出口額自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就長期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其中2022年增長率更是高達32%。相比之下，越南從日韓的中間品進口額同樣維持增長，但增長率並不高，分別是9%和12%。在東盟出口藴含的外國增加值中，中國佔比接連超過美國、日本、韓國，從2007年的1.6%上升至2021年的4.7%，幾乎增長了2倍。可見，中國將適時地轉變其在東亞產業鏈中的地位，由最終產品的供給國向中間品的供給國轉變。而且，隨着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瀾湄合作等項目的深入推進，中國持續擴大對東盟各個領域的投資規模，其未來的投資額將有極大概率超過日韓，並將與日韓在產業鏈層面形成競爭地位。東亞產業鏈佈局將朝着中國提供中間品、東盟裝配成最終商品的方向演進。

第二，美國將增加從東盟進口的最終品。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去工業化，大量中低端生產部門向中國等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製造業逐漸空心化。結果導致，一方面，美國在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造成全球供應鏈中斷的情況下喪失了國際貿易的主動性，尤其是在醫護產品等關鍵戰略產品上受其他國家牽制；另一方面，中國等國家在中低端產業的技術積累逐漸對美國核心的高科技領域形成挑戰，進一步對其國家安全及核心競爭力帶來衝擊。而這些都是美國在東亞產業鏈重構中極力避免出現的情況。對此，美國希望通過一系列的協定與框架約束東盟各國的行為，並加強對東盟各國的產業鏈安排，達到產業鏈擺脱對中國的依賴和“去風險”的目的。從最終品的進口來看，美國將減少從中國進口的最終品，轉而增加從東盟進口最終品。比如，2017~2022年，美國從越南進口的商品份額增加2個百分點。

▍中國的政策選擇國際產業轉移有其自身規律，中國不可能長期獨佔世界工廠地位——這也不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一方面需要順勢而為，藉助產業轉移實現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也要應對大國博弈帶來的挑戰。

第一，中國仍具有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綜合優勢，並可以充分利用。雖然中國正逐漸喪失勞動力優勢，但中國仍可以積極發揮其他國家難以相比的綜合優勢，如勞動生產率、基礎設施、全產業鏈優勢等。除東部產業轉向中西部外，還應轉變思路，利用東部縣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當下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工廠主要還是集中於東部大城市和城市周圍的都市圈，廣大縣域未大面積建設勞動密集型工廠，這些區域相較於城市仍具有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可以承接城市地區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因此，儘管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失去了一部分勞動力優勢，但仍可以依靠縣域勞動力優勢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揮中國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綜合優勢。

第二，中國可以積極利用東亞產業鏈發展的機遇。（1）中國可以將自身定位為產業鏈上游國，為東盟六國供應中間品。通過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中國可以為東盟六國的製造業和生產流程提供關鍵性支持，為其提供中間品和關鍵零部件。這種合作將促使整個區域產業鏈更加緊密地融合，提升區域的生產率和競爭力。（2）中國可以積極對東盟六國進行投資，參與其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能源等關鍵領域。通過資金和技術的注入，中國可以助推東盟六國加快發展步伐，共同分享發展紅利。這種合作不僅有助於擴大中國企業的國際市場份額，也會為東盟六國創造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

第三，中國應擴大消費，逐步替代美歐的終端消費市場，讓世界工廠真正擺脱對美歐的依賴。擴大內需可以幫助中國減少對特定市場的過度依賴，特別是對歐美髮達國家市場的過度依賴。通過構建強大的國內市場，中國還可以在國際貿易談判中擁有更大的議價權，從而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擴大內需還意味着擴大對別國的需求。擴大自東盟六國進口一方面可以讓該區域減少對美歐的依賴，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人民幣的流出，擴大人民幣在支付、交易中的規模。因此，擴大內需不僅是宏觀政策，還是區域戰略，可以減少中國和東盟六國對歐美市場的過度依賴。這將讓東亞和東南亞區域真正獨立起來，成為域內循環的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