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恆：“中華文明西來”説無法成立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李競恆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1期

與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備獨特的文化基因與演化路徑。隨着現代考古學發展，日益豐富的考古證據已經展現出中華文明獨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線索，所謂“中華文明西來”説，可以休矣。

自17世紀開始，各種有關中華文明源自西方的假説此起彼伏，具體觀點也是五花八門，有“埃及”説、“巴比倫”説、“印度”説、“中亞”説等。儘管這些“學説”現在看來十分荒謬，但確實對近代中國知識界產生較大影響。時至今日，這樣的説法在社會上依然小有市場，有必要對其進行溯源和辨析。 

西方人的傲慢想象

“中華文明西來”説最初源自西方傳教士。例如，德國耶穌會傳教士基爾什爾（A.

Kircher），在1654年和1667年分別出版的論著《埃及之謎》《中國圖説》中提出中華文明源自古埃及，古埃及人在挪亞長子閃的率領下來到中國，他們帶來的古埃及文字演化為漢字。法國主教胡愛（Pierre-Daniel Huet）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業航海史》中推測，中國人“雖非全屬埃及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屬埃及人”。再如，法國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在其1758年出版的《論中國為埃及之殖民地》一書中宣稱，中國古代史即埃及史，正如法國人在美洲建立王國，“以前法國史均成為此殖民地之古代史”。可見，此類“西來”説基於西方宗教的傲慢想象，沒有任何嚴肅的學理論證和歷史依據。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有西方傳教士持這種觀點。如英國傳教士陶倫士（Thomas Torrance），就將我國川西地區的羌民信仰視為一種“一神教”，並認為他們是“古以色列”的後裔，穿衣尚白的習慣是以色列人的習俗。

各種“西來”説中，較有影響力的是法裔英國人拉克伯裏（Terrien de Lacouperie）於1894年在《中國古代文明西源論》中提出的“巴比倫”説。他宣稱，巴比倫酋長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882年，率領巴克（Bak）族遷徙到中國。奈洪特就是中國古史中的黃帝，巴克就是中國的“百姓”。而中國上古的神農就是薩爾貢王（Sargon），造字的倉頡就是但克（Dunhit）。他還提出，中國的文字、卦象都源自楔形文字，曆法中的閏月和金木水火土的日累積法等，也都源自巴比倫。對於拉克伯裏的説法，歷史學家何炳松評價道：“此人富於神思，而拙於科學”，“在現代史學界有此種天開之異想，嘆觀止矣！”可以説，拉克伯裏的假説，根本經受不起學術檢驗，純屬荒唐之論。

拉克伯裏的異想天開之説通過日本人的傳播，進入當時中國人的視野。日本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在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書中，鼓吹拉克伯裏的“巴比倫”説。1903年上海競化書局將該書譯為中文，迅速引起國內學人注意，部分人甚至接受了這一觀點。例如，劉師培在《古政原始論》中就宣稱，中華文明“自西徂東，以卜宅神州之沃壤”。對此，有學者總結道，“文化西來説種種，在二十世紀初年災難深重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很大反響。在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面前，一種交織着愛國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悲涼情緒支配着大多數知識分子”。換言之，這種現象是特殊歷史背景下我國部分知識分子的情緒反映，並不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對於流行一時的“西來”説，當時學界已有質疑與反對的聲音。例如，夏曾佑在《中國古代史》中表示，“近人言吾族從巴比倫遷來”，但是通過“巴比倫故墟掘地所發見之證據”來看，古巴比倫人“與吾族文化相去遠，恐非同種也”。繆鳳林也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一文中批評道，“八卦由來與楔形字根本不同。蓋楔形字為古巴比倫象形圖畫進化之最後一階級，而伏羲作卦，其先倉頡之整齊書契，正式成象形文字，尚不知幾何年。其較楔形文字為早成，更不待論也”。梁啓超《中國上古史》稱“西來”説“牽強媒合，殊類滑稽”。

“西來”説備受質疑

中國學者對各種“中華文明西來”説的普遍反思，很大程度上源於當時瑞典學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河南澠池發現仰韶遺址後，宣稱仰韶的彩陶文化系“西來”。安特生提出，巴比倫彩陶年代早，仰韶彩陶應該是從西亞傳入中國，“因仰韶遺址之發現使中國文化西來説又復有希望以事實證明之”。安特生的觀點發表後，便遭到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lgren）批評，他認為，在此之前，黃河流域已經存在原生文化。李濟、梁思永等考古學家，對於仰韶文化“西來”説也表示懷疑和否定。後來李濟在《中國早期文明》一書中，將“西來”説稱為歷史觀的迷失，是“不成熟的半吊子的科學歷史觀”。實際上，安特生對於仰韶彩陶和西亞彩陶的對比是片面的，只是選取某幾個點、線來進行類比，其結果自然不可信。

當時許多學者從不同方面，對各種“西來”説進行批評。如陳漢章在《中國通史》中提出，公元前2882年正是中國顓頊帝時期，怎麼可能由西來巴比倫酋長成為中國的黃帝。繆鳳林更是從學術、文字、宗教、建築、文學、美術六個方面，系統闡明中國古代文化與西亞並無關係。何炳松進一步分析了傳播“西來”説的心態，“西洋人自大輕人之心事並亦流露於學術研究之中，殊出吾輩崇拜西學者之意外；而各種新神話之興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國學者對於西説每每不分皂白，活剝生吞，遂至墮入此輩學術界‘帝國主義者’之玄中而不自覺”。何炳松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西來”説盛行，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自大輕人之心”，另一方面則是一些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迷信。鄒詩鵬《文明的自識與自信》一文總結得十分精闢：“從‘西來説’在中國的實際傳播狀況而言，其又呼應了在現代中國文化轉型中不斷泛起的妄自菲薄與崇洋心態，併為民族虛無主義所裹挾、利用甚至為其張目。”

可以説，從17世紀到20世紀，各類“西來”説大多充斥西方中心主義偏見，甚至暗含殖民主義目的。此類説法企圖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解中華文明主體性，配合西方殖民擴張。20世紀30年代，顧實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明確提出，“近世西方帝國主義者，方以殖民地視中國，故一方高唱中華文明西元之説，又一方高唱中華文明古虛之説”，展現了當時中國有識之士對中華文明主體性意識的自覺。

中華文明獨立起源 

中華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宇宙觀、表達政治禮儀的藝術體系、文字以及農作技術等，有別於亞歐大陸的其他古代文明。早期中華文明的宇宙觀，除了“扶桑—十日”、“建木”、“若木”和“地下黃泉”構成的宇宙形象外，還以東西對應龍虎，併兼具天文曆法的含義。這種組合表達，已見於距今六千多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仰韶大墓蚌殼堆塑。中國的龍信仰形象，最早見於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的龍形堆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湖北黃梅焦墩龍形堆塑，距今也有六千多年。中國文化以龍作為重要政治、禮儀象徵的傳統一以貫之，在夏代二里頭遺址中發現代表王權的綠松石龍，可以印證《左傳》《國語》《山海經》等文獻對夏王朝與龍關係的記載。

中華古代文明將青銅器和玉器構成高級禮器組合。歐洲、西亞等地的古代文明也使用青銅製作禮器，如歐洲的青銅巨爵、大鍋、長椅以及西亞的薩爾貢青銅頭像、青銅門等，但都沒有將青銅禮器與玉器組合使用，以表達複雜的政治、宗教含義。而中華古代禮樂文明中，玉器與青銅器、黃金器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從紅山文化的各類玉龍，到安徽含山凌家灘展現原始八卦的玉版、玉龜，再到良渚大墓表達軍權、神權內涵的眾多玉鉞、玉琮、玉璧組合，玉器一直是中華文明禮樂表達的最高級載體之一。自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禮器制度的發展繁榮展現了古代中華文明獨有的“青銅—玉器”文明特色。在此意義上，三星堆文化兼用青銅禮器和玉器的禮器組合，展現出中華文明的典型特徵，説明三星堆文化絕非所謂“西來”。

中華文明還孕育出獨特的文字。早在距今八千多年的賈湖遺址中，就出現類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刻符。在龍山時期的丁公、王城崗、程子崖、陶寺等古城遺址中，也出土諸多刻畫與朱書的早期文字雛形。不同於其他文明的表音文字，漢字能夠獨立於語音之外，以獨特的書寫結構承載文明信息。這一特點使得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掌握漢字的人士，都能通過筆談順利交流。

圖為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陶扁壺，其上的“文”與甲骨文、金文中的“文”一脈相承  中國考古博物館/供圖

與埃及、印度、希臘、羅馬等地的古老文明不同，中國的中原文明在相當長時間內不使用神像，而使用神主、束帛依神、結茅為菆和立屍之禮。《禮記·曾子問》《白虎通·祭祀》等文獻中，對用屍之禮有詳細記載。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總結，“春秋以後，不聞有屍之事”，“屍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中國本土起源的道教，一直到東晉和南朝早期，還在堅持不使用神像的古老傳統。

在中華早期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當然吸收借鑑過外來文明的成果，如小麥種植、馬的馴化等，但這是不同地區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互鑑，絕不是外來文明對中華文明的覆蓋，更不是中華文明的“外來源頭”。然而，部分持“西來”説者卻將其作為所謂“文明西來”的證據，這在史實和學理上完全無法成立。在對外交流中，起源於中國的水稻種植、絲綢與養蠶等，不斷向周邊地區傳播。早在距今一萬年以上的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已發現人工栽培水稻的植硅石。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湖南道縣玉蟾巖、浙江上山遺址，也發現人工栽培水稻的碳化稻米。根據現有考古發現，中華先民馴化、種植水稻的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人羣，中華文明無疑是最早種植水稻的文明。養蠶技術對外傳播的情況也與之類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賈湖遺址兩處墓葬的人類遺骸腹部土壤樣品中，已發現蠶絲蛋白殘留物，結合遺址中發現的編織工具和骨針綜合分析，賈湖居民可能已經掌握基本的編織和縫紉技藝，並有意識地使用蠶絲纖維製作絲綢。高通量測序和羣體遺傳學研究顯示，當今全球各地的家蠶品種，均是五千年前從中國野桑蠶祖先單一馴化而來。如果按照“西來”説的邏輯，是否可以説，現在種植水稻和養蠶紡絲的國家，其文明都源自中國？

所謂“中華文明西來”説，從產生開始，就與嚴肅的學術研究無緣，充斥着各種不切實際的想象和西方中心主義偏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此類説法已經遭到中國學者的批評與摒棄。與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備獨特的文化基因與演化路徑。隨着現代考古學發展，日益豐富的考古證據已經展現出中華文明獨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線索，所謂“中華文明西來”説，可以休矣。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與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