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真正的危機:不是經濟,而是文化_風聞
guan_16883706952117-昨天 22:13
目前,人們普遍關注西方發達國家掙扎的經濟,但實際上西方國家文化和社會凝聚力也面臨尖鋭危機。在西方正統保守派人士的眼中,西方的文化危機甚至超過經濟危機。本文是美國知名保守派人士戴維·布魯克斯在最近召開的世界保守派人士大會The 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上的講話。西方的保守派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戴維·布魯克斯屬於保守派中偏左的一翼,他反對特朗普極端主義,強調社會公平,但和民主黨進步派不同,他希望迴歸基督教,同時譏諷民主黨控制的大學精英教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下面是他的講話節選,他的講話深刻中帶有幽默。
他説,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一員。我的父母是研究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我們家的文化是像猶太人那樣思維,像英國人那樣行動,自強不息而不外露情感。七歲時,我讀了一本名為《帕丁頓熊》的書,就決定成為一名作家,結果這成了我終生的身份標籤。
18歲時,哥倫比亞大學、衞斯理安大學和布朗大學的招生官認為我應該去芝加哥大學。我從芝加哥大學學習歷史,拿了兩個學位。畢業後,我找到了一份適合知識精英的工作,為《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寫專欄,我形容這個工作就像是在麥加擔任首席拉比。隨後我在美國公共電視網又找了一份工作,《新聞一小時》。這個節目同樣屬於知識精英範疇,觀眾非常優秀,只是有點上了年紀,所以如果一個93歲的女士在機場走向我,我就知道她要説什麼: “我不看你的節目,但我媽媽特別喜歡。”
我們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做了一些好事。我們創造了互聯網、早午餐和無酒精雞尾酒。但我們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們設計了一種有利於我們精英的等級制度,這種制度保證富人成功卻讓其他人失敗。
美國富裕家庭孩子12歲時的學識要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四個年級。富裕家庭的孩子進入大學的概率比貧困家庭的孩子高77倍。54%的高薪職位由來自34所精英大學的畢業生佔據。高中畢業的人比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平均早死九年。只有高中學歷的人生養的非婚生孩子比其他人高五倍。高中學歷的人感到極端孤獨的概率是大學學歷者的2.4倍。
美國號稱追求平等,但卻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美國經濟仍然強大,美國最糟糕的事情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美國社會將道德也私有化了,這破壞了社會的道德秩序。社會基本道德規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為奴隸制翻案是顛倒黑白,假如奴隸制和種族隔離不是卑劣的,那就沒有事情是卑劣的。喬治·馬爾斯登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他説,馬丁·路德·金(美國1960年代黑人領袖)演講的力量在於他的講話和人類的基本道德同頻。一個社會如果抽走了那種把人們團結在一起的道德秩序,那麼個人就可以憑自己的好惡來定義對與錯。這種價值觀是極其危險的。早在1955年,偉大的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就意識到這將是一個大問題。他説:“如果對與錯只是取決於個人的好惡,那麼我們就遠離了文明的範疇。”
在沒有強大道德秩序的情況下,很難建立信任,很難找到人生意義。因此美國,我認為英國也是,變成了一個悲傷的社會。人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急劇上升,自殺率上升。45%的高中生表示總是感到無望和沮喪。自2000年以來,孤獨的美國人增加了四倍,自2000年以來,自稱屬於最不幸福類別的人數增加了50%。我們的社會相比過去變得更加悲傷。
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所做的第三件令人不快的事是造就了特朗普。有人説特朗普是民粹,但特朗普和馬斯克上的大學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常春藤盟校,併成為億萬富翁。J.D. 萬斯去了耶魯。皮特·赫格塞斯(美國國防部長)去了普林斯頓和耶魯。斯蒂芬·米勒去了杜克大學,他們代表着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
這些人的關鍵特徵是不認同正統保守主義,他們只是反左。就社會形態而言,他們沒有一個積極的願景,他們只想摧毀現在由左翼主導的國家機構。
我理解人們為何投票給特朗普,但作為一個歷史發展的前排見證人,我告訴你,別將你的命運與那顆新星(特朗普)聯繫在一起。
他們驚人地無能。皮特·赫格塞斯(美國國防部長)在談判前就把我們的籌碼送給了普京。馬斯克讓25歲的年輕人解僱負責我們核密碼的人,這就像是薩姆·班克曼-弗裏德(一個年前的金融詐騙犯,因加密貨幣欺詐在2023年被判入獄)掌控了我們的核武庫。
這幫精英的自戀和自大驅使他們破壞他們觸及的每一個體系。保守派相信健康的社會應該建立在健康的國家機構之上,他們則是反機構。保守派相信穩步和漸進的變革,而他們則製造混亂。保守派相信憲政,而特朗普卻説“只有我才能解決問題”。保守派相信道德規範,而他們卻在摧毀道德規範。
他們正在摧毀猶太-基督教信仰。猶太-基督教信仰基於為窮人服務、為移民服務、為陌生人服務。我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去了非洲的納米比亞,目睹了大批人死於艾滋病。美國救濟署(USAID)對他們施行了救助,2500萬人的生命得以拯救。但特朗普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USAID。美國政府中有想要打擊人口販賣、消除貧困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督教福音派信徒,而特朗普正在向這些基督徒宣戰。
我描述了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所做的三件事。1,建立贏者通吃的等級制度擴大了社會不平等,破壞了社會的穩定。2,過度的私有化破壞了社會道德體系。3,破壞管理社會的政府機構。
戴維·布魯克斯認為美國社會遇到了危機,但他認為危機會促使美國社會發生變革。戴維·布魯克斯沒有提出詳細的變革路線,只是號召美國人迴歸到上帝的教誨。
戴維·布魯克斯講話中針對的情況,基本上發生在1980年以後。1980年撒切爾和里根在英國和美國相繼上台,他們聯手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改革,概括來説他們絕對相信市場,大力推進私有化和小政府,提倡個人自由。
但幾十年來的實踐告訴人們,里根和撒切爾主義導致資本在西方國家畸形膨脹,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多的人失去生活的意義和勇氣。美國在背離現代文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可見,偏信市場、私有化和個人自由是極其有害的。正常的社會應該是各方面的協調:既要有市場和私人經濟的活躍,也要有國家政府的調節和國有經濟的支撐;既要強調能人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也要注重大眾的權益和利益;既要統一意志又要維護民主自由。
總之,美國不代表現代文明的方向,美國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鏡子,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要避免美國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