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爬取虎撲9萬條帖子，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害怕生娃”_風聞

來源：婦女研究論叢

作者：申琦 蔡耀輝

*本文原載於《婦女研究論叢》2025年第1期，第一作者系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第二作者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生還是不生,只是女性單方面的問題?長期以來,大量研究圍繞着女性的生育態度、意願與相關影響因素展開,對男性生育態度與生育觀的探討卻處於邊緣地帶。這一研究格局似乎傳遞出一種“共識”,即男性普遍具有較強的生育意願,其在生育實踐中作用的重要性不及女性。但事實恰恰相反,自2018年起,男性生育意願已低於女性,因此針對男性生育意願開展研究已刻不容緩[1](PP14-26)。生育,作為一個與社會結構、文化價值體系以及個體生命歷程緊密交織的關鍵議題,絕非僅僅侷限於女性的生理體驗與責任範疇,而是涉及家庭、社會乃至整個文化語境中兩性角色的複雜互動與協同建構[2](PP5-10)。從兩性關係看,男性在婚戀、家庭、生育等方面承擔同等責任,享有平等權利。從家庭構建看,男性作為配偶,其生育意願的表達、對待生育的態度以及在生育實踐中的責任擔當,構成了影響家庭生育決策最終走向的關鍵變量[3](PP88-110)。從社會發展看,男性婚育態度、家庭觀和實踐對人口結構的動態變化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都有着深遠影響。因此,考察男性青年如何看待生育問題十分重要且必要。

近年來,社交媒體逐漸成為觀察青年生育態度與生育意願的重要平台。既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平台的使用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青年的生育意願,並傳遞“恐育”情緒[4](PP54-66)。大量研究細緻考察了不同社交媒體平台上女性關於生育問題的討論與態度。例如,微博上女性對於“生育”的恐懼紮根於身體苦痛的體會與想象[5](PP83-94),在圈層化傳播中形成情緒循環[6](PP55-67)。“小紅書”上都市女性對生育問題的看法不是非黑即白的“支持”或“反對”,而是混合了“愛與哀愁”糾結情緒下的一種“計算生育”態度,她們不是簡單地“恐育”、強硬地選擇不生,而是“靈活地生”、“動態地生”和“有條件地生”[7](PP61-72)。這些研究清晰地揭示出,從社交媒體平台的生育話題討論切入,深度觀察當下青年人的生育態度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十分必要。被大眾戲稱為“直男集中營”的“虎撲”為觀察男性青年生育意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場域,該平台有着超7000萬的用户,其中青年男性佔比近9成。從2003年的專業籃球文化論壇發展至今,“虎撲”是擁有較高收入的城市青年男性進行信息搜索、意見表達、觀點分享的重要社交媒體平台。“虎撲”平台實力至上的競技邏輯、團隊參與的集體精神共同塑造了“硬核”的社區文化,成為硬朗直率的“直男”們的“文化自留地”[8](PP147-53)。

有鑑於此,本文將通過大數據分析法,深度挖掘“虎撲”平台上男性關於生育話題的討論。一方面,通過了解男性關於生育話題討論中的意見與態度,填補既有研究對男性生育意願關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希望從男性視角更為全面地把握當下青年人對婚育問題與家庭建設的理解,客觀瞭解他們在生育過程中面臨的實際難題,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提供多元思維視角。

二、文獻回顧

(一)男性的生育意願

生育意願反映着個體對待生育問題的主觀態度與想法,能夠有效預測生育水平並反映生育率的提升潛能[9](PP218-240)。於個體而言,生育意願是生育動機和生育行為產生的前提條件和重要基礎。關於影響生育意願的因素,既有研究指出涉及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其中宏觀層面上的政策、經濟、文化、房價與微觀層面上的家庭收入、子女教育支出、年齡、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對生育意願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10](PP80-89)。然而,如前文所述,關於生育意願的既有研究,較少專門考察男性的態度與看法[11](PP9-20),更多是比較男性與女性在生育意願關注點與受影響因素方面的差異。例如,相較於女性更加關注生育成本以及生育所帶來的身體苦痛等因素,男性的生育意願通常更易受到生活質量與工作穩定性的影響[12](PP88-101)。男性社交媒體接觸對生育意願有顯著的增強作用,而女性則恰恰相反[13](PP44-59)。

已有研究通過性別對比得出了一些頗具建設性的觀點。然而,這些研究尚未充分探討男性對於生育問題的看法,尤其是未涉及他們在生育方面的核心考量、擔憂與需求等關鍵問題。部分研究在歸納男性生育意願的影響因素時也存在分歧,這或許源於不同研究所處時代背景的差異,以及研究對象自身條件的不同。事實上,不同年齡、地域、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男性對生育問題的認知和態度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中年男性的生育意願是青年男性的兩倍有餘;與農村男性相比,城市男性的生育意願則更低[14](PP68-80)。這提醒我們,應當關注男性羣體內部的異質性特徵。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男性佔生育人口的比例持續攀升,已然成為生育的主要羣體,且鑑於城市男性的區位優勢和經濟優勢,他們當前面臨的生育困境很可能是發展稍緩的農村男性未來需要面對的[15](PP62-72)。因此,城市男性的生育意願值得重視。

(二)社交媒體上的情緒與生育話題討論

“情緒”是人對客觀事物產生的生理反應、心理體驗、認知評價、行為表現等複雜序列[16](PP529-553)。與“情感”相比,“情緒”是具有情境性和衝動性的短時體驗,在表達後轉瞬即逝[17](P253)。當前學界的情緒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或從微觀視角出發關注“情緒感染”,發掘情緒在個體間的流動傳導;或從宏觀視角出發,關注個體在討論、評價、表達中所藴含的情緒[18](PP50-65)。在社交媒體環境下,情緒具備突破圈層進行全域傳播的特性。與具有明確人羣指向的事實性信息不同,情緒性信息指向性模糊,能夠藉由第一人稱敍事效果,利用“以我為主”多方共情的傳播模式引發受眾的情緒共鳴,其擴散過程呈現出一種動態交織、膠着博弈的狀態,並非負面情緒佔主導的簡單極化[7](PP61-72)。然而,隨着情緒性信息在社交媒體上日益常態化,情緒在社交媒體平台的作用飽受爭議。部分學者將情緒的泛濫視為輿論場混亂的直接誘因[19](PP16-24)。他們指出,在大量社會事件的輿論傳播中,“強情緒、弱事實”的特徵愈發顯著。個體性、碎片化的情緒如今藉助社交媒體迅速轉變為羣體性的聚合情緒,甚至最終疊加沉澱為廣泛的、穩固的社會心態,產生持續性的深層影響[20](PP162-169)。但也有部分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情緒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下的一種集體交流方式。情緒並非與事實對立,而是認知心理和理性系統的構成要件,是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的重要資源[21](PP115-132)。總體而言,儘管情緒的功能尚存在爭議,但它已成為洞察社會心態與用户心理的重要途徑。

既有研究表明,社交媒體上的生育話題討論常常圍繞着情緒尤其是女性的“恐育”情緒而展開。因此,當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女性生育話題中的情緒類型,探究恐育情緒的擴散機制及其影響等方面[22](PP45-61)。有學者指出,模仿—反饋、類別激活與社會評估機制是女性“恐育”情緒傳播的主因,女性在接觸相關信息後可能會放大對生育風險的感知;甚至有觀點認為,部分女性的恐育情緒可能是接觸社交媒體後產生的“想象”[5](PP83-94)。然而,目前鮮少有研究跳出女性“恐育”視角,關注男性羣體對待生育話題的情緒。本文將以“虎撲”平台上城市男性對生育話題的討論作為切入點,首次聚焦男性在各類生育相關話題中的情緒表達。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虎撲”已成為城市男性重要的話題討論與意見交互平台。數據顯示,“虎撲”註冊人數已超7000萬,日訪問量達1.6億,其中男性用户佔比近9成,城市用户佔比超90%,用户呈現出高度性別化與城市化特徵。該平台定位為“以18-40歲的青年男性為主,這些用户熱衷於體育和互聯網,充滿活力,且擁有較為充裕的空暇時間,對社會富有熱情與責任感”。本文選擇“虎撲”作為觀察男性生育意願的平台,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其一,“虎撲”在體育、汽車、數碼等垂直領域深耕,吸引大量志同道合的男性用户。在基於興趣構建的社交環境中,用户交流更為坦率、深入,能真切表達對各類議題的觀點和想法。其二,“虎撲”用户在頻繁的互動中構建了一套圈層內共享圖式,包括對特定符號、話題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共同認知,如專屬符碼“JRs”(家人們)。這種共享認知圖式營造了穩定的文化語境,使得社羣成員能夠擺脱現實社交的束縛,充分表達觀點。因此,本文認為“虎撲”上關於生育話題的討論,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城市男性真實的生育意願和態度。

(二)數據收集與分析

本文運用Python腳本,綜合考量研究樣本正面、中性與負面情感傾向,選取熱度較高的九個話題——#生孩子、#生娃、#生育、#想生孩子、#不想生孩子、#想生娃、#不想生娃、#想生育、#不想生育——為關鍵詞,採集了2019年3月21日至2024年11月20日“虎撲”上關於這九個話題討論的全部貼文,共計獲取貼文114785條。在去除空白和無關貼文後,剩餘有效貼文94528條。由於中文的詞語之間沒有明顯的空格分隔符,計算機無法直接識別詞與詞之間的界限。因此對94528條有效貼文使用Jieba包進行分詞清洗,並對清理後的文本進行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題分析和情感詞典分析,以此挖掘文本深層信息。

LDA作為一種主題建模法,通過將文檔視作潛在主題的隨機混合(random mixtures),基於“詞袋”(bag of words)處理從去詞序的角度考察詞分佈情況[23](PP455-469),並由此提取和呈現基於詞分佈的主題特徵。通過LDA主題建模,我們能將採集到的貼文自動分類聚合成數個主題。在此基礎上,藉助情感辭典本次研究將貼文的情緒劃歸為正面情緒、中性情緒與負面情緒三類,選擇GooSeeker中的情感辭典作為匹配標準,正面詞權值為1,負面詞權值為-1,將每個句子分數相加、正負相抵後,得到每條貼文的整體情感分值,以此為基準分析貼文的情緒傾向。通過GooSeeker情感詞典,本文能夠較好地分析“虎撲”上話題討論的整體情緒以及不同主題的情緒分佈。

四、研究發現

(一)“新計劃生育”:城市男性生育話題中的“錢與能力”

通過對“虎撲”平台上城市男性生育話題的貼文進行LDA主題分析,結果顯示:話題主要集中於“家庭成本與負擔”(28.73%)、“彩禮與生育補償”(24.25%)、“生育能力與年齡”(20.45%)、“生育政治與政策”(15.23%)、“生育補貼與權益”(11.35%)五方面。整體呈現出一種在生育問題上對自身及家庭狀況的全面權衡、對婚育文化的深度思考以及對生育政策與相關權益保障的積極關注,且各主題間的討論量級存在明顯差異(見表1)。

表1  “虎撲”貼文主題及主題詞分佈

注:因四捨五入保留兩位小數,故相加總和不為100%。

具體而言,在“家庭成本與負擔”主題中,“壓力”“車貸”“房貸”“家庭”等詞彙成為關注焦點。《禮記》有言“男有分,女有歸”,自古家庭中男性的角色認定主要涉及提供家庭經濟收入、決定家庭外部事務等方面,這意味着男性要清楚自身在家庭中的定位,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以保障家庭的穩定運行。這種分工和定位,會自然而然地促使男性從家庭承載力的角度去考量因生育而帶來的經濟投入、時間消耗及責任承擔等一系列問題。有用户指出:“我們家現在車貸、房貸每個月得一萬多元,我和老婆一共收入也不到兩萬(元),如果生孩子的話,哪怕是雙方父母都補貼一些也夠捉襟見肘的。”此外,除了直觀可見的經濟成本,生育對個人時間和精力的深度佔據以及對家庭責任體系的重塑不容忽視。在家庭中,男性原本就肩負着經濟支撐、家庭成員關懷等多重責任。而在生育之後,家庭事務管理的複雜程度會大幅增加,“父職溢價”所帶來的職場擠壓給當代男性造成的壓力並不亞於“母職懲罰”,使他們被拉扯進職場和家庭的雙重場域中[24](PP56-69)。從“家庭成本與負擔”主題的關鍵詞不難看到,“虎撲”平台城市男性在談及生育問題時,主要關注的是個人發展規劃以及維持家庭整體生活品質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在“彩禮與生育補償”主題討論中,主要包含“彩禮”“補償”“孩子”“婚姻”等詞彙。該主題探討的重點在於婚姻關係裏彩禮的價值屬性、生育補償的合理性以及婚姻與生育過程中的公平性問題,整體展現出傳統婚育觀念與現代個體意識的碰撞。長久以來,彩禮在中國婚姻文化中佔據着重要地位且充滿爭議,它始於婚姻契約中的經濟承諾,其背後承載着雙方家庭對於婚姻穩定性和生育行為的期望[25](PP76-82)。然而,在現代社會,彩禮逐漸被部分女性簡化理解為一種“生育補償”,她們認為這不僅是對自己生育付出的認可,更是對其生育勞動的一種應有補償。與之相反,男性則覺得彩禮已淪為生育的“價值籌碼”,其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引發了男性對婚姻異化的質疑和反感。例如,在“虎撲”生育話題首頁的熱帖“如何看待女性把彩禮叫作生育補償”討論中,大量男性認為彩禮不應是一種被無端“強加”的經濟負擔。他們認為,彩禮應是建立在雙方真摯感情基礎之上、緊密圍繞共同家庭規劃所做出的合理安排,是對未來婚姻生活和生育責任的共同投入,不能被等同於一種單向的索取或交易。如有用户表示:“彩禮等同生育補償的觀點本身就很噁心。如果是補償,那生育就是一種買賣和服務,那就得討論售後的問題:是不是買斷了?女的以後生幾個孩子?如果離婚了跟別人生孩子侵不侵權?把彩禮説成生育補償,那性質就變了,只要開始算賬,什麼學識、性格、三觀和所有可能的風險就都算算?”

“生育能力與年齡”作為“虎撲”城市男性討論佔比第三的主題,主要包含“女性”“年齡”“身體”“子宮”等詞彙。就生育的生理基礎而言,女性的身體狀況特別是子宮健康,對生育至關重要。而年齡又與女性身體狀況(如子宮功能)相互關聯,共同影響社會對女性生育價值的認知。年輕健康、處於生育黃金期的女性,往往被認為是更符合社會主流生育文化期待的理想生育形象,更易獲得來自家庭、社會等方面對於其生育行為的支持與鼓勵;而隨着年齡增長,即便拋開疾病等因素不談,女性在社會輿論場中可能會面臨諸如“生育機會窗口逐漸關閉”的潛在評判。這種將年齡和生育能力勾連在一起的社會認知,顯然影響了男性對於生育的看法。在熱門話題“如果你的女朋友沒有生育能力,你還會娶她嗎?”獲點贊量第一的用户如是説:“不會,我結婚就是為了享受人生的樂趣——熱戀、結婚、生子、育子。”據2023年中國人口協會和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聯合發佈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國不孕不育率約為18.2%,這意味着平均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正面臨生育困境,並且生育能力下降在男性羣體中尤為明顯。有趣的是,儘管“虎撲”城市男性也會討論自身的生育問題,但他們還是更多地將視線落在女性配偶身上。

“生育政治與政策”主題中,“人口”“韓國”“中國”“日本”等詞彙顯示出“虎撲”城市男性生育話題的討論中隱含着“家國同構”思想下“憂國憂民”的喜劇氣質。與傳統的“網絡政見”不同,“虎撲”上的男性話題討論呈現出“網絡鍵政”的特點,即在涉及相關話題時,他們對“政治”嚴肅定位進行消解和嘲弄,而這種消解和嘲弄背後其實是一種無奈情緒的抒發[26](PP15-24)。事實上,他們的討論既不依據政治哲學、社會學與歷史學所提供的嚴肅批判理論,也不關心自身的知識以及對生育話題的討論能否理解或改造現實世界。他們更傾向於為自己營造學貫中西的前台人設,藉助網絡修辭來包裝自身觀點,藉此調動更多用户的情緒,從而獲得一批忠實擁躉,實現“一呼百應”的效果。有用户討論:“看了日本的生育政策感覺治標不治本,生育率還是一直在下跌,家人們怎麼看我們的鄰居推出的政策,以及對我們而言有什麼借鑑意義?”

“生育補貼與權益”主題涉及“生育險”“津貼”“休假”“男性”等詞彙,這顯示出在社會生育成本不斷攀升的大環境下,從男性視角看,家庭生育問題與經濟保障和社會支持體系密切相關。與“小紅書”都市女性更關注生育意義與身體傷害不同,“虎撲”上的男性更看重生育中“錢”的問題[7](PP61-72)。然而,生育險、生育補貼、生育假期等政策存在的性別差異,一方面使得生育後的女性因撫育子代而面臨就業機會減少、職業中斷概率增高、薪資水平降低等“母職懲罰”,另一方面會導致城市男性被迫在配偶收入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將更多精力投入現有工作,甚至為了獲得補償性收入維持家庭收支平衡而選擇主動加班,進而產生“父職溢價”[27](PP96-116)。對於家庭利益共同體而言,生育性別差異化補貼中本無勝者,一張一弛之間,家庭需要承受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並且,當前生育支持政策名目繁雜、實施主體多元,但缺乏統一系統的解讀,這使得城市男性不得不通過網絡求助、抱團取暖的方式,試圖找出政策中符合自身情況的最優解。例如,有大量用户在貼文中求助“有沒有了解生育險以及生育津貼的大佬”“男的交生育險有沒有用啊”“男職工為啥不能領生育津貼”等問題。整體而言,“虎撲”平台上城市男性的生育話題討論呈現出“規劃+計算”的“新計劃生育”觀。他們立足家庭,根據家庭的承載能力對婚姻與生育這兩大問題展開全方位的權衡,表現出對“錢”與“生育能力”的核心關切。城市男性會仔細考量家庭經濟狀況、婚姻財產關係以及夫妻生育能力等因素,期望在經濟收入穩定、婚姻負擔較輕、生育年齡適宜的前提下,對生育進行合理規劃。他們並不急於回答“生與不生”的問題,而是呈現出一種“謹慎地生”、“有規劃地生”和“有準備地生”(觀望地生)的態度。儘管大多數城市男性尚未直接面臨生育問題,但他們會主動思考生育在人生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交流過程中,他們常常主動代入那些正面臨婚育抉擇者的角色。在“彩禮與生育補償”的討論中,他們權衡婚姻的經濟利益;在“生育能力與年齡”的話題中,他們積極瞭解大齡生育的風險;在“生育政治與政策”的討論中,他們思考生育對國家和家庭的影響;在“生育補貼與權益”訴求方面,他們謀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可見對於男性來説,生育不再是單純基於傳宗接代觀念的必然選擇,而是在經濟基礎穩固、婚育壓力較小、具備生育能力且有社會政策支持的條件下綜合考慮多元要素後所做出的理性決策。這種態度反映出,在現代社會背景下,男性的生育觀念正在發生轉變,從傳統上被動承擔生育責任,轉變為主動規劃家庭生育模式。在生育問題上,他們更加關注家庭的實際承載能力,力求實現家庭整體利益的平衡。

(二)恐錢不恐育:權衡心態下生育話題的情緒討論

通過情感辭典分析“虎撲”平台城市男性上述生育話題貼文中的情緒傾向,結果顯示:在情緒分佈佔比上,男性對生育話題的討論以負面情緒為主(佔比45.08%),正面情緒次之(佔比29.15%),中性情緒最少(佔比25.77%)。其中,負面情緒話題排名前三的是“彩禮與生育補償”“生育政治與政策”“家庭成本與負擔”;正面情緒話題排在前三的分別是“生育補貼與權益”“家庭成本與負擔”“生育政治與政策”;中性情緒話題排名前三的為“生育能力與年齡”“生育政治與政策”“生育補貼與權益”(見圖1)。所有主題中,“彩禮與生育補償”主題的負面情緒佔比超過50%,其餘的四個主題則沒有出現某一種情緒占主導地位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虎撲”平台上的城市男性對生育話題也並非一邊倒的“反感”態度,而是在多元情緒的交織與衝突中搖擺不定,處於一種被反覆拉扯的狀態。這種稍顯極端但又相對遲疑的態度,實際上是因為城市男性對生育行為本身並沒有強烈的排斥心理,然而對於生育可能導致家庭層面風險增加以及必須考慮的婚姻關係變化持猶豫不定的態度。

圖1  生育話題中的情緒分佈

具體而言,負面情緒佔比較高的主題涉及“彩禮與生育補償”和“生育政治與政策”。其中,“彩禮與生育補償”的負面情緒背後,主要是城市男性對婚姻生育中經濟關係失衡以及責任分擔不明的焦慮與反抗心態。在傳統觀念與現代社會交織的背景下,彩禮常常被賦予契約屬性與支付屬性,既關乎雙方家庭的面子、地區的習俗傳承,又牽扯到對新家庭組建的經濟支持等多層次考量。然而,部分地區彩禮數額不斷攀升,讓男性及其原生家庭面臨着沉重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彩禮的契約屬性逐漸弱化而支付屬性愈加凸顯的當下,為保證彩禮的合理性,在部分地區彩禮與生育補償等概念相互綁定,使得城市男性高度反感生育這一本應承載着家庭幸福期望的行為,並認為其存在被過度商業化與物質化的傾向。例如,有用户抱怨説:“現在結婚真無語,光彩禮就要幾十萬(元),還美其名曰生育補償,婚姻和生娃完全成了一場交易。”而“生育政治與政策”負面情緒的背後,主要體現着城市男性對生育政策的評判,其中既有對過往政策遺留影響的顧慮,也有對現有政策難以切實滿足生育需求的調侃。部分男性表示:“少生優生幸福一生的觀念早就深入人心,觀念不可能和政策一樣説變就變,我不認為當前的政策能改變生育現狀。”同時,儘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但於城市男性而言,力度較小的生育政策對於解決生育問題無疑是揚湯止沸。有限的物質補貼與尚未推廣的男性生育假期,既難以緩解發達城市地區家庭可能面臨的育兒經濟負擔,也無力調動欠發達地區育齡人口的生育積極性,反而會激起城市男性“吐槽”與“鍵政”的熱情。有用户表示:“別説補貼1.3萬(元),就算補貼13萬(元)也不夠養孩子的,目前政策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有錢的看不上,沒錢的也不會為了這點錢生。”

正面情緒佔比較高的“生育補貼與權益”和“家庭成本與負擔”兩大主題都聚焦生育話題中的“成本”與“錢”,折射出城市男性對待生育的理性思考與責任擔當。在“生育補貼與權益”主題下,男性所展現出的積極情緒,源自對爭取生育補貼與最大化家庭利益的經驗分享。他們既是作為家庭中的“父親”角色在規劃生育未來,又是作為“虎撲”步行街中的“家人們”為遭遇同樣問題的成員出謀劃策。他們把這些補貼與權益視作緩解家庭生育經濟壓力的有力“幫手”,並樂於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整理和分享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有用户表示:“恭喜樓主,我也是8月份喜得千金,上個月特地去線下了解了生育津貼和生育險,生育保險報銷用男的和女的都可以,但是生育津貼只能用女方的,要社保連續繳納滿12個月,我搞了1萬4千多(元),希望對你有幫助。”而圍繞“家庭成本與負擔”主題,男性的積極情緒體現在對家庭生育規劃層面及時行樂的態度。他們會將家庭現有的收入情況、資產狀況與預期的生育成本進行比對,旗幟鮮明地反對外部環境與雙方父母製造的生育壓力,理性地分析生育行為給大家庭與小家庭帶來的影響。在計算後他們不會因收入或時間所限擱置生育而“自怨自艾”,反而會在規劃後呈現出一種“量力而行”的灑脱。有用户表示:“我和老婆現在的二人世界就很幸福,下班就能一起快樂地打遊戲、吃火鍋,生了孩子要面臨接送、換學區房、上輔導班各種支出,我們負擔不了也不願負擔。”

在城市男性生育話題討論中,“生育能力與年齡”是中性情緒佔比較為突出的主題。其背後映射的是城市男性以相對理性、客觀的態度對自身與配偶的生育能力、年齡進行多層次權衡的過程,體現出城市男性“在兼顧工作與個體實際情況之間,尋求生育和諧”的審慎態度。在圍繞生育能力話題探討時,參與者大多為已婚狀況的城市男性,鮮少陷入對生育能力和生育年齡的主觀臆斷或情緒化糾結之中,亦不會僅憑一腔熱情或盲目焦慮便草率地做出有關生育的決策。他們更多是圍繞着現實生活裏已然面臨的不孕不育狀況,或是隨年齡增長生育質量堪憂等切實難題,彼此交流見解、分享經驗。

(三)地區差異:東中西部男性生育話題中的差異偏好

通過對用户IP地址的分析,研究發現前述“虎撲”五大生育話題討論中,發貼數量前五的地區分別是“廣東”“上海”“北京”“浙江”“江蘇”,佔總貼文數量的47.40%。發貼數量最少的五個地區分別是青海、寧夏、海南、甘肅、天津,僅佔總貼文數量的1.26%。依據2023年國家統計年鑑,將發帖省份按東、中、西、東北劃分,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發帖數量最多,中部地區其次,東北地區再次,西部地區發佈數量最少。各地區生育話題討論佔比與人口分佈情況並不一致(人口分佈上東部地區佔比40.1%、中部地區佔比25.8%、西部地區佔比27.1%、東北地區佔比6.8%)。發帖數量最多的東部地區佔話題討論總量的超五成,而西部地區佔比不足一成,話題討論中的馬太效應顯著。這提醒我們,生育話題的關注度並非僅取決於地區的人口分佈狀況。實際上,地區經濟發展現狀以及男性在當地所面臨的生育難易程度等因素共同造就了不同地區在生育話題討論熱度上的顯著差異。

從五大生育主題在各地區佔比(見表2)來看,首先,彩禮問題在各個地區都已成為城市男性關注的重要話題;其次,呈現出從東部向西部“家庭成本與負擔”討論相對減弱而“生育補貼與權益”等相關討論增強的態勢,其中東部男性較多關注家庭成本與負擔卻較少關注生育補貼。這可能是由於城市發展水平越高、競爭越激烈,生育所帶給家庭的衝擊效果越強烈,而補貼所能提供的激勵效果越弱,男性更多需要依靠自身與家庭的經濟積累去應對生育相關支出[28](PP120-132)。中部男性是所有地區男性中最為關注“生育政治與政策”主題的,相較其他地區男性,他們更愛“鍵政”。這某種程度上可能源於中部地區獨特的經濟與地域條件。一方面,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處於轉型攻堅期,大量傳統制造業面臨升級挑戰,新的經濟增長點尚在培育中,這使得當地男性在就業市場的薪資水平受限,可生育成本卻隨着物價上漲節節攀升,二者相互作用下促使當地男性對於政策有更多表達慾望;另一方面,相較於東部發達地區,中部地區的個體收入和生育政策保障力度仍存在差距,在對比的失落感中,他們更加渴望改變現狀,也更期待政策能夠給予更多幫助。在東北地區,城市男性更加關注“生育能力與年齡”。作為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東北三省已連續多年人口負增長,大齡夫婦所面臨的生育能力下降和最佳生育年齡錯失是當地男性最為關注的問題。西部地區男性對“生育補貼與權益”主題的討論最為熱烈,鑑於西部地區整體家庭經濟實力相對薄弱,外部政策補貼可能對減輕生育經濟負擔、保障生育計劃順利實施具有關鍵作用。

表2  各地區主題分佈佔比  單位:%

整體來看,在生育問題的相關討論中,中部城市男性的正面情緒佔比最高(30.61%),其次為東部地區(30.52%),再次是西部地區(28.87%),東北地區佔比相對最低(26.61%);負面情緒佔比最高的當屬中部地區(47.25%),隨後依次是東北地區(44.95%)、東部地區(44.47%)及西部地區(43.66%);中性情緒佔比最高的是東北地區(28.44%),其次是西部地區(27.47%)、東部地區(25.01%),中部地區佔比相對最少(22.14%)。各地區城市男性在生育話題討論中的情緒差異不大,即使對於生育話題討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討論到具體生育問題時也會產生類似的感受。

這提示我們,無論在哪個地區,城市男性作為家庭的重要支撐都面臨着相似的生育壓力。當一位東部地區的男性傾訴因職場競爭激烈、育兒成本高而對生育感到焦慮時,西部地區的男性也會因面臨着工作與家庭平衡的難題而感同身受。這種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鳴,使得“相逢何必曾相識”成為男性生育話題討論中的最好註解。城市男性在“虎撲”這個虛擬又充滿温度的空間裏相互取暖,共同抒發着面對生育問題時的酸甜苦辣。也正因如此,儘管各地區在生育話題關注重點上存在差異,但整體情緒上卻存在共通之處,面對生育這一人生課題時展現出殊途同歸的情緒狀態。

五、結論與討論

(一)“新計劃生育”:男性生育觀的主動抉擇與責任重構

“虎撲”平台男性的“新計劃生育”觀是一種基於現實需要、以保全家庭為目的、用以對抗社會不確定性的新型生育態度,本質上屬於個體對待未來的避險行為。其“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調控主體“新”。與“計劃生育”時代自上而下的國家宏觀調控模式不同,“新計劃生育”觀由個體自發形成,有着鮮明的個體自主性。這體現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秉持自我評判、自我決斷、自我負責的獨立態度,是城市男性結合家庭綜合條件後做出的理性抉擇。它反映出城市男性立足自身家庭經濟狀況、夫妻雙方職業發展前景、個人生育意願與能力等諸多微觀因素自主構建的生育規劃與觀念,更加強調個體在生育決策中的主觀能動性。第二,時代背景“新”。“新計劃生育”觀是在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新觀念。“計劃生育”政策出台時,中國面臨着人口過快增長的特定人口形勢,因此通過控制人口數量以達成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28](PP93-99)。而“新計劃生育”觀的出現,是在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個體面臨的不確定性逐漸增強的背景下,城市男性出於個體幸福與家庭和諧穩定的考量,主動做出限制或延遲家庭內新增人口的抉擇。“新計劃生育”觀是男性對家庭角色“新”期待的主動回應。在傳統社會中,生育往往被賦予濃重的家族延續使命色彩,男性在其中主要扮演家庭經濟提供者的角色,生育事務大多被視為女性的專屬領域,男性參與度較低甚至可以不參與。然而,隨着現代生育文化的廣泛傳播,人們逐漸認識到生育是夫妻雙方共同的責任與經歷。這一轉變促使城市男性更加主動地參與到家庭生育決策中,在經濟投入、時間分配等方面進行積極合理的規劃。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30](P320)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同個體的觀念與行為抉擇共同描繪出社會發展的軌跡。“虎撲”平台上城市男性所體現出的“新計劃生育”觀,從調控主體、時代背景以及社會角色期待等方面展現出當下社會生育理念的新動態。這無疑也是眾多個體生育觀念匯聚而成“合力”的一部分,正悄然融入並塑造着這個時代的生育歷史。這種觀念的出現,不僅體現了時代發展對生育觀念的深刻影響,也預示着社會生育文化正朝着更加註重個體權益、強調家庭綜合發展的方向不斷演進。面對這一趨勢,我們要做的是尊重個體的生育選擇,營造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讓不同的生育觀念都能得到充分理解與尊重。與此同時,政府也需要因勢利導,緊密結合民眾生育觀念的變化,制定出更具針對性和前瞻性的生育政策,以更好地契合社會生育文化的發展需求。

(二)錢的擔心:大家庭與小家庭間的艱難抉擇

在生育相關話題的探討中,城市男性對彩禮問題表現出極高的關注度,尤其在談及彩禮與生育補償時,負面情緒常常溢於言表。這一現象深刻反映出,他們在考量生育問題時深入權衡經濟因素,其核心在於圍繞“錢”這一關鍵元素,謹慎處理“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的微妙平衡關係。對於城市男性而言,在購房、育兒等重大經濟事項上,來自大家庭的隔代幫扶是小家庭有效抵禦風險、實現自身發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小家庭也會主動承擔起大家庭養老、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以此達成代際良性互動。這種緊密的經濟與情感聯結,使得男性的婚育事務本質上成為原生家庭的自然延伸與拓展,新組建的小家庭成為大家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們既不希望因為組建小家庭而過度透支大家庭的資源與活力,又不願因過度依仗大家庭的幫扶而削弱小家庭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事實上,城市男性在組建小家庭後,與原生大家庭在經濟、情感、育兒及日常生活等多個維度仍保持緊密的聯繫,呈現出鮮明的雙向互動特徵。因此,若彩禮等經濟問題處理不當,易引發家庭內部矛盾,破壞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的情感紐帶;而處理得當,則能夠強化代際互助與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男性“新計劃生育”觀中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的這種拉扯關係是傳統與現代交融的中國式家文化的獨特表現。這是社會快速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家庭實踐衍生出的創造性產物,不應被簡單視作傳統向現代變遷的過渡形態,也並非“壓縮型”現代化過程中特殊生育觀念發展的某一階段。這一觀念在未來可能會長期存在並持續發展演變。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重視。一是文化層面。深入挖掘並大力弘揚傳統家文化的積極內涵,傳承彩禮藴含的美好文化寓意,倡導理性、適度的彩禮觀念,以此推動婚育和家庭文化健康發展。二是政策層面。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降低家庭在養老、育兒、醫療等方面的負擔,為小家庭與大家庭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堅實保障。三是輿論層面。正確看待城市男性生育過程中的憂慮與擔心。社會各界應積極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通過多種渠道宣揚正確的婚育觀念,引導城市男性樹立科學的生育觀,助力他們在家庭與個人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進而提升生育意願,推動家庭和諧與社會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三)年齡的焦慮:青年人生活方式與傳統優生優育觀的衝突

“虎撲”平台上城市男性深陷生育年齡焦慮的漩渦,其背後潛藏着當代青年人新型生活方式與傳統優生優育觀之間的激烈碰撞。社會建構論指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與感知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在傳統的家庭與社會價值體系中,早生早育往往因能為家族注入新鮮血液、促進代際傳承而被賦予諸多積極意義,並在近代的科普宣導中不斷得到強化[31](PP37-65)。在公眾的潛意識裏,女性生育年齡與生育質量緊密關聯,35歲以後生育的女性往往被界定為高齡產婦。這種觀念在文化傳承中逐漸演變成一種潛在的社會心理共識,致使男性在面臨生育決策時,不自覺地將早生和優生劃上等號,形成一種思維定勢。事實上,生育質量是一個複雜概念,心理因素、生活環境、孕期保健等在生育結果中所起的作用與生理年齡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相比於生理條件,心理與物質層面的充分準備能讓夫妻雙方在面對生育過程中的各種挑戰與壓力時更有底氣,情緒也更加穩定。同時,生育年齡的宣傳引導必須考慮當前時代的特點。現代社會的快速轉型引發了生活方式和家庭結構的全面變革,晚婚晚育成為許多青年人在現實壓力下的無奈選擇。傳統的“早生等於優生”觀念已不符合當下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

為了緩解城市男性的年齡焦慮,重塑科學合理的生育觀念,國家需要積極作為。一方面,要加大對生殖健康領域的科研投入,突破以年齡為單一指標的生育能力評估體系,開發更為精準、全面的生殖輔助技術、生育風險評估技術與干預措施,為不同年齡階段的生育羣體提供個性化的醫療服務與技術指導;另一方面,要構建多元化的生育文化傳播體系,摒棄簡單化、片面化的年齡導向宣傳模式,強調心理準備、家庭支持與社會環境在生育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引導社會各界認識到生育質量是生理、心理與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並非僅由生育年齡決定。

費孝通晚年在反思既往社會學研究“只見社會不見人”的問題後,提出了“心態秩序”的觀念。他指出,“影響發展的根本原因甚至不在於那些説得出來的制度、組織,而在於那些看不見的地方性的‘意會’文化”[32](PP5-16)。這提醒我們,推動人口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不能將關注點侷限於政策與人口數量增減上,而應充分了解青年人對於生育的真實態度,以及他們對這一問題特有心態、觀念和想法。城市男性的生育抉擇絕非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深深受到社會轉型、經濟壓力、家庭關係以及文化變遷等諸多因素交織的影響。回首過往,近50年的時間裏我們塑造了幾代人乃至一個國家的生育觀念,如今我們要有同樣的勇氣和耐心去接納、理解、包容乃至重構下一代人的生育觀念。我們不應急於指責他們“不顧大局”,而應營造出一個充分理解、尊重城市男性生育訴求的社會環境,為他們搭建起更為和諧、有利的生育支持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