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願意呆在一個老是輸的團體裏，然後呢？_風聞

文 | 黃三思

在前兩天的文章裏，我們對蠻學的興起做了討論與延伸，並且粗略的提到了主體性問題（見筆者上一篇《“贏學”不是為了“贏”》）。囿於篇幅限制，在很多相當重要的細節上沒有做過多的展開。

這幾個月以來日耳曼贏學的發展中有一個脈絡，一開始贏學萌發階段除了對美西方”閉環贏學“的解構和破，也伴隨着一定程度對我國存在的所謂”唯績效論“導致”內耗“的反思，認為是績效主義是精神內耗的來源。基於此一些人認為我們應該一定程度上學習西方建立自己的”閉環贏學“。（見之前文章《特朗普贏學與日耳曼贏學》）

不過很快，隨着贏學廣泛傳播，參與者迅速擴張，各種新的解釋模型如”種姓社會“，”達利特領班“，”梵化“等等加入，以及特朗普一上任就開始大搞贏學的情況下，多數贏學分析解構者很快達成一個共識，即歐美這套完全脱離物質現實的贏學只會把自己社會搞上絕路，而中國的”績效主義“是基於唯物屬性的。於是”唯績效論“、”恐怖績效人“的價值又得到了基於贏學解構之上的重新肯定。

這個過程就又體現出了一種對我們自己的“贏學體系”的追求，畢竟就像有句話所説，“沒人願意呆在一個老是輸的團體裏”。不過也正如我們在《特朗普贏學與日耳曼贏學》中指出的，績效主義是當下資本主義運行的核心要素之一。日耳曼贏學在西方能壓倒物質現實，本身就是績效主義在西方已經崩壞的一種結果。我們仍然身處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這個大框架下，無法獨善其身，所以確實也不可能單純以績效主義去建立一套“績效贏學”。

如果説，伴隨着日耳曼贏學概念的初期興起，對績效主義導致精神內耗的反思是“正題”；隨着贏學內涵體系的完善以及美國現實的抽象發展，對績效主義的重新肯定是“反題”；那麼，接下來的”合題“應該是什麼？

所以今天將嘗試着從社會科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視角出發，解釋”贏“這個概念的存在基礎和缺陷，並進一步討論主體性與贏學之間的聯繫，論述建立新”贏學“標準的重要性。

(還不瞭解“日耳曼贏學”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我們之前兩篇文章《“贏學”世界才剛剛開始》和《荒誕的世界需要一個解釋——贏學觀察的興起》)

21世紀新共同體

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裏正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深而越來越多的生產出大量被切斷了幾乎所有世俗意義上的親密聯繫、完全符合消費社會需求的原子人羣體。但是，即便是在商品經濟如此發達的當下，也只有極少數通過各種方式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完全成功，兜裏揣着三四本護照和無限額信用卡的特例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因素掣肘、以“世界公民”身份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

除此之外的絕大多數人，並不具備可以單純依靠金錢來購買一切所需服務這種奢侈的特權，仍然需要依靠信仰、血緣、身份之類的紐帶來構建自我認同，並且生活在共同體中。

説到共同體，可能有些讀者會警惕起來：莫非又是在鼓吹宗族、鄉賢之類早就跟不上時代的過氣舊俗，想要通過喚醒鄉愁的方式來保進步主義的守？

當然不是——本文所説的共同體，所指的並不是那種有着嚴格內部秩序與約束，能夠實現資源流通，一致行動的基層組織形式，而是脱離了簡單血緣、地域、宗教，通過語言、文本、儀式與符號所構建的想象的共同體。其存在的意義，則是供人寄託自我，作為在世界上的定位原點，並且降低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信任成本，實現跨地域、跨血緣、跨文化的理解與合作。

進一步的，為了實現以上目標和長遠存續，所有的共同體又都必然會利用宗教、血緣、文化或者任何其他聽起來有足夠説服力的理由，構建一套邏輯上自洽的元敍事，用來讓羣體內部成員相信：

1. 地球是被一切偉大存在注視着的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位於銀河系第三懸臂邊緣鄉下地方的某個渺小藍色水球，所以我們這個世界存在某種先驗的神聖本質和終極目標，並非一個毫無邏輯可言、發生任何事都不值得奇怪的混沌系統。  

2. 作為這個羣體的成員，順應世界的神聖本質並追求這個終極目標是一件收益遠遠大於損失的好事，所以不要想着先拿某個南方城市的永居、再拿一本淺藍或者深藍色護照卡着BUG兩頭佔便宜，多多給共同體交税拉新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3. 因為我們這個共同體在過去贏了又贏，所以未來也一定會繼續贏下去。大家要有信心，繼續把資源投入到共同體的建設之中，而不要把錢通過某些神奇妙妙渠道轉到温哥華去買臨湖大別野。

元敍事與贏學

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國家“元敍事”的可信程度都是極為可疑的：因為距離生活太遠，話又經常説得太滿，以至於大家很容易就能從中找到一些和自己生活經驗不符甚至互相牴觸的不和諧之處，進而對其整體的可信程度產生懷疑。所以為了讓這些元敍事能夠成立，共同體的維持者會不斷通過新聞媒體、文化產品等多種渠道不斷地生產、傳播各種輔助材料，以塑造、鞏固羣體成員對世界的信念，進而建立起對元敍事的信心。

用現實中的例子來説，最典型的信念塑造過程可以參考“傅滿洲”這一文化符號：自從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在20世紀初創造出傅滿洲這一人物後，因為英國乃至整個西方對中國以及亞洲國家充滿陌生、恐懼與刻板想象的時代背景，它在各種通俗讀物、廣播劇、電影乃至漫畫裏頻頻出現，演變成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神秘、狡詐又陰險的“東方反派”經典形象。

通過對傅滿洲這一符號的塑造與傳播，使得西方政客們每次吹響“黃禍”（Yellow Peril）這一狗哨時，可以迅速喚起公眾們對那個遙遠又野蠻東方的憎恨，對異族威脅（或者更準確地説，通過傅滿洲“奪走金髮白人女性”這一資源的方式所體現）的恐懼，進而順理成章地把入侵、殖民、統治東方的行為套上一層“文明徵服野蠻，正義打敗邪惡”的濾鏡；使得哪怕是倫敦東區最貧困的貧民，只要一想起這種文明對野蠻的勝利，就會不由自主地因為自身文明世界成員的身份而挺起胸膛。

雖然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是要知道，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後者通常有一位立場不變且冷眼旁觀的客觀仲裁者——大自然，它不會因為妄人對重力的否認，就任由他們在空氣裏倒立游泳。然而在人文科學的領域，這一裁判的缺乏，使得長期的觀念塑造確實能讓黑條紋白斑馬真心實意地憎恨起千里之外未曾蒙面的白條紋黑斑馬，並且相信早上三顆，晚上四顆，進阿膠作坊之前拉上一輩子的磨才是世界上唯一正確的“馬生道路”。

更進一步地説，為什麼人們為什麼會樂於相信這些東西？原因倒也簡單：**人一天只有24小時，**其中絕大多數時間又被生存所必須的勞動或學習所佔據，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餘裕去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再用更多的時間整理見聞並深入思考，來形成對這個世界的完整認識。

基於這個前提，跳過觀察-思考的環節，直接從自身成長、勞動、生活的羣體處中獲取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並內化，就成為了一種既能減少認知負擔、又能增強與所在羣體聯繫的高性價比選擇。

至於這個認知是否真實或準確，大多數時候並不重要。因為大家每天需要打交道的並不是千里之外的韃靼人，而是自己的鄰居；當大家在週末燒烤大會上因為一個種族歧視笑話而鬨堂大笑時站出來糾正他們“其實中國沒有社會信用分系統，他們也不是咪咪眼”在理論上固然是正確的，但這種理論上的正確並不能彌補從今往後大家有聚會不叫你，有好機會的時候也不會考慮你這一現實損失。

更重要的是，對事物享有相同的信念，不僅可以幫助陌生人之間建立互信與穩定的聯繫，還能增強羣體的信心。而信心這個東西，有一種很神奇的作用：很多事情都是先有大家相信它能夠成功這一結果，然後才出現了能夠使其成功的物質原因，**這也是所謂‘自我實現的預言’；**當大家都覺得一支股票要跌的時候，逃離的恐慌會最終促成這件事的發生；反過來，被情緒所裹挾着湧入的資金，足以讓最破爛的船堅持漂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任何維持共同體存在的元敍事，本質上都是“贏學”，因為沒人願意呆在一個老是輸的團體裏；**無論怎麼找理由編藉口，老是輸的那一方，規模一定會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沒有第三方可以投靠的最核心支持者羣體。

唯一的區別在於，有的共同體實在找不到什麼有説服力的例子去支持他們的敍事，所以不得不從鄰居那裏偷點東西作為自己的底氣，或者找一個厲害的族羣認爹，再硬編一些諸如“三百大破十萬”“一箭射瞎李世民”“一直打到亞洲讓中國國王騎着大象過來投降”之類的傳説作為敍事基石；另一些共同體則因為祖宗還算厲害，所以在不偷不搶不瞎編、頂多選擇性敍述的前提下，也能搭起一套足夠堅實的敍事基礎。

信息時代的挑戰：為何“舊贏學”逐漸失效？

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台的存在和發展，**使得信息傳播速度與廣度相較舊時發生了幾乎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知乎這樣的文字平台，短視頻、社交羣組乃至各種彈幕網站都可能成為新聞、觀點和理論的傳播據點。年輕人通過碎片化的信息消費與羣體互動，往往形成自己特殊的亞文化語境，能在不同社羣裏快速移植新的討論框架。

蠻學破圈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旦某些關鍵詞或理論梗開始流行，就能在社交平台迅速擴散，讓更多原本與之無關的羣體也躍躍欲試地加入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能根據自身的親身經歷與思考，為理論增加新的內容，然後通過羣體的篩選讓其中的精華部分被納入其中，進而繼續加速理論的傳播速度和範圍。

換言之，以往行之有效的選擇性敍事、指鹿為馬、抓小放大、喪事喜報、裝聾作啞之類舊時手段，正逐漸或者已經徹底失去作用，維護共同體元敍事的難度開始日益升高。也正因此，我們才會需要與主體性相稱的新贏學——一套着眼於當下、兼顧未來的共同體元敍事，讓我們不僅知道“我們曾經贏過”，也要明白“我們能夠繼續贏下去，並且清楚為什麼能贏，又到底要贏得什麼”。

關於這個“新贏學”更細節的部分，比如它應當包含哪些核心要素、如何在當今社會結構和全球化場景下實踐，以及如何與其他文明、體系或價值觀競爭與對話，僅靠作者個人能力顯然不足以給出全面且完善的答案，而是需要更多的人從不同角度貢獻各自的觀點與看法才能搭建起基本的框架，但是在此可以嘗試做一些初步的展開：

第一，釐清“要贏什麼”比“如何去贏”更重要。

正如上文所言，任何一種共同體敍事都離不開對“勝利”或“贏”的追求。但若一味只強調“如何贏”，便很容易落入純粹“績效論”或者“數據崇拜”的陷阱：認為只要在某些指標（GDP、奧運獎牌、科技突破、國際排名等等）上獲得足夠亮眼的成績，就能順理成章地令共同體保持團結和自信。

**然而，任何物理指標都會遭遇其極限：**經濟有其自然週期，不可能一直保持增長或者衰退；奧運獎牌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賽制的設定（想象一下，奧運會如果有30個不同乒乓球小項，卻只有3個游泳小項）；科技的發展也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毫無阻礙；此外，在很多問題上，勝利與失敗的評判標準也並非唯一，掌握主要媒體的話語羣體，也不一定會以公平標準去衡量所有國家。

因此，對於一個有足夠自我定義權和自我言説權的共同體而言，完全不應該費心去追求指標式的勝利，而會更關注“我們目前需要什麼樣的成就？”以及“這些勝利能否與我們想要構建的世界觀、社會價值和未來理想相匹配？”

換言之，當我們在面對世界之前，必須先取得內部的一致：現行世界秩序中哪些基本要素是我們認同、希望接納或融入的？哪些又是我們要進行批判、改造乃至遠離的？如果“贏”只是一種簡單的勝負對抗，而無法為自身文化或社會傳統帶來長久價值的“活化過程”，那就毫無意義可言。唯有當我們明白了“要贏什麼”，才能避免投入大量資源，最後卻只得到一個並無實質意義的數字化結果，並且反過來因為無法獲得公正評判而加劇身份焦慮。

第二，新贏學必須與主體性相呼應，構建面向全球又紮根本土的敍事。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許多國家在追求現代化時都經歷過一個全面西化或外來模式移植的過程：**寄希望於通過快速的技術學習與制度模仿，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數量的績效。不可否認，這種模式在早期或許能幫助某些領域彎道超車，但也往往導致文化、制度乃至社會心理層面的嚴重撕裂：一方面，一部分人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希望這種以外為主的狀態一直持續，以便自己能通過把持釋經權來壟斷機會；另一方面，則有更多人被困於傳統與外來衝擊之間，無法找到自身的定位，不得不隨着時代的浪潮而動的矛盾。

真正的主體性，既不意味着從此與他者切割，也不是簡單的反向排外。它要求我們必須從本土的歷史脈絡、社會結構與現實問題出發，在對全球多元文明相互作用的深刻認識中，形成符合自身需求與時代精神的綜合模式——或許會借鑑西方的思想，也可能融入中國在中東、南亞或其他地區的探索成果，但其目標一定是立足於本土，讓新的元敍事能夠從我們的歷史與現實中有機生長，並獲得大多數羣體的認可，而不是基於某些外部理論的生硬拼接。

因此，新贏學的內在邏輯起點必然是對自身歷史、文明特質與社會情緒的重新思考，而不是簡單地“別人怎麼做，我們怎麼學”，更不是與全世界劃清界限、自説自話。只有兼顧對外、對內的深度對話，才能在全球意識與本土實踐的碰撞中生長出富有創造力、可持續的全新範式。

第三，關注“贏”的倫理後果：擺脱“強者原罪”的簡單化邏輯。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主流敍事一旦與強國地位或超強話語權綁定，便常常被質疑存在“強者原罪”——似乎只要擁有壓倒性的經濟或科技優勢，就意味着必然走向文化霸權或新型殖民。而新贏學想要真正獲得正當性，必須在持續追求各個層面“贏”的同時，認真回答“贏了之後怎麼辦？”的問題：

• 如何確保在取得技術、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時，不會走向單向度的傲慢或者對他者的漠視？  

• 當話語權處於有利地位時，如何避免對他者聲音的簡單篩選乃至粗暴消音？  

• 在與他者相處或競爭時，如何兼顧共同體自身需求與全球層面的合作與責任？

換言之，新的贏學敍事要塑造的不僅僅是一個“我們曾經贏過，也會繼續贏”，更要是一個“我們贏了之後，也不會妨礙其他人更好地活”，並且能夠對此保持高度自覺與樂於共享的精神。

這是主體性的重要邊界：**一套真正具備強大內在生命力的敍事體系，絕不會只關心自身得失，也會對外部世界保持充分的理性與人文關懷；**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陷入“第二輪的他者化”——從被排外到主動排外、從被歧視到主動歧視的循環往復。

第四，能贏，也要能輸

在全球化與社交網絡的時代背景下，互聯網與社交媒體讓原本高度封閉、穩定的宗教式先驗敍事再難以維繫存在。當新的技術革命、地緣政治變動或經濟危機陸續到來時，一個僵化、一成不變、無法接受失敗的敍事將必然最先坍塌。

此外，傳統的，借鑑於宗教並建立在各種先驗信念上的西方贏學往往在贏到一定程度時，陷入“只有我對、他者必錯”的意識形態陷阱（典型如最近幾個月的白宮新聞），並在數據或成就的正反饋中不斷放大自我優越感，從而走向停滯，乃至引發更大的反彈。

要想真正實現“能贏也能輸”，新的贏學必須始終給“自我否定”留有一定比例的空間。比如在公共討論中在底線之上提供更多元聲音的空間，而不是依靠簡單粗暴的內部規訓來維繫虛假一致；面對任何內部質疑或外部批評時，也應當擁有足夠耐心和機制開展傾聽與回應，免得把本可以在萌芽階段解決的問題拖延到積重難返。唯有當自我反思成為常態化操作，新的贏學才不會重蹈川普任期下美國這種每天都要贏贏贏，一旦贏不下去就會內部崩解的覆轍。

所以，新贏學既要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保持足夠警惕和彈性，也要留意到內部差異化和多元需求。它應當是一種“靈活、可調適、主動更新”的元敍事：**能包容反饋、吸納質疑，坦然面對失敗並在必要時進行自我修正，**而非頑固地守着某種原教旨式的認識、拒絕與時俱進。只有具備這種動態應對的能力，才能為長期且可持續的存在奠定基礎。

回看蠻學與入關學：浪潮與主體性命題

最後，回到蠻學與入關學。它們從不同視角映射了當代東方社會在面對全球化與西方中心敍事時的身份焦慮與話語擠壓。無論是拒絕與他者對話的民粹式自嗨，還是刻意把對方當作座標系原點、以緣木求魚的方式創作，都不可能真正解決深層次的主體性問題；想要構建起有生命力的理論，就必須誠實地承認當下東方在全球多極化格局和西方中心敍事下所面臨的種種困局：從內部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的碰撞，到外部輿論與評判體系的衝擊，每一個議題都在考驗我們的思維和實踐能力。

它要求我們在關注經濟、軍事與科技發展等宏大敍事的同時，更加關照文化維度、社會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去理解為什麼某些年輕羣體會對蠻學這種顛覆且帶有自我肯定意味的理論產生共鳴，也去反思為何入關學式的“以賽代辯”會在不同年齡層與社羣中收穫擁躉。

在當下這個暗流湧動、舊價值觀不斷被打破、新價值觀卻遲遲不見蹤影的時代，我們所需要的遠不止是一個口號式宣言或情緒化發泄，而更應該回到共同體存在的根本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到哪裏去？我們如何通過獨立、自信的主體性來完成理論的新陳代謝，使自己在面對世界時既擁有不卑不亢、平等對話與競爭的力量，也具備包容與反省失敗的胸懷？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我們所需要的並非只是架空在書齋裏或網絡論戰中的空泛概念，而是能在社會生活中被檢驗、能不斷迭代完善的實踐體系。對內，它需要持續協調價值觀衝突，讓共同體既能在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裏握緊自我核心堅守，也能為內部的多元聲音留出表達空間；對外，它需要在溝通、競爭乃至衝突中，始終以開放、務實並自信的姿態面對他者，既拒絕盲目追隨，也不陷入封閉內卷，而是在全球語言與知識版圖裏構建出屬於自己的敍事維度。

只有當這種全新的敍事能夠真正內化為我們理解世界、塑造未來的一套完整思維邏輯，且時刻自省並敢於應對意料之外的失敗乃至挫折，它才會擺脱“短暫流行”或“博取噱頭”的命運，真正成為東方在21世紀重新確立主體性的寶貴起點。蠻學也好，入關學也罷，終究只是浪潮的一部分——我們所探索的核心議題，仍然是如何在被“他者化”已久的視野中重建自我確認，不再依賴外部貼附的各種座標來定義東方之所是。

這絕非輕而易舉的坦途。要想在全球宏大的座標系中，穩定地輸出既紮根本土又兼具普適性的社會價值，我們註定需要足夠的耐心去累積與反思，也勢必會直面各種曲折乃至失敗。也正因如此，“新贏學”才更顯價值與必要：它讓我們意識到，“主體性並非來自與對手的單次對抗勝利，而是出自與時代對話、與世界共處的多維實踐中自然生長”；也提醒我們，只有正視過去、立足當下並面向未來，才有可能在一輪又一輪的自我迭代裏，真正“贏”出一個值得驕傲的新共同體，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長久地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