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搞“戰爭經濟”，是福還是禍？_風聞

2025年春，歐洲政治舞台上的關鍵詞莫過於“戰爭經濟”。隨着美國在全球安全事務中日益撤退，尤其是特朗普再次迴歸白宮後對北約支持的模糊態度，歐洲彷彿一下子意識到，曾經穩固的跨大西洋安全保障正在鬆動。在這樣的地緣現實壓力下，歐盟宣佈高達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各成員國紛紛調整預算、加強軍費投入，一場“戰爭經濟”的實驗拉開帷幕。

但問題是，戰爭經濟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坦途，還是走向軍事化深淵的誘餌？

何為戰爭經濟？從歷史中尋找答案

“戰爭經濟”在字面意義上似乎不難理解，但它背後的歷史教訓卻值得深思。它不只是單純的軍費增加，而是一種深度動員——勞動力、工業、財政乃至社會組織形態，全部圍繞備戰與對敵展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德國的“全面戰爭”模式，還是美國通過羅斯福新政激活軍工業，都是戰爭經濟在極端環境下的典型演繹。進入21世紀，戰爭經濟的面貌更加高科技化——軟件、數據分析、衞星系統，這些新興領域正與傳統武器製造並肩而立。

如今的歐洲，在面臨俄烏衝突長期化的不確定局勢下，似乎正在嘗試重演這一劇本。

重振軍備，哪些人是贏家？

不可忽視的是，戰爭經濟的確能帶來某些產業的繁榮。從軍工複合體到高科技公司，從製藥機構到情報部門，許多企業都可能因“戰爭動員”而獲得持續增長的訂單與公共投資。

德國、法國、波蘭等國的軍火製造商在2024年都經歷了股價上漲、出口激增的“利好時刻”。更重要的是，國防領域的投資通常具有“鎖定性”：一旦啓動、無法隨意終止，這意味着巨量的財政支出將流向少數企業，為相關行業帶來穩定的供應鏈和平穩的增長曲線。

但問題也在這裏，“贏家”越來越集中，而“代價”卻由整個社會承擔。

戰爭經濟的代價：福祉讓位，穩定受擠壓

軍事化投資的本質是“擠出效應”——國家預算總額有限，軍費支出大幅上升，意味着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將面臨壓縮的風險。歐盟層面雖提出放寬財政赤字監管，但長期看，鉅額的軍費賬單必須以某種方式被“結算”——可能是税收增加，也可能是通貨膨脹。

此外，戰爭經濟還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深刻改變：部分人力資源將被重新分配給軍事相關行業甚至服役義務，進而影響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分發展。烏克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超過一半預算都用於戰爭開支時，再強的援助也不足以彌補其在社會發展上的損失。

“歐洲模式”的歷史轉向：從和平願景到戰略緊張？

二戰以來，歐洲歷來以軟實力、和平共處、制度建設為全球模範。歐盟的核心建構理念是避免戰爭，是衝突的調解者，是經濟整合的倡導者。

然而現在，“重回戰爭經濟”本質上是對這一身份的重大修正，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歐洲戰略認同的焦慮與轉變。面對不確定的安全格局、特朗普主義的回潮、地緣政治的碎片化，歐洲彷彿別無選擇。

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一旦歐洲“重新武裝”成為常態，是否會引發新的軍備競賽？是否會刺激鄰近國家的“安全恐慌”？歐洲還能夠在“中間地帶”找到戰略自主的空間，還是隻能滑向另一種被裹挾的軍工邏輯？

戰略理性優於武裝衝動

無可否認，面對現實威脅，歐洲需要增強軍事韌性。但戰爭經濟不應成為路徑依賴，更不能成為短期政治動員的理由。一味加強軍備、激化對抗，並不一定比外交和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更有效。

歐洲的力量，過去來自開放、協作與制度理性。如果一味深陷戰爭邏輯，不僅違背自身出發點，更可能在未來引爆又一輪“冷戰式”的緊張週期。

在重新思考“戰爭經濟”的同時，歐洲也應重新定義自身的核心價值——更強大？沒錯。但這種強大，必須服務於和平的未來，而非軍事化的過去。否則，“戰爭經濟”最終也許只是另一個陷阱，而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