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縱觀印度五場對外戰爭，原來軍政關係最大弱點在這…_風聞

摘要

印度政治學者阿尼特·穆克吉在其專著《對話缺失》中從軍政關係視角重新考察了印度獨立以來的五場對外戰爭，**從武器獲取、聯合行動、軍事教育、軍銜晉升和防務規劃等方面，分析了印度軍政關係和印軍軍事效能的關聯。**他的研究表明，印度以軍事效能低下為代價，換取文人治軍的成功。**這一觀點，反映出亨廷頓客觀文人治軍理論的侷限性。印度長期存在軍政疏離和三軍各自為政的弊端，**近年來莫迪政府大力推動軍事改革，加強軍政協作和三軍協同，其發展態勢值得密切關注。

關鍵詞： 軍政關係 軍事效能 印度軍隊 莫迪政府軍事改革

圖源：“明德史館”微信公眾號

**印度武裝力量前身是殖民時代英國建立的殖民地軍隊。1947年印度獨立後，其軍隊系統歷經了印度化過程，逐步建立起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的國防體制。**除陸海空三軍外，印度還逐步發展出海岸警衞隊、核戰略司令部、邊防特種部隊等支援服務力量，以及一些跨軍種整合機構，如安達曼-尼科巴司令部等。**目前，印度現役部隊規模居全球第二，軍事預算和軍事支出一直位列全球第三，戰力居全球第四。長久以來，印度軍政雙方和三軍內部“各自為政”的狀態備受詬病。**2020年，印度政治學者阿尼特·穆克吉（Anit Jukherjee）在其專著《對話缺失：印度的政客、官員和軍隊》（以下簡稱《對話缺失》）中探討了印度政治領袖、文官系統和軍隊間的“對話缺失”現象，認為缺乏信任和有效溝通的軍政關係是導致印軍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對話缺失》作為牛津大學出版社“現代南亞”系列中的一部，一經出版立即引發印度國內關注，印度重要研究機構和主流媒體圍繞該書組織了多場訪談節目和研討活動，足見該書價值。《對話缺失》反映了印度軍政關係、軍事效能等重要議題，也為我們理解莫迪政府的軍事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一、**印度的軍政關係

阿尼特·穆克吉出身行伍，曾任印度陸軍少校，從軍9年間親歷了多次軍事行動，對印軍前線作戰的軍事效能深有體會。退伍後，穆克吉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後又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高等印度研究中心（CASI）從事博士後研究，曾在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IDSA）、布魯金斯學會和蘭德公司短期學習和工作。2013年起，他就職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主要從事軍政關係、印度國防改革和南亞安全事務等方面的研究，併兼任印度社會和經濟進步中心（CSEP，新德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高等印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人員。他在《對話缺失》中，對印度的軍政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

軍政關係的“理想模型”

**軍隊和政府的關係歷來是國家治理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開創了軍政關係研究的自由—民主主義理論流派，**在其1957年的專著《軍人與國家》中提出了著名的“客觀文人治軍”理論（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亨廷頓的理論模型中，客觀文人治軍指的是較為嚴格的軍政權責劃分，軍隊專門負責軍務，而政府不會干預部隊內部事務。亨廷頓關注的核心議題是西方現代國家如何既能通過強大的軍隊防範和避免外部威脅，又能確保軍隊的權力不被濫用，構成對政權的內部威脅，指出客觀文人治軍是一種理想的軍政關係。

**亨廷頓主張的客觀文人治軍是一種親軍事的保守主義立場（pro-military conservatism），**核心要求是軍隊的職業化（professionalism），即要求軍隊專注于軍事業務，成為“暴力專家”，同時在政治上變得無能，保持“政治中立”和“非黨化”（apolitical），不介入政治事務。**根據亨廷頓的理論，在“成熟的民主政治社會”裏，政治領袖、文官系統和軍隊職責分明。**經由民主選舉獲得合法性的政治領袖和文官系統組成文人政府，負責把握政治方向和制定戰略目標。**軍隊則必須承認和服從文人政府的領導，堅持中立原則，以自己的職業能力實現既定目標。**在政治競爭中，現役軍人個體不得公開表達政治意見，而軍隊作為一個集團不能整體性地表達政治偏好，否則會被視為“干政”。亨廷頓認為，客觀文人治軍在有效避免軍隊捲入政黨政治，維持民主政體長治久安的同時，也能實現軍隊軍事效能的最大化。

亨廷頓的《軍人與國家》出版後在全球政治學界引發廣泛討論和爭議，許多學者探討了軍政關係問題，如Welch & Smith（1974）、Albright & Lovell（1997）、Desch（2001）、Cohen（2002）等。但是，客觀文人治軍理論卻在印度紮根並被視作“普世適用的軍政關係模型”，成為印度精英和民眾心目中的理想軍政關係。

（二）

印度“文人治軍”的實踐

**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便樹立了文人治軍的軍政關係原則，文人政府牢牢地掌握着軍隊。**Cohen描述道，“印度不僅施行文人治軍，而且文人政府對強大的軍事武裝形成了壓倒性的控制”。形成這一局面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作為前殖民地國家，印度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後的新政權大量繼承了英國的殖民遺產。這既包括殖民時代的制度安排，如殖民時期的政府架構和軍隊系統，也包括宗主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在殖民體系即將土崩瓦解的歷史時刻，殖民者會千方百計地迫使殖民地人民保留當地業已建立的殖民制度，最大限度保障宗主國在殖民地的利益和影響力。但是，制度變遷受到“路徑依賴”的限制，存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國家一旦走上某一制度路徑，其既定方向就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強化。事實上，獲得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其新生政權大多有着較為強烈的去殖民化願望，但囿於路徑依賴和各種內外部條件限制，基本上都選擇了宗主國的政治制度，保留了殖民時代的軍政機構和制度安排。印度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印度國大黨早期領袖深受非暴力思想浸淫，將軍隊視作英國殖民者捍衞自身殖民統治、壓迫殖民地人民的工具，是殖民者強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此外，英屬印度時期（British India），殖民政府優待軍隊，長期殖民統治下建立的軍隊是否對新政權有足夠的政治忠誠，也令國大黨領袖心存疑慮。獨立初期，印度軍隊內部甚至流傳着“新政府是軍隊的繼母”的説法。故此，在發展軍事和提升民生的權衡中，新生的政權選擇將重心放在後者。**早在開國總理尼赫魯執政初期，****印度就牢牢確立了文人治軍的制度安排，採取了諸多預防軍事政變的措施，保持文人政府的相對強勢和軍隊的相對弱勢，**對後續的印度軍政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尼赫魯政府平衡軍隊的種族結構，興建本土國防院校，大幅削減和限制軍隊支出，將軍隊高層排除在國家核心決策圈外，降低軍官等級，縮短高級軍官服役年限，加強軍人對民主制度的忠誠教育等，努力削弱軍隊的地位和軍人的社會影響。同時，確立以文官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文官優先”的行政規範，大大增強了文官體系對社會精英的吸引力。這樣一來，新生國家實施文人治軍的力度，遠遠超過了英屬印度時代。

**總體説來，印度獨立以來，文人治軍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民選政府更替穩定。印度從未出現軍事政變，**這在20世紀擺脱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裏，堪稱獨樹一幟。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緬甸同為英屬印度的前殖民地國家，都軍事政變頻發，政局長期動盪，經濟民生凋敝。對比之下，印度文官政府控制軍隊的制度安排，足以令印度人引以為豪，證明印度軍政關係之“成功”。因此，印度國民視自己為前殖民地國家民主化的典範，盛讚領袖的政治智慧，自詡印度為“成熟的民主政體”“世界最大民主國家”。

**二、**印度的軍政關係和軍事效能

雖然印度自視為民主典範，但印軍戰力不高、軍事效能不盡如人意的狀況，也常為人詬病。穆克吉在印度媒體The Wire的電視訪談中表示，以印度目前的軍費投入，完全應該在戰場上有更好表現。但現實中，軍隊和政府之間、陸海空各軍種之間各自為政之烈，早已引發有識之士對印度軍政關係的批評。有印度學者指出，“軍事規劃上過度的文人治軍，業已成為印度防禦整備的最大詛咒。”穆克吉的《對話缺失》就是一部反思印度軍政關係的作品。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印度目前的軍政關係和軍政制度有損軍事效能”。**他認為按照客觀文人治軍理念建立的印度軍政關係，導致軍隊和政府、各軍種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溝通，是造成印軍效能低下的重要原因。**穆克吉從軍政關係角度重新審視印度獨立後的軍事史，具體分析了印度軍政關係和印軍效能低下的關聯，為改革軍政關係提出建議。

（一）

軍政關係視角下的印度軍事史

穆克吉從軍政關係視角重新分析了印度獨立以來5位總理領導下的5場戰爭，重點討論戰爭期間的文武互動和三軍協同，籍此梳理出印度軍政關係發展的主要脈絡。書中援引大量一手文獻和資料，提供了豐富生動的歷史細節，對研究印度軍事史和軍政關係發展史富有參考價值。

**尼赫魯執政時期，1962對印自衞反擊戰爆發，以印方戰敗告終。**尼赫魯建立了牢固的文人治軍制度，被歷史學家廣泛視作開明智慧的政治領袖，但印度軍方常批評尼赫魯，認為文人治軍犧牲了軍隊的專業性，削弱了印軍的戰鬥力。**尼赫魯對世界和平的樂觀想象和不結盟主義的外交原則，導致其低估了國家的安全威脅，對軍事發展（尤其是陸軍發展）在國家總體規劃中的地位重視不夠，軍隊在國家事務中的話語權不足，選派不懂軍事的文官管理軍隊，**故此對1962年的戰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穆克吉指出，此次戰敗表明印度在戰略、外交、情報、軍事、作戰行動和戰術上的全方位失敗，戰前印度軍政關係處於低谷，軍政間完全無法自由坦率地對話，甚至出現“結構性溝通中斷”。頗耐人尋味的是，戰敗並未推動印度軍政關係的修復。戰後，軍方開始堅決制止文官干涉軍務，強烈反對晉升親近政界的軍官，軍政分野進一步加大。

**夏斯特里執政時期爆發了第二次印巴戰爭（1965年），印巴雙方均宣佈獲勝。**夏斯特里沒有尼赫魯的個人權威，深知1962年戰敗後，軍方對政治領袖和文官政府的指責，因而和軍方維繫着既疏離又“和諧”的關係。印軍內部將第二次印巴戰爭的勝利看成軍政關係的典範，但穆克吉認為印軍在本次戰爭中的作戰行動和高層指揮均存在嚴重問題。在作戰指揮上，陸軍參謀長自主權極大，在開戰和停戰決策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印度在軍事優勢明顯時做出停戰決策，讓許多分析家認為印度錯失了擴大戰果的機會。這場戰爭暴露的另一問題是陸軍和空軍的協同，戰場上甚至出現多起誤傷事件。在戰略層面上，政治領袖和文官政府沒有制定清晰的戰略規劃，明確作戰目標。總體而言，這場戰爭暴露了表面和諧的軍政關係之下的深層問題：文官缺乏軍事知識，無從辨別軍方建議的優劣，只能照單全收；而軍方在制定軍事計劃和執行軍事行動上，幾乎享有完全的自主權。

**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的第三次印巴戰爭（1971年）以東巴基斯坦從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國告終，印度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場戰爭也成為印軍的高光時刻。勝利得益於文官政府與軍方良好的信任和充分的溝通。英迪拉·甘地執政初期，政治地位不很穩固，曾引發全國上下對軍事政變的擔憂。此後，甘地總理逐漸擺脱困局，軍方選拔高級軍官時，能否效忠總理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標準，由此印度迎來軍政關係最為和諧的時期。戰爭期間，英迪拉·甘地為軍隊制定了明確的政治目標，給予軍方軍事自主權的同時，較多介入作戰計劃的制定，加強了文官對軍隊的監管。軍隊也向總理提供了嚴謹審慎的軍事建議，三軍協同作戰也有所改善。此役勝利之後，英迪拉·甘地威望大漲，政治地位空前穩固，曾考慮增設國防參謀長一職，遭到空軍激烈反對，此事便擱置下來。歸根結底，文人對軍隊掌握政治權力的忌憚之心，仍十分強烈。

**拉吉夫·甘地執政時期印度出兵參加斯里蘭卡維和行動（1987-1990），**實際是鎮壓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的獨立運動。這場戰爭以失敗告終，印軍損失了約1200名士兵，並受到諸多譴責。拉吉夫·甘地是印度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政治根基較淺，個人威望不強。執政初期用人得當，頗為有力地推動了國防改革，但引發文官反對，軍政關係很快出現倒退。印度政府出兵斯里蘭卡的決定比較倉促，戰略目標也不明確，故而“軍隊行動備受牽制，好比打仗時一隻胳膊被捆在了背後”。當時的陸軍參謀長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孫達吉將軍，他和總理關係不甚融洽，強烈反對政治勢力干預軍事行動，同時印軍三軍協同問題仍不斷出現。

**在瓦傑帕伊執政時期的卡吉爾戰爭（1999年）中，印軍以重大損失換取了戰爭最後的勝利，****戰後對此役的反思也成為印度軍政關係發展的關鍵節點之一。**戰爭爆發一年多前，印巴兩國都進行了核試驗。戰爭初期，瓦傑帕伊總理承受着國際社會巨大的壓力，頗為罕見地干預了軍事行動，下令印度陸軍和空軍均不得跨越克什米爾的印巴實際控制線。這一指令具有顯著的外交優勢，但給軍隊行動和作戰帶來了諸多困擾。最終，政治領袖明確了干預軍方的意圖和原因，軍方也接受了政治領袖的意見。此外，這場戰爭的走勢受印度國內選舉政治影響頗多。**穆克吉認為，卡吉爾戰爭標誌着印度的軍政關係進入更加成熟的階段，軍政間的信任有所加強。軍政雙方建立了較好的合作模式，文官負責戰略決策，軍方享有戰術自主，受到廣泛讚賞。**戰後，針對戰爭中出現的問題，印度成立了戰爭審查委員會，提出許多針對國家安全系統的改革舉措，力圖推動三軍協同。但設立國防參謀長的建議仍遭政府、三軍甚至國大黨反對。

（二）

“對話缺失”的軍政關係

印度獨立以來的戰爭史反映出印度軍政關係的主要問題——軍政間的“對話缺失”。**具體體現在3個方面：負責治軍的文人，包括民選的政治領袖和專業的政府文官，均缺乏軍事領域的專門知識；文人治軍的制度設計滋長官僚主義，導致文官控制力過強；軍方樂於享受自身管轄權範圍內實質上的高度自治，打破權力和利益平衡的動力匱乏。**上述問題表明，“文人治軍”的理念在印度的政治實踐中難以落到實處。例如，理論上國防部長是國家安全的負責人，但是擔此重任的文官往往並不具備行使這一職責的能力。2016年印度議會上院聯邦院電視台的一檔節目中，曾在2007~200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維傑·辛格（Vijay Singh）公開承認，任職期間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國家安全的負責人，否則早就“嚇破了膽”（scared out of my wits）。

**印度不僅軍政協調溝通不暢，三軍也長期為爭奪軍費和地位“內鬥不斷”。**例如，為提升三軍協同作戰能力，早在獨立初期，與印度淵源頗深的蒙巴頓將軍便多次建議尼赫魯設置國防參謀長一職。而後數十年間屢有類似提議，均遭反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空軍和海軍忌憚強大的陸軍，擔心陸軍把持這一職位，打破三軍利益平衡，影響自身發展。印度三軍武器裝備、通訊、補給均有獨立的採購渠道和服務體系，空軍獨自發展武裝直升機，海軍與空軍採購的機型不一致等情況頻頻出現，導致大量軍費投入並未發揮應有效能。

**對話缺失的軍政關係在印度長期存在，但改革卻步履維艱。**例如，1999年的卡吉爾戰爭暴露出印度軍政和各軍種協調上的不少問題。戰後改革的呼聲甚囂塵上，但實質上卻毫無進展。穆克吉將改革遲滯歸因為三方面：一是政界對軍事政變的疑懼始終存在，同時國家沒有遭遇重大的軍事威脅，民眾普遍認為印軍的現狀足以應對當前的安全挑戰；二是選民對軍事問題關注不足，導致政治精英不願投入精力深入瞭解軍事議題，也缺乏改變軍政關係現狀的動力；三是陸海空軍各自為政，享有事實上的高度自治，文官手握權力卻不必擔負很多軍事責任，利益相關的各方都安享現狀，不願改革。

（三）

影響軍事效能的軍政關係參數

**《對話缺失》一書提出了關乎軍事效能的5個軍政關係參數：武器獲取、聯合行動、軍事教育、軍銜晉升和防務規劃，**討論了印度當前軍政制度在上述五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後果，以證明缺乏對話的軍政關係對印軍效能的負面影響。穆克吉在論述中除援引印度軍政現狀和史料之外，還頻繁地引述各國軍政關係情況並開展跨國比較，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

**武器獲取。武器獲取是複雜的工程，兼有技術與政治的雙重性質，需要軍政雙方持續溝通，是軍政關係的核心職能之一。**印度政府在獨立之初，便確立了自主生產武器的國防建設目標。目前，印度在戰略武器的研發上較為成功，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和導彈技術，但常規武器的自主研發一直困難重重。武器裝備的自主生產備受政治領袖、文官政府和公眾關注。政治領袖強調為本土軍工企業獲得軍方訂單提供諸多保障；軍方則認為印度國有軍工產業效率低下，產品質量和生產能力不足，國產武器裝備無法滿足作戰需求，但裝備國產武器導致作戰能力折損的後果卻要完全由自己承擔，因而主張進口更多武器。可見，武器自給需要政府、軍方和國防工業三方有效協同。**目前，印度尚未發展出強大的軍工產業，武器裝備高度依賴進口。**過去十年間，“武器自給”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印度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武器採購國，也自感受制於人。

**聯合行動。在歷史上的多次戰爭中，印度三軍暴露了聯合行動方面突出的問題。**印度的陸海空軍未能有效整合，基本各自獨立發展，經常相互爭奪資源，單一軍種作戰是印軍主要的作戰模式。卡吉爾戰爭後，印度開展了較為全面的國防改革，設置了綜合國防參謀部（IDS），實現了向多軍種聯合作戰的“有限過渡”，但仍未能增設國防參謀長。**穆克吉認為，軍隊高度的自主權是導致單一軍種作戰模式的直接原因，成為阻礙跨軍種聯合的最大障礙。**文人政府既缺乏必要的軍事素養，又囿於不干涉軍事業務的制度傳統，加之對打破現有政軍權力平衡和利益格局的顧慮，在加強三軍協同上無所作為，最終犧牲的是國家的軍費開支和軍隊的軍事效能。

**軍事教育。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各級軍官都要從宏觀和大局出發，瞭解戰爭的政治目的。**因而，高效的軍事教育並非單一的軍事作戰訓練，必須通過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教育教學內容，培養具有批判思維的軍事人員，而這樣的軍事教育必然需要軍界、政界和學界的共同參與。印度的專業軍事教育完全由軍隊壟斷，長於戰術和作戰導向的訓練，注重提升官兵的野戰能力、行動能力和緊急戰備能力，軍事院校一般不會配備文職教員，避免軍方將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混為一談。目前，印度軍事院校的教員基本是現役軍官，本身就由這一教育體系培養，完全繼承了重訓練、重灌輸、輕教育的傳統，使得軍隊內部的思想和風氣一成不變。印度的文官既缺乏軍事素養，也無權左右軍事教育和訓練；既無參與軍事教育的能力，也無參與的意願。

**軍銜晉升。一般而言，國家高級軍事將領的任命需要得到政治領袖的認同，而印度軍官的軍銜晉升長久以來基本由軍方自主決定。**政府偶爾介入軍隊的人事任命，但往往會引來很大爭議並引發有關軍政關係的輿情。按照程序，將官級軍官（准將及以上）的派駐和晉升需要國防部批准，但文官往往又無法合理評判軍官的履職經歷和專業能力。印度政府在軍官晉升政策的制定上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又很少干預軍事將領實際的選拔和任命。政府不能有效參與軍事將領的選拔和任命事務，既加劇了軍方和政界的隔閡，也使得軍方更加難以突破自身狹隘的利益格局。

**防務規劃。長遠的防備規劃關乎軍隊和國家發展全局，涉及政治目標和財政問題，比其他一切方面都需要軍政各方的通力協作。**由於軍政關係不和諧，印度一直未能制定長期的、富有政治遠見的戰略規劃，有學者將此現象稱為“漫無目的的武裝”。文官缺乏軍事素養是當前印度防務規劃最為嚴重的問題。國防部的文官需要負責審查軍方制定的計劃，同時擁有決定預算撥款的權力。如果他們不具備必需的軍事素養，就無法為軍隊提供戰略指導，也無法專業地判定軍隊計劃的優先級別，加以合理整合，履行審查職能就變得非常困難。文官的不作為會導致軍隊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使得軍隊傾向於不顧各方條件限制和國家長遠利益，制定出追求短期利益或不具備執行條件的國防規劃。

（四）

“理想模型”的困境

《對話缺失》檢視了印度軍政關係的實際狀況，説明文人治軍模式在印度語境下運行的困境：**印度以軍事效能低下為代價，換取了文人治軍的成功。**這一結論和亨廷頓“客觀文人治軍”理論的預測截然相反，表明把軍政雙方截然分為“政治的”和“軍事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在政治實踐中並不可行。穆克吉指出，在美國和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儘管軍政溝通的情況比印度好得多，但是軍政“對話缺失”的現象卻普遍存在，其中政府文官缺乏軍事知識和軍事能力的現象，在各國都是突出的問題。應該説《對話缺失》一書的結論，具有一定普遍性。

《對話缺失》雖然揭示了“文人治軍”模式在印度的現實困境，但提供的解決方案**並未實質性地突破西方分權制衡（check & balance）的軍政理念框架：既然病灶在於缺乏對話，那解決問題便要大力倡導軍政間的對話和溝通。**同時，穆克吉一再指出，政治領袖和政府文官提升軍事素養是“文人治軍”得以成功的關鍵，只有具備了充分的軍事素養，才能確保文人治軍的決策正確（informed civilian intervention）。

**軍事是高度複雜的政治活動，將軍隊置於“職業化”的政治真空，無疑只能是理論的空想。**有學者認為，即便在軍事技術高度發達的美國，當代軍事職業化的發展形態也導致了軍事精英與文官的同質化，使得軍人更善於從政治層面處理問題，而多元社會的文明衝突也強化了軍事行動的政治意義。**此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種族等情況，同歐美髮達國家差異很大，簡單地移植西方軍政制度，往往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撕裂和國內時局動盪。**前殖民地國家立國之初軍事政變頻發的現象，即能説明這一問題。整合有限力量、加強各方協作，反倒更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謀生存、求發展的一條有效途徑。

三、莫迪政府的軍事改革

《對話缺失》在印度掀起強烈反響，和莫迪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的軍事改革不無關聯。該書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莫迪政府軍事改革的軍政關係視角。

**誠如穆克吉所説，“對話缺失”的軍政關係和各自為政的三軍關係，已成印度多年積弊。**雄心勃勃的莫迪2014年上台後，很快就宣佈了軍事改革計劃。2019年莫迪獲得連任，更是大力推進軍事改革，本輪軍事改革已然成為印度獨立以來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廣的國防改革計劃，且已成效初顯。莫迪軍事改革的重要舉措包括變革陳舊的軍事學説，制定長遠的國防規劃和軍事戰略，增加和調整國防預算，大力推動武器裝備國產化，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國防工業等。同時，也包括大量調整軍政關係、促進三軍協同的舉措，試圖打破印軍長期形成的傳統思維和作戰模式。例如，2017年4月，印度國防部頒佈了《印度軍隊聯合條令》，力圖改變三軍各自為戰的局面；2018年4月，印度組建了國防計劃委員會，負責起草長期全面的國家安全戰略。2019年8月15日，莫迪在獨立日演講時宣佈，印度將設立國防參謀長（CDS）一職。2020年1月1日，前陸軍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正式就任第一任國防參謀長。拉瓦特上任後很快對外公佈了《軍事改革重大決議》，又在當年5月和次年9月推出了軍事改革的新舉措，裝備本土化、軍隊戰區化、三軍一體化的軍事改革方向逐漸明朗。2021年12月拉瓦特在飛機失事中意外喪生，之後印度政府宣佈任命阿尼爾·喬漢（Anil Chauhan）為第二任國防參謀長。

**莫迪政府軍事改革的舉措之中，設立國防參謀長最為引人注目，被外界視為印度軍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印度傳統軍政制度的不足。**國防參謀長將成為政府的首席軍事顧問，肩負統一各大軍種意見，協調各軍種作戰的重任，還負責掌管軍隊資金。這一變化意圖更好地將武裝部隊納入政府體系，使其能充分參與決策，促進軍事指揮部之間的聯合行動，提高三軍效率，增強軍種協同能力，幫助印度更好面對現代戰爭不斷變化的挑戰。從印度國防改革的政策看，《對話缺失》對印度軍政關係的分析切中要害，穆克吉的建議和莫迪政府的新政高度吻合，書中觀點已在印度軍事改革的實踐中得到了部分印證。

**短期來看，指揮體制和作戰模式的變革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軍的機動性，但莫迪政府試圖通過軍事改革提升軍事效能的實際效果仍有待長期觀察。**有學者研究認為，改革將觸動長期以來形成的各軍政利益集團，引發新一輪政治博弈；文人治軍會有所削弱，文官集團對待改革態度消極；軍方雖然是整體上的受益者，但三軍統合的過程中，各軍種會加強對資源和指揮權的爭奪；軍事制度和軍事理念的變化，則需要更長的過程；改革的效果還會受印度未來經濟走勢的極大影響。

印度一貫視中國為亞洲最大的競爭對手，曾公開表示“一帶一路”倡議不符合其國家利益，與其在南亞地區的優勢相沖突。印度還與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積極建立軍事外交、深入開展防務合作，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莫迪執政期間，中印關係經歷多次起伏。印度也屢屢將邊境分歧作為同中方博弈的籌碼。由於中印存在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印度軍事改革的動向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作者簡介：

趙宏，華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副教授；

高民政，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