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華社記者幾篇內參引發了怎樣的震動？_風聞

作者：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

1980年3月，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四位新華社記者奔赴西北，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他們寫下大量的“內參報道”，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這裏，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裏，只見一個乾瘦如柴的老頭，縮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説，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着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説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説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着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着説：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着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説：“不瞞你同志，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

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再西渡黃河到陝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鹹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頭、串飯店，討飯的人比前幾年少多了——一般縣城裏都只有一兩個、兩三個要飯的。其中延安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們曾經訪問過延安。

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在另一家食堂門口，坐着一個瞎眼老漢，手裏端着一隻飯碗，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是姚店公社紙坊生產隊的人，已經七十五歲了。年前隊裏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頭。三伏天，他下身還穿着去年冬季國家救濟的一條舊黃軍棉褲。

緊挨着老漢還坐着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説苦情，同病相憐，兩眼珠淚滾滾。

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着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裏，再遣返回去。

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飯，車剛一停，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鑽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這些人已經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了。有的人還跟公安人員頂嘴，毛主席、共產黨哪一條政策規定不準要飯，沒有糧吃就該在家裏等着餓死嗎？公安人員無言可答。

要飯的人遣返不完，是因為農村實在沒有糧了。據地委的同志講，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分之一農民吃糠，還有一部分農民連糠也吃不上了。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穀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穀皮六斤。有些社員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穀皮，但這也並不能敞開換，要走後門才行。什麼門路也沒有的農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後，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這一次，我們再訪延安，情況大為好轉。6月13日下午，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一共只遇到八個要飯的。

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裏，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收容人數與年俱減：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陝北的農民已經從貧困飢餓的“深溝”裏，開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的消息傳到北京，人人皆感興奮。作為時代腳印的記錄者，我們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動。然而，激動之餘，心裏又有一種説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十一個年頭，我們還要把要飯人數的多寡當做一把尺子，去衡量農村形勢的好壞，這是多麼令人心酸的標準呵！

“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我們在延安訪問期間，地委正在開北部七縣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加快改變窮社面貌問題。

這裏普遍都窮，為何又單獨提出“窮社”問題？經過介紹才知道，1979年全地區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個縣。在這七個縣的一百零四個公社中，又有三十六個公社從合作化以來基本沒有過過好日子，在飢寒交迫中掙扎了二十來年。

那些地方到底窮到了什麼地步？我們決定挑幾個看一看。

第一個目標是安塞縣的王家灣公社。之所以選中它，是因為這個公社的所在地——王家灣大隊，曾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在1947年率領“崑崙縱隊”（中央機關的代號）轉戰陝北途中，除米脂縣楊家溝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們從延安驅車出發，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安塞縣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漸漸狹窄起來，兩旁懸崖壁立，公路就在懸崖的半腰中盤來盤去。約摸又過了一小時，汽車順着延河的一條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當汽車吃力地從溝底爬上山頂時，放眼望去，只見萬千羣山，一座挨一座，無窮無盡，恰似層層疊疊的浪濤。

司機同志説，這就是當年劉志丹、謝子長帶領農民“鬧紅”的橫山。

在羣山的峯巔上千旋百轉了兩個小時，終於到了王家灣。

從紅石山頭往下眺望，只見三座山峯腳下夾着一塊幾畝地大小的谷地。一條小河從谷地中間穿過，河岸兩邊，各有幾排瓦房，圍牆雪白耀眼——這是新蓋的公社糧庫和公社機關。公社背後的山坡上，錯錯落落現出上下幾層窯洞。粗粗一看，王家灣不失為一個秀麗的山村。

然而，聽了公社副書記雷步升的介紹，我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在毛主席離開這裏三十三年後的今天，這裏竟然是這樣的貧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從集體分到口糧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現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後1點，正是社員吃晌午飯的時候，我們去拜訪了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現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

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如今已經七十二歲，老伴已去世，全家現有十一口，分了兩家。

我們先看了看他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麪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裏除了一盤炕，一個鍋台，幾隻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隻缸裏還有一點高粱，鍋台上還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裏，只見一個乾瘦如柴的老頭，縮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説，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着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説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説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着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着説：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着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説：“不瞞你同志，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説到這裏，老漢又痛苦得説不出話來。

寒冬已經過去了

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漢，我們趕緊改變話題，問起當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這一問，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閃出了感奮的神色，説：“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後晌，來了一支俺們的部隊，大約三百來人。俺那會當代表主任，有幾個軍人就來找俺，説部隊要在這裏住幾天，看看有啥困難？俺説吃的糧沒麻達（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們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羅大隊長（後來才知道他是羅青長同志）的説：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們自己解決。後來，部隊一住住了五十八天。頭二十多天，部隊就吃自己帶來的一點米和俺們籌的糧，等到5月初蟠龍鎮打下了，大部隊才送來了洋麪。那會子王家灣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麼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俺們沒有餘糧咋能成？就説俺家，那會八口人，在村裏是窮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洋芋還不算在內，醃的酸菜，曬的幹瓜片、乾紅豆角也吃不完。

王家灣公社的東鄰，就是烈士謝子長的家鄉——子長縣李家岔公社。

我們看望了社員薛登恩家。進窯一看，炕上沒有氈，也沒有褥子，只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炕蓆。趕來看熱鬧的一位社員有意點穿：“別看這張席這樣爛，連這還是別人借給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牀油膩膩的像破魚網似的爛被子——它們也是前些年國家救濟的。灶台上有大小兩口鍋，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東西。我們信口而出：“是餵豬的？”陪同來的生產隊長忙説：“哎，這是他家的飯哩。”

在這破窯洞裏，唯一像樣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紅色布襯衣。隊長又特為作了説明：“這件衣服是他十八歲的閨女偷空刨中藥，得了三塊錢，才買來的。這麼大的閨女，沒有一件衣裳咋出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