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度製造想要“替代中國”？還是先趕上越南吧…_風聞

編者按

印度希望抓住全球產業鏈重構機遇，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但跨國企業案例與宏觀數據對比顯示，印度製造業發展遠不及預期：儘管坐擁龐大市場與人口紅利，官僚壁壘、政策波動與“摩擦成本”高企等因素持續削弱其競爭力。反而是越南憑藉穩定的政策環境與中國產業鏈協同優勢，實現對印度彎道超車。面對每年1400萬新增就業人口帶來的就業安置壓力，印度亟需突破制度性瓶頸，否則關税壁壘、土地成本與勞工保護間的政策失衡，將讓其不斷錯失機遇。莫迪政府的新激勵措施能否重構產業吸引力，或將取決於其如何在開放承諾與保護主義間找到平衡點。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當企業着手將供應鏈自遷出中國時，印度聲稱自己已籌備妥當，志在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然而，時至今日，這一願景遠未達成。

十年前，印度將自己定位為企業尋求生產多元化的優先目的地，這一供應鏈多元化戰略被稱為“中國+1”戰略（China Plus One strategy）。當前，印度面臨嚴峻現實：諸如越南這類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取得的成效遠超印度。

通過採訪二十多位企業高管、政府官員以及外交官發現，印度繁雜的官僚流程、限制性的進口政策以及難以預測的監管規定疊加，導致跨國企業難以全力投入印度市場。由於所討論的經濟問題較為敏感，眾多受訪者要求匿名。

一位前印度大使表示，“情況正逐步改善，但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印度在吸引外資方面比不上越南。”

鋪天蓋地宣傳印度總理莫迪旗艦性倡議——“印度製造”的龐大聲浪，掩蓋了錯失交易機會、投資陷入停滯，以及企業悄然轉向其他地區發展的實情。

數家中國台灣半導體企業曾赴印度實地考察，最終卻都選擇放棄投資。三星於 2018年宣稱印度將成為其在亞洲最大工廠的落户地，然而該公司仍持續加大對越南的投資。就連在印度表現最為突出的蘋果公司，也面臨諸多阻礙，其從中國轉移產能的計劃進程放緩。

“我們認為自身擁有龐大市場，並且覺得我們配得上這些品牌，” 印度市場分析師卡武薩（Faisal Kawoosa）説道，“但競爭無處不在。而越南在吸引外資方面做得更為出色。”

一、兩個國家、兩家企業的發展歷程

製造商們希望降低對華依賴，但三星和蘋果兩大巨頭們的選擇，代表了不同路徑。韓國的三星公司，自上世紀90年代便開始在印度生產電視，但其隨後將下一階段的擴張重點放在越南。與此同時，蘋果公司則將目光聚焦於印度。

如今，三星的多數智能手機在越南生產。三星在越南擁有六家工廠，投資額超 230 億美元（$23 billion）。越南的生產使得其可以關閉在中國的生產業務。

相較而言，蘋果公司的多數產品仍在中國生產。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蘋果公司僅有15%的產品在印度生產，遠未達到該公司到2024年將這一比例提升至25%的目標。“在蘋果的規劃中，15%的產能轉移比例並不理想，”該人士稱，“這並非他們期望的速度。”目前，蘋果公司、三星公司均拒絕就本文置評。

該知情人士還表示，印度政府對零部件進口（尤其是從中國進口）的限制，以及當地生產質量問題，給蘋果公司的全球製造管理層帶來“摩擦與挫敗感”。印度工人罷工事件也為公司敲響“現實警鐘”。

“這是蘋果公司不願面對的狀況，” 這位知情人士提及了 2021 年南印泰米爾納德邦一家富士康（蘋果公司主要的製造合作伙伴）iPhone組裝廠發生的抗議事件。當時有報道稱，工廠員工宿舍發生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後，2000 名女工封鎖了一條高速公路。

富士康未回應置評請求。

自2024年9月起，三星位於泰米爾納德邦生產家電的工廠至少發生了三起工人罷工事件。而在管控嚴格的越南，勞資糾紛相對比較少見。

一位在印越兩國均有業務經驗的全球市場總監表示，“越南具備強有力的中央決策支持與長期規劃，這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穩定性，”而印度龐大的民主制度與權力分散的治理模式導致了“政策不一致”，“這與企業所追求的穩定經營環境相悖。”

2015-2023年越南、印度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百分比對比。圖源：《華盛頓郵報》

分析人士稱，越南與中國的緊密聯繫使其相比印度更具優勢，也使其成為尋求產業轉移企業的自然之選。相比之下，在2020年兩國邊境衝突後，印度大幅削減了來自中國的投資。

如今，越南電子產業規模達1260億美元（$126 billion），是印度的三倍多——儘管印度國土面積是越南的10倍，人口是越南的14倍。

貿易數據也凸顯了這種差距。越南現已成為美國的第六大貿易伙伴，2014年時其排名僅為第15位。印度則仍停留在第10位。高盛今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度對美國的出口在所有新興經濟體中處於最低水平行列。

二、印度面臨的困局

在經濟增長勢頭趨緩的大背景下，印度所面臨的緊迫性與日俱增。該國深陷嚴重的就業危機之中，每年有1400萬人湧入勞動力市場，然而印度卻難以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製造業作為印度急需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資引入進展緩慢，成為問題癥結的關鍵所在。

甚至印度政府自身的評估也正視這一現實。印度國家政策規劃機構在2024年12月發佈的報告中總結：“截至目前，印度在利用‘中國+1’戰略機遇上成效有限。”報告指出，東南亞國家因勞動力成本更低、監管更簡便、税收政策優惠，吸引了更多投資。

印度科技部秘書克里什南（S. Krishnan）表示，“印政府對我們並非企業唯一選擇這一境況心知肚明。”

印政府2023年的一份議會報告指出，印度“未能在那些從中國轉移出來的企業中樹立良好形象”。

印度財政委員會主席帕納加里亞（Anand Panagariya）在2024年12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我們的劣勢主要集中在政策層面，土地價格被推高至不合理水平，同時勞動力僱傭也困難重重。”《印度快報》對此次演講進行了報道。

2024年9月，工人們在位於金奈附近三星印度工廠內舉行抗議活動，要求認可他們的工會組織。圖源：蓋蒂圖片社

三、錯失的發展機遇

印度政府多次敦促中國台灣半導體企業在古吉拉特邦（印總理莫迪的家鄉）建廠，但這些敦促努力大多以失敗告終。

一位瞭解相關情況的印度高官表示，“由於關税問題，印度未能吸引更多台灣投資，”很多企業“在疫情期間來印考察，隨後決定不再重返，因為在這裏無利可圖。”

該高級官員稱，半導體制造公司力積電（PSMC）在評估風險後，放棄了與印企塔塔集團（Tata Group）成立合資公司的計劃，轉而選擇出售技術，並協助塔塔建設工廠。富士康與印集團韋丹塔（Vedanta）之間總價195億美元的半導體合作項目也於2023年宣告失敗。

韋丹塔、力積電均未回應媒體置評請求。

“企業着眼印度市場時滿懷憧憬，然而緊接着便會核算在印度開展業務的‘摩擦成本’（frictional cost）。”這位總監稱。

這種遲疑並非僅侷限於半導體生產領域。日本駐印度商會秘書長杉野健二（Kenji Sugino）指出，平均而言，每十家諮詢印度業務的日本企業中，僅有一家會切實付諸行動，前往印度投資。杉野進一步補充，目前總共僅有約10家日本企業成功將業務從中國轉移到了印度。

即便成功進入印度市場的企業，也往往面臨諸多困境。日本汽車企業就時常抱怨印度低滾阻輪胎進口關税過高。因監管方面的問題，印度海關曾攔截新日本製鐵公司（Nippon Steel）的關鍵貨物，長達數月不予放行，致使該公司遭受重大損失。

對於關注印度的跨國企業而言，歷史上不乏警示事例。

據一位知情的印度高管透露，日本製藥巨頭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在2013年付出高昂代價撤離印度市場。其原因是美國政府部門發現，第一三共收購的一家印度公司存在偽造數據行為，且向美國出售違禁出口產品。

自2020年起，通用汽車至少歷時四年試圖出售其在印度的工廠。然而，相關規定要求新買家必須保留原有的員工體系，這使得通用的出售計劃不斷受挫。

當前，印度政府正謀劃推出新的激勵舉措，以吸引外國企業赴印投資，其中包括針對零部件製造提供補貼。同時，印度期望與美國特朗普政府達成一項貿易協議。若該協議達成，可能會降低印度的關税水平，進而提升在印度開展製造業生產的吸引力。

“世界需要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既能生產高質量產品，又擁有穩定的供應鏈。”莫迪於2025年3月指出，“我期望印度能夠契合世界的期待。”

作者簡介：卡瑞詩瑪·梅赫羅特拉（Karishma Mehrotra），《華盛頓郵報》南亞報道記者，曾為富布賴特項目學者，為《廣播實驗室》（radiolab）、《華爾街日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印度快報》《卷軸報》《彭博商業週刊》撰文。